15. 為什麼要“重新帶回國家”？比較政治學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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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則像是另一個人寫的。
盡管他觀點的變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變化則确定無疑。
在2015年的一篇名為“民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寫道：“為什麼世界範圍内民主的表現會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許多新興和現存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沒有跟上人們對于民主的需求。
沒有成功地建立現代的、良治的國家，是近來民主轉型的阿基裡斯之踵。
”看上去，福山在繞了一大圈之後，重新回到了他的導師亨廷頓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并不存在純粹的政治學問題——政治學研究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學問題。
每一次政治趨勢的巨大變化，都會帶來政治學研究框架的巨大變化。
當然，也正是因為政治趨勢總在變化，我們不能輕易判處任何研究視角的“死刑”，因為如果昨天過時的今天可能回歸，那麼今天過時的明天也可能回歸。
這種“風水輪流轉”的景象與其說證明了學術研究的輕浮，不如說顯示了它的彈性——政治生活本身是複雜的和多變的，所以政治學研究也理應如此。
國家能力何以至關重要？ 既然國家重新被帶回，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國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兒？對此，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闡釋，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當然是“國家”對于秩序建構的重要性。
我們上次講過，國家的本質是暴力從分散走向壟斷。
因此，一個強國家一定是實現了暴力高度壟斷的國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減少。
曆史地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曾經有一個說法來形容這個變化，叫作“流寇變坐寇”，rovingbandits變stationarybandits。
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以前可能有10夥、20夥匪徒輪流來打劫你，現在隻剩下一夥了。
一夥匪徒雖然也很危險，但是如果這一夥匪徒明确了自己對這塊領地的所有權，他們就有部分的動力去保護這塊領土、發展這塊領地，畢竟，你把雞都給殺了，就再也撿不到雞蛋了。
但是，當匪徒多達10夥、20夥的時候，沒有任何匪徒會有動力去發展這塊領地，因為我養雞可能是你去撿雞蛋，我種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養豬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為什麼要保護好這塊領地？所以，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可以說是一個領地的“産權明晰化”過程，而産權的明晰有助于秩序與效率的提高。
從曆史上來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規模減少。
我們前面講到過“和平的爆發”，講到過去幾百年，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戰争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
但是，曆史上，暴力下降最顯著的階段，出現于更早的“國家革命”發生之際，即，人類從部落制、封建制、帝國制走向主權國家這一組織形式之際。
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下頁這張圖（圖3-1）。
圖3-1 “非國家社會”與“國家社會”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每10萬人暴力死亡人數） （圖片來源：OurWorldinData網站） 這張圖的上方，是“非國家社會”的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下方是“國家社會”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出，這個對比非常醒目，幾乎是斷崖式的。
以前我們想象原始社會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會，人們依山傍水過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盧梭幹脆把原始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但是，各種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極其殘酷的暴力沖突當中，因為缺乏暴力的壟斷而時時刻刻面臨着生命的危險。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幫橫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軍閥混戰，雖然不像原始社會那樣徹底無政府，但也是國家能力低下的表現。
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其實一個國家陷入長期内戰，往往未必是因為叛軍多麼強大，而可能僅僅是因為政府軍過于軟弱，無法将星星之火掐滅。
這意味着，在國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亂分子可能隻需要三五千人，在偏遠處找到根據地，并且通過某種地下經濟渠道獲得财源，比如鴉片、礦
盡管他觀點的變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變化則确定無疑。
在2015年的一篇名為“民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寫道：“為什麼世界範圍内民主的表現會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許多新興和現存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沒有跟上人們對于民主的需求。
沒有成功地建立現代的、良治的國家，是近來民主轉型的阿基裡斯之踵。
”看上去，福山在繞了一大圈之後，重新回到了他的導師亨廷頓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并不存在純粹的政治學問題——政治學研究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學問題。
每一次政治趨勢的巨大變化，都會帶來政治學研究框架的巨大變化。
當然，也正是因為政治趨勢總在變化，我們不能輕易判處任何研究視角的“死刑”，因為如果昨天過時的今天可能回歸，那麼今天過時的明天也可能回歸。
這種“風水輪流轉”的景象與其說證明了學術研究的輕浮，不如說顯示了它的彈性——政治生活本身是複雜的和多變的，所以政治學研究也理應如此。
國家能力何以至關重要？ 既然國家重新被帶回，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國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兒？對此，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闡釋，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當然是“國家”對于秩序建構的重要性。
我們上次講過，國家的本質是暴力從分散走向壟斷。
因此，一個強國家一定是實現了暴力高度壟斷的國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減少。
曆史地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曾經有一個說法來形容這個變化，叫作“流寇變坐寇”，rovingbandits變stationarybandits。
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以前可能有10夥、20夥匪徒輪流來打劫你，現在隻剩下一夥了。
一夥匪徒雖然也很危險，但是如果這一夥匪徒明确了自己對這塊領地的所有權，他們就有部分的動力去保護這塊領土、發展這塊領地，畢竟，你把雞都給殺了，就再也撿不到雞蛋了。
但是，當匪徒多達10夥、20夥的時候，沒有任何匪徒會有動力去發展這塊領地，因為我養雞可能是你去撿雞蛋，我種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養豬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為什麼要保護好這塊領地？所以，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可以說是一個領地的“産權明晰化”過程，而産權的明晰有助于秩序與效率的提高。
從曆史上來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規模減少。
我們前面講到過“和平的爆發”，講到過去幾百年，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戰争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
但是，曆史上，暴力下降最顯著的階段，出現于更早的“國家革命”發生之際，即，人類從部落制、封建制、帝國制走向主權國家這一組織形式之際。
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下頁這張圖（圖3-1）。
圖3-1 “非國家社會”與“國家社會”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每10萬人暴力死亡人數） （圖片來源：OurWorldinData網站） 這張圖的上方，是“非國家社會”的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下方是“國家社會”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出，這個對比非常醒目，幾乎是斷崖式的。
以前我們想象原始社會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會，人們依山傍水過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盧梭幹脆把原始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但是，各種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極其殘酷的暴力沖突當中，因為缺乏暴力的壟斷而時時刻刻面臨着生命的危險。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幫橫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軍閥混戰，雖然不像原始社會那樣徹底無政府，但也是國家能力低下的表現。
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其實一個國家陷入長期内戰，往往未必是因為叛軍多麼強大，而可能僅僅是因為政府軍過于軟弱，無法将星星之火掐滅。
這意味着，在國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亂分子可能隻需要三五千人，在偏遠處找到根據地，并且通過某種地下經濟渠道獲得财源，比如鴉片、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