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為什麼要“重新帶回國家”？比較政治學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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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國際政治形勢又變化了。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是蘇聯的垮台，而這個變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學焦點，2008年左右之後，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
于是，人們又開始發問：如果制度主義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沒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國能夠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國家則深陷泥沼？制度或許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餘變量”。
這個“剩餘變量”是什麼？于是，人們又回到了“國家”。
最能代表這種研究轉向的，莫過于亨廷頓的學生福山。
我們之前提到過《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這本書，因為這本書，福山一度被視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
但是，他2010年後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則像是另一個人寫的。
盡管他觀點的變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變化則确定無疑。
在2015年的一篇名為“民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寫道：“為什麼世界範圍内民主的表現會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許多新興和現存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沒有跟上人們對于民主的需求。
沒有成功地建立現代的、良治的國家，是近來民主轉型的阿基裡斯之踵。
”看上去，福山在繞了一大圈之後，重新回到了他的導師亨廷頓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并不存在純粹的政治學問題——政治學研究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學問題。
每一次政治趨勢的巨大變化，都會帶來政治學研究框架的巨大變化。
當然，也正是因為政治趨勢總在變化，我們不能輕易判處任何研究視角的“死刑”，因為如果昨天過時的今天可能回歸，那麼今天過時的明天也可能回歸。
這種“風水輪流轉”的景象與其說證明了學術研究的輕浮，不如說顯示了它的彈性——政治生活本身是複雜的和多變的，所以政治學研究也理應如此。
國家能力何以至關重要？ 既然國家重新被帶回，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國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兒？對此，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闡釋，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當然是“國家”對于秩序建構的重要性。
我們上次講過，國家的本質是暴力從分散走向壟斷。
因此，一個強國家一定是實現了暴力高度壟斷的國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減少。
曆史地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曾經有一個說法來形容這個變化，叫作“流寇變坐寇”，rovingbandits變stationarybandits。
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以前可能有10夥、20夥匪徒輪流來打劫你，現在隻剩下一夥了。
一夥匪徒雖然也很危險，但是如果這一夥匪徒明确了自己對這塊領地的所有權，他們就有部分的動力去保護這塊領土、發展這塊領地，畢竟，你把雞都給殺了，就再也撿不到雞蛋了。
但是，當匪徒多達10夥、20夥的時候，沒有任何匪徒會有動力去發展這塊領地，因為我養雞可能是你去撿雞蛋，我種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養豬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為什麼要保護好這塊領地？所以，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可以說是一個領地的“産權明晰化”過程，而産權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是蘇聯的垮台，而這個變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學焦點，2008年左右之後，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
于是，人們又開始發問：如果制度主義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沒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國能夠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國家則深陷泥沼？制度或許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餘變量”。
這個“剩餘變量”是什麼？于是，人們又回到了“國家”。
最能代表這種研究轉向的，莫過于亨廷頓的學生福山。
我們之前提到過《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這本書，因為這本書，福山一度被視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
但是，他2010年後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則像是另一個人寫的。
盡管他觀點的變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變化則确定無疑。
在2015年的一篇名為“民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寫道：“為什麼世界範圍内民主的表現會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許多新興和現存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沒有跟上人們對于民主的需求。
沒有成功地建立現代的、良治的國家，是近來民主轉型的阿基裡斯之踵。
”看上去，福山在繞了一大圈之後，重新回到了他的導師亨廷頓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并不存在純粹的政治學問題——政治學研究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學問題。
每一次政治趨勢的巨大變化，都會帶來政治學研究框架的巨大變化。
當然，也正是因為政治趨勢總在變化，我們不能輕易判處任何研究視角的“死刑”，因為如果昨天過時的今天可能回歸，那麼今天過時的明天也可能回歸。
這種“風水輪流轉”的景象與其說證明了學術研究的輕浮，不如說顯示了它的彈性——政治生活本身是複雜的和多變的，所以政治學研究也理應如此。
國家能力何以至關重要？ 既然國家重新被帶回，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國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兒？對此，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闡釋，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當然是“國家”對于秩序建構的重要性。
我們上次講過，國家的本質是暴力從分散走向壟斷。
因此，一個強國家一定是實現了暴力高度壟斷的國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減少。
曆史地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曾經有一個說法來形容這個變化，叫作“流寇變坐寇”，rovingbandits變stationarybandits。
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以前可能有10夥、20夥匪徒輪流來打劫你，現在隻剩下一夥了。
一夥匪徒雖然也很危險，但是如果這一夥匪徒明确了自己對這塊領地的所有權，他們就有部分的動力去保護這塊領土、發展這塊領地，畢竟，你把雞都給殺了，就再也撿不到雞蛋了。
但是，當匪徒多達10夥、20夥的時候，沒有任何匪徒會有動力去發展這塊領地，因為我養雞可能是你去撿雞蛋，我種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養豬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為什麼要保護好這塊領地？所以，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可以說是一個領地的“産權明晰化”過程，而産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