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為什麼要“重新帶回國家”？比較政治學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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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晰有助于秩序與效率的提高。
從曆史上來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規模減少。
我們前面講到過“和平的爆發”，講到過去幾百年，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戰争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
但是，曆史上，暴力下降最顯著的階段，出現于更早的“國家革命”發生之際，即，人類從部落制、封建制、帝國制走向主權國家這一組織形式之際。
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下頁這張圖（圖3-1）。
圖3-1 “非國家社會”與“國家社會”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每10萬人暴力死亡人數） （圖片來源：OurWorldinData網站） 這張圖的上方，是“非國家社會”的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下方是“國家社會”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出，這個對比非常醒目，幾乎是斷崖式的。
以前我們想象原始社會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會，人們依山傍水過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盧梭幹脆把原始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但是，各種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極其殘酷的暴力沖突當中，因為缺乏暴力的壟斷而時時刻刻面臨着生命的危險。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幫橫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軍閥混戰，雖然不像原始社會那樣徹底無政府，但也是國家能力低下的表現。
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其實一個國家陷入長期内戰，往往未必是因為叛軍多麼強大，而可能僅僅是因為政府軍過于軟弱，無法将星星之火掐滅。
這意味着，在國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亂分子可能隻需要三五千人，在偏遠處找到根據地，并且通過某種地下經濟渠道獲得财源，比如鴉片、礦産、石油，就可以将一個國家拖入長期的内戰，把一個小傷口變成大面積的感染。
而那些國家能力強大的國家，往往能夠在叛軍崛起的源頭就将其剿滅，從而避免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
也就是說，國家能力是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
一隻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隻要那隻老虎病得更嚴重就行。
“國家”的第二個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務。
這一點應該說非常容易理解。
國家是暴力機器，但不僅僅是暴力機器。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我們賦予國家很多功能。
古代的時候，老百姓如果被偷被搶，或者家裡人被打被殺，可能會去告官，但是通常而言，老百姓不會因為孩子上不起學而跑到官府門前去要求“受教育權”，也不會因為看不起病而要求政府提供“醫保”。
現代國家就不同了，你上不起學找政府、看不起病找政府、失業了找政府、門口路壞了找政府、失火了也找政府，甚至連鄰居家裝修太吵了，你可能都會撥打“市長熱線”。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對政府有這麼多要求，它如何做到？顯然，隻有那些具有強大征稅能力的國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這當然不是說，具有強大征稅能力的政府一定會把錢花在公共服務上，或者一定能把錢花得合理，但是征稅能力是公共服務的必要條件之一，這一點恐怕沒有争議。
我們常常羨慕北歐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稅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稅能力。
很多國家的民衆羨慕中國的高鐵、中國的基礎設施，這背後同樣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組織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
從曆史上來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規模減少。
我們前面講到過“和平的爆發”，講到過去幾百年，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戰争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
但是，曆史上，暴力下降最顯著的階段，出現于更早的“國家革命”發生之際，即，人類從部落制、封建制、帝國制走向主權國家這一組織形式之際。
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下頁這張圖（圖3-1）。
圖3-1 “非國家社會”與“國家社會”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每10萬人暴力死亡人數） （圖片來源：OurWorldinData網站） 這張圖的上方，是“非國家社會”的暴力沖突死亡人數比例，下方是“國家社會”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出，這個對比非常醒目，幾乎是斷崖式的。
以前我們想象原始社會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會，人們依山傍水過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盧梭幹脆把原始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但是，各種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極其殘酷的暴力沖突當中，因為缺乏暴力的壟斷而時時刻刻面臨着生命的危險。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幫橫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軍閥混戰，雖然不像原始社會那樣徹底無政府，但也是國家能力低下的表現。
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其實一個國家陷入長期内戰，往往未必是因為叛軍多麼強大，而可能僅僅是因為政府軍過于軟弱，無法将星星之火掐滅。
這意味着，在國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亂分子可能隻需要三五千人，在偏遠處找到根據地，并且通過某種地下經濟渠道獲得财源，比如鴉片、礦産、石油，就可以将一個國家拖入長期的内戰，把一個小傷口變成大面積的感染。
而那些國家能力強大的國家，往往能夠在叛軍崛起的源頭就将其剿滅，從而避免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
也就是說，國家能力是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
一隻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隻要那隻老虎病得更嚴重就行。
“國家”的第二個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務。
這一點應該說非常容易理解。
國家是暴力機器，但不僅僅是暴力機器。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我們賦予國家很多功能。
古代的時候，老百姓如果被偷被搶，或者家裡人被打被殺，可能會去告官，但是通常而言，老百姓不會因為孩子上不起學而跑到官府門前去要求“受教育權”，也不會因為看不起病而要求政府提供“醫保”。
現代國家就不同了，你上不起學找政府、看不起病找政府、失業了找政府、門口路壞了找政府、失火了也找政府，甚至連鄰居家裝修太吵了，你可能都會撥打“市長熱線”。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對政府有這麼多要求，它如何做到？顯然，隻有那些具有強大征稅能力的國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這當然不是說，具有強大征稅能力的政府一定會把錢花在公共服務上，或者一定能把錢花得合理，但是征稅能力是公共服務的必要條件之一，這一點恐怕沒有争議。
我們常常羨慕北歐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稅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稅能力。
很多國家的民衆羨慕中國的高鐵、中國的基礎設施，這背後同樣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組織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