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為什麼要“重新帶回國家”？比較政治學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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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常常是安裝雙重鋼鐵門、電網、保安塔、遠程監控系統，甚至還有無人機來回巡邏。
上次課談到的墨西哥是另一個例子。
墨西哥有個城市蒂華納（Tijuana），被稱為“世界謀殺之都”。
這個城市在20年前，還是一個著名的旅遊城市，經濟繁榮、遊人如織，但是，由于黑幫坐大，到處敲詐商鋪、餐館、酒店，慢慢地，各種店鋪都逐漸關門，一個曾經繁華的旅遊城市凋零為一個空空蕩蕩的鬼城。
而這恰恰是國家能力缺失造成的局面。
除了産權保護，還有學者認為，國家對經濟發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領作用，它不僅僅是保護産權的警察，還可以是經濟發展的引擎。
前面我們講到，“東亞奇迹”的出現帶動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興起。
中國的崛起，則被視為是這一理論的又一例證。
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寫了一系列的書，試圖說明所有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有過國家積極幹預經濟的階段。
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比如林毅夫教授，也提出“有為政府”的概念，以此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
當然，此類理論也存在着很多争議。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of政府幹預，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of政府幹預，也有很多争論。
大家以後可以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國家能力的曆史投影 所以，總結一下，國家能力很重要：它締造秩序，它是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的前提，它保護産權以促進經濟發展，它甚至可能還是特定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動機。
在各種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還不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這種重要性的可持續性。
我讀過一篇文章，在比較了德國被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和沒有被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後，作者發現，在當代，前者比後者明顯經濟更發達，作者的結論是：這種經濟水平差異與羅馬統治史有很大關系。
大家可能覺得納悶，羅馬帝國已經滅亡快1000年了，怎麼能影響當代的經濟水平？可是，這個研究卻說，當然能影響，因為隻要是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就會修建發達的道路系統，而道路系統的存在，直接影響了這個地方的商業發達程度、城市形成密度，從而通過一種滾雪球效應，影響該地區以後近1000年的曆史。
國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極其漫長。
沿着這個思路展開的研究有很多，比如，有研究越南不同地區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地區的，甚至非洲不同地區的，結論都大同小異：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國家建構比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現通常更優越。
在這些文章裡，有一篇幹脆題目就叫“帝國死了，帝國萬歲”。
所以，新的政治趨勢會帶來新的政治學潮流，“重新帶回國家”激活了政治學的理論想象力。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談論政治現代化的時候，第一反應往往是民主轉型。
站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曆史傳統下，這一點尤其可以理解。
但是，從長線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國家革命”。
隻不過，相比民主革命，因為“國家革命”的發生距今更加久遠，所以我們反而容易忘記它的價值。
現在，我們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一個國籍，“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贊比亞人”等，所以，我們很容易把“主權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但事實是，同時獲得外部和内部承認的、穩定的暴力壟斷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在此之前，人類已經在部落、城邦、帝國、封建制、貴族領地、哈裡發等政治組織形式中摸索了幾千年，最後才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安營紮寨。
也恰恰因為它是一種人為的建構，不是一種自然狀态，這個過程艱難、脆弱，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永恒的逆水行舟。
對很多國家來說，它們至今還在這個過程中苦苦掙紮。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構曆史悠久的國家，其“國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
這一點，大家對比一下漢朝和魏晉、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會有清楚的認識。
我們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當作最理所當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擊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隻是海市蜃樓。
上次課談到的墨西哥是另一個例子。
墨西哥有個城市蒂華納（Tijuana），被稱為“世界謀殺之都”。
這個城市在20年前，還是一個著名的旅遊城市，經濟繁榮、遊人如織，但是，由于黑幫坐大，到處敲詐商鋪、餐館、酒店，慢慢地，各種店鋪都逐漸關門，一個曾經繁華的旅遊城市凋零為一個空空蕩蕩的鬼城。
而這恰恰是國家能力缺失造成的局面。
除了産權保護，還有學者認為，國家對經濟發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領作用，它不僅僅是保護産權的警察，還可以是經濟發展的引擎。
前面我們講到，“東亞奇迹”的出現帶動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興起。
中國的崛起，則被視為是這一理論的又一例證。
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寫了一系列的書，試圖說明所有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有過國家積極幹預經濟的階段。
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比如林毅夫教授，也提出“有為政府”的概念，以此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
當然，此類理論也存在着很多争議。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of政府幹預，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of政府幹預，也有很多争論。
大家以後可以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國家能力的曆史投影 所以，總結一下，國家能力很重要：它締造秩序，它是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的前提，它保護産權以促進經濟發展，它甚至可能還是特定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動機。
在各種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還不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這種重要性的可持續性。
我讀過一篇文章，在比較了德國被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和沒有被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後，作者發現，在當代，前者比後者明顯經濟更發達，作者的結論是：這種經濟水平差異與羅馬統治史有很大關系。
大家可能覺得納悶，羅馬帝國已經滅亡快1000年了，怎麼能影響當代的經濟水平？可是，這個研究卻說，當然能影響，因為隻要是羅馬帝國統治過的地方，就會修建發達的道路系統，而道路系統的存在，直接影響了這個地方的商業發達程度、城市形成密度，從而通過一種滾雪球效應，影響該地區以後近1000年的曆史。
國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極其漫長。
沿着這個思路展開的研究有很多，比如，有研究越南不同地區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地區的，甚至非洲不同地區的，結論都大同小異：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國家建構比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現通常更優越。
在這些文章裡，有一篇幹脆題目就叫“帝國死了，帝國萬歲”。
所以，新的政治趨勢會帶來新的政治學潮流，“重新帶回國家”激活了政治學的理論想象力。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談論政治現代化的時候，第一反應往往是民主轉型。
站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曆史傳統下，這一點尤其可以理解。
但是，從長線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國家革命”。
隻不過，相比民主革命，因為“國家革命”的發生距今更加久遠，所以我們反而容易忘記它的價值。
現在，我們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一個國籍，“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贊比亞人”等，所以，我們很容易把“主權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但事實是，同時獲得外部和内部承認的、穩定的暴力壟斷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在此之前，人類已經在部落、城邦、帝國、封建制、貴族領地、哈裡發等政治組織形式中摸索了幾千年，最後才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安營紮寨。
也恰恰因為它是一種人為的建構，不是一種自然狀态，這個過程艱難、脆弱，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永恒的逆水行舟。
對很多國家來說，它們至今還在這個過程中苦苦掙紮。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構曆史悠久的國家，其“國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
這一點，大家對比一下漢朝和魏晉、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會有清楚的認識。
我們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當作最理所當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擊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隻是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