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伊拉克：鐵腕強人是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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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自受”。
因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個社會如果治理績效一團糟，常常是人們因為錯誤的觀念選擇了錯誤的領導人，采用了錯誤的政策，從而帶來惡劣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民衆不像威權體制下的民衆那麼“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則是民衆可能通過試錯找到一條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
隻不過，既然是試錯，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往往要撞了無數南牆才會回頭。
但是，這個過程是開放的，是一個無盡的省略号。
這種開放性，是其區别于威權強人體制的基本特征。
威權體制下雖然也有适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争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的價值與時間的“厚度”相關，它傾向于随着時間流逝而逐漸浮現。
比如學者吉爾林（JohnGerring）等人把民主視為所謂的“存量資本”，[4]什麼意思呢？就是民主的曆史厚度比起當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規則，常常需要在99個錯誤路口之後找到那個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盡管這個國家經曆了各種失敗與創傷，但是，不能說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希望在哪兒？在薩達姆式人物的回歸嗎？我很懷疑。
伊拉克不需要新的兩伊戰争，不需要新的海灣戰争，不需要新的化學武器，不需要新的集體墳墓，也不需要再來一個領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個個被拉走槍斃。
伊拉克有豐富的石油、有年輕的人口、有相對世俗化的政治傳統……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許是過去這麼多年所經曆的各種失敗，這些失敗，以極其沉重的代價告訴伊拉克人，怎樣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條。
現在，遜尼派知道薩達姆再也回不來了，什葉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獨霸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夢想擱置了，“伊斯蘭國”也被趕跑了，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中，似乎所有的勢力都打累了，都氣喘籲籲地坐在廢墟上。
這或許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機會。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個政治強人的鐵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不論民族、教派、階層、黨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艱難地學習如何與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1]NetaCrawfordandCatherineLutz,“HumanCostofPost9-11Wars,”ACostofWarProjectreportfromWatsonInstituteatBrownUniversity. [2]TimDysonandValeriaCetorelli,“ChangingviewsonchildmortalityandeconomicsanctionsinIraq,”BMJGlobalHealth,2(2),2017. [3]StephanieRizioandAhmedSkali,“Howoftendodictatorshavepositiveeconomiceffects,”TheLeadershipQuarterly,June1,2019.AvailableatSSRN:https://ssrn.com/abstract=3423821
[4]JohnGerring,StromThacker,andRodrigoAlfaro,“DemocracyandHumanDevelopment,”JournalofPolitics,74(1),2012.
因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個社會如果治理績效一團糟，常常是人們因為錯誤的觀念選擇了錯誤的領導人，采用了錯誤的政策，從而帶來惡劣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民衆不像威權體制下的民衆那麼“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則是民衆可能通過試錯找到一條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
隻不過，既然是試錯，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往往要撞了無數南牆才會回頭。
但是，這個過程是開放的，是一個無盡的省略号。
這種開放性，是其區别于威權強人體制的基本特征。
威權體制下雖然也有适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争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的價值與時間的“厚度”相關，它傾向于随着時間流逝而逐漸浮現。
比如學者吉爾林（JohnGerring）等人把民主視為所謂的“存量資本”，[4]什麼意思呢？就是民主的曆史厚度比起當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規則，常常需要在99個錯誤路口之後找到那個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盡管這個國家經曆了各種失敗與創傷，但是，不能說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希望在哪兒？在薩達姆式人物的回歸嗎？我很懷疑。
伊拉克不需要新的兩伊戰争，不需要新的海灣戰争，不需要新的化學武器，不需要新的集體墳墓，也不需要再來一個領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個個被拉走槍斃。
伊拉克有豐富的石油、有年輕的人口、有相對世俗化的政治傳統……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許是過去這麼多年所經曆的各種失敗，這些失敗，以極其沉重的代價告訴伊拉克人，怎樣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條。
現在，遜尼派知道薩達姆再也回不來了，什葉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獨霸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夢想擱置了，“伊斯蘭國”也被趕跑了，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中，似乎所有的勢力都打累了，都氣喘籲籲地坐在廢墟上。
這或許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機會。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個政治強人的鐵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不論民族、教派、階層、黨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艱難地學習如何與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1]NetaCrawfordandCatherineLutz,“HumanCostofPost9-11Wars,”ACostofWarProjectreportfromWatsonInstituteatBrownUniversity. [2]TimDysonandValeriaCetorelli,“ChangingviewsonchildmortalityandeconomicsanctionsinIraq,”BMJGlobalHealth,2(2),2017. [3]StephanieRizioandAhmedSkali,“Howoftendodictatorshavepositiveeconomiceffects,”TheLeadershipQuarterly,June1,2019.AvailableatSS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