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伊拉克:鐵腕強人是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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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強人下的俄羅斯輪盤賭遊戲
所以,寄希望于“威權強人”來實現和平發展,不是沒有可能,曆史上也的确時不時發生,但是這種希望有點像俄羅斯輪盤賭。
俄羅斯輪盤賭,大家應該都知道,在手槍的六個彈槽中放入一顆或多顆子彈,任意轉動轉輪後,遊戲者對着自己的頭扣動扳機。
這個遊戲的關鍵詞就是“賭”,而且是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那種“豪賭”。
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綜合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貝、是薩達姆、是萬曆崇祯。
威權體系所包含的這種極大的不确定性,或許可以被稱為“威權體制的俄羅斯輪盤賭法則”。
民主體系當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當代歐美那樣的繁榮富強,也可能出現印度那樣的治理績效低下。
但是,大體而言,當它治理表現不佳時,多半不是因為“運氣”,而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原諒我使用一個比較粗陋的說法,“自作自受”。
因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個社會如果治理績效一團糟,常常是人們因為錯誤的觀念選擇了錯誤的領導人,采用了錯誤的政策,從而帶來惡劣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民衆不像威權體制下的民衆那麼“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則是民衆可能通過試錯找到一條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
隻不過,既然是試錯,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往往要撞了無數南牆才會回頭。
但是,這個過程是開放的,是一個無盡的省略号。
這種開放性,是其區别于威權強人體制的基本特征。
威權體制下雖然也有适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争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的價值與時間的“厚度”相關,它傾向于随着時間流逝而逐漸浮現。
比如學者吉爾林(JohnGerring)等人把民主視為所謂的“存量資本”,[4]什麼意思呢?就是民主的曆史厚度比起當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規則,常常需要在99個錯誤路口之後找到那個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盡管這個國家經曆了各種失敗與創傷,但是,不能說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希望在哪兒?在薩達姆式人物的回歸嗎?我很懷疑。
伊拉克不需要新的兩伊戰争,不需要新的海灣戰争,不需要新的化學武器,不需要新的集體墳墓,也不需要再來一個領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個個被拉走槍斃。
伊拉克有豐富的石油、有年輕的人口、有相對世俗化的政治傳統……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許是過去這麼多年所經曆的各種失敗,這些失敗,以極其沉重的代價告訴伊拉克人,怎樣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條。
現在,遜尼派知道薩達姆再也回不來了,什葉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獨霸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夢想擱置了,“伊斯蘭國”也被趕跑了,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中,似乎所有的勢力都打累了,都氣喘籲籲地坐在廢墟上。
這或許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機會。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個政治強人的鐵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不論民族、教派、階層、黨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艱難地學習如何與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1]NetaCrawfordandCatherineLutz,“HumanCostofPost9-11Wars,”ACostofWarProjectreportfromWatsonInstituteatBrownUniversity. [2]TimDysonandValeriaCetorelli,“ChangingviewsonchildmortalityandeconomicsanctionsinIraq,”BMJGlobalHealth,2(2),2017. [3]StephanieRizioandAhmedSkali,“Howoftendodictatorshavepositiveeconomiceffects,”TheLeadershipQuarterly,June1,2019.AvailableatSSRN:https://ssrn.com/abstract=3423821
[4]JohnGerring,StromThacker,andRodrigoAlfaro,“DemocracyandHumanDevelopment,”JournalofPolitics,74(1),2012.
俄羅斯輪盤賭,大家應該都知道,在手槍的六個彈槽中放入一顆或多顆子彈,任意轉動轉輪後,遊戲者對着自己的頭扣動扳機。
這個遊戲的關鍵詞就是“賭”,而且是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那種“豪賭”。
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綜合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貝、是薩達姆、是萬曆崇祯。
威權體系所包含的這種極大的不确定性,或許可以被稱為“威權體制的俄羅斯輪盤賭法則”。
民主體系當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當代歐美那樣的繁榮富強,也可能出現印度那樣的治理績效低下。
但是,大體而言,當它治理表現不佳時,多半不是因為“運氣”,而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原諒我使用一個比較粗陋的說法,“自作自受”。
因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個社會如果治理績效一團糟,常常是人們因為錯誤的觀念選擇了錯誤的領導人,采用了錯誤的政策,從而帶來惡劣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民衆不像威權體制下的民衆那麼“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則是民衆可能通過試錯找到一條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
隻不過,既然是試錯,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往往要撞了無數南牆才會回頭。
但是,這個過程是開放的,是一個無盡的省略号。
這種開放性,是其區别于威權強人體制的基本特征。
威權體制下雖然也有适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争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的價值與時間的“厚度”相關,它傾向于随着時間流逝而逐漸浮現。
比如學者吉爾林(JohnGerring)等人把民主視為所謂的“存量資本”,[4]什麼意思呢?就是民主的曆史厚度比起當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規則,常常需要在99個錯誤路口之後找到那個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盡管這個國家經曆了各種失敗與創傷,但是,不能說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希望在哪兒?在薩達姆式人物的回歸嗎?我很懷疑。
伊拉克不需要新的兩伊戰争,不需要新的海灣戰争,不需要新的化學武器,不需要新的集體墳墓,也不需要再來一個領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個個被拉走槍斃。
伊拉克有豐富的石油、有年輕的人口、有相對世俗化的政治傳統……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許是過去這麼多年所經曆的各種失敗,這些失敗,以極其沉重的代價告訴伊拉克人,怎樣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條。
現在,遜尼派知道薩達姆再也回不來了,什葉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獨霸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夢想擱置了,“伊斯蘭國”也被趕跑了,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中,似乎所有的勢力都打累了,都氣喘籲籲地坐在廢墟上。
這或許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機會。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個政治強人的鐵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不論民族、教派、階層、黨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艱難地學習如何與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1]NetaCrawfordandCatherineLutz,“HumanCostofPost9-11Wars,”ACostofWarProjectreportfromWatsonInstituteatBrownUniversity. [2]TimDysonandValeriaCetorelli,“ChangingviewsonchildmortalityandeconomicsanctionsinIraq,”BMJGlobalHealth,2(2),2017. [3]StephanieRizioandAhmedSkali,“Howoftendodictatorshavepositiveeconomiceffects,”TheLeadershipQuarterly,June1,2019.AvailableatSS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