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伊拉克：鐵腕強人是救星？
關燈
小
中
大
侵伊拉克、伊拉克的各種派系鬥争、“伊斯蘭國”，伊拉克進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狀态。
直到今天，伊拉克仍然沒有從戰争中恢複元氣。
我之所以對薩達姆時代做一個速記式的回顧，是想說明，伊拉克在薩達姆時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榮、國泰民安。
自薩達姆正式上台以來，伊拉克人從一場戰争走向另一場戰争、一個沖突走向另一個沖突，生活在一場無法醒來的噩夢中。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發動的兩次國際戰争，都是它主動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應戰。
至于對本國國民使用化學武器，更是難以洗刷的污點。
從造成的戰亂死亡人數來看，薩達姆在位期間的悲慘程度，其實遠遠超過他被推翻後。
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對的很多政治死結，很大程度上也是薩達姆時代打下的，庫爾德問題、什葉派問題、和鄰國的矛盾沖突問題，無一不因為他而大大惡化。
至于經濟，1979年薩達姆上台時，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薩達姆倒台時，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
順便說一句，伊拉克現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顯著高于薩達姆時代。
人們傾向于因為當下的悲慘而美化過去，但是，伊拉克的過去并不美好，可以說血淚斑斑。
威權浪漫主義 當然，我想讨論的，不是薩達姆這個人有多壞，而是那種頗具誘惑的威權浪漫主義觀念。
在民主悲觀主義盛行的當下，破解民主浪漫主義并不是那麼困難，畢竟，幾乎所有人都承認“民主不是萬能藥”，但是，對這一點矯枉過正，卻可能産生另外一種浪漫主義，就是威權浪漫主義。
那種“某某國家就适合鐵腕人物統治”的說法，那種“薩達姆回來就好了”的期待，正是這種威權浪漫主義的表現。
之所以把這種看法稱為“浪漫主義”，是因為它包含着對政治強人的兩種想象：一種是對其道德智識水平的想象，一種是對其統治能力的想象。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想象。
一說起政治強人，很多人都會想起李光耀這樣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是個政治強人的典範，他充滿使命感，又具有卓越的判斷力，帶領着新加坡民衆，把新加坡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港口建設成一個舉世聞名的大都市，的确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遺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鐵腕人物都是李光耀。
事實上，每一個李光耀可能都對應着一個或甚至多個薩達姆。
威權強人裡有李光耀，但是也有穆加貝，一個将津巴布韋的通貨膨脹率送到天際線之外的領導人；還有蒙博托，在一貧如洗的紮伊爾，他個人卻積聚了幾十億美元的個人财富；還有波爾布特，為了他的極左藍圖，抹去本國數百萬的人口，等等等等。
在這門課的開頭，我就說過，比較政治分析，一個非常常見的認知陷阱就是“優勝者偏見”，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後從中得出普遍性結論。
這一點，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體，也适合于分析威權政體。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威權體制下治理績效的巨大方差問題，就是說，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亂。
但是，我們不能用“平均值”來看待這種大起大落，因為從長線曆史來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現的穩定性也相當重要。
一個體重始終維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個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後者的健康顯然更令人擔憂。
而且，大亂和大治出現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
學者裡齊奧（StephanieRizio）等人通過研究發現，雖然威權政體既擅長制造發展的明星，也擅長制造發展的噩夢，但是它制造“噩夢”的概率顯著超過制造“明星”的概率。
[3]這一點，其實我們看看古代中國的王朝曆史也可以看出來。
古代中國有幾百個皇帝，但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仁宣之治這樣的太平盛世，卻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個。
不是
直到今天，伊拉克仍然沒有從戰争中恢複元氣。
我之所以對薩達姆時代做一個速記式的回顧，是想說明，伊拉克在薩達姆時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榮、國泰民安。
自薩達姆正式上台以來，伊拉克人從一場戰争走向另一場戰争、一個沖突走向另一個沖突，生活在一場無法醒來的噩夢中。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發動的兩次國際戰争，都是它主動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應戰。
至于對本國國民使用化學武器，更是難以洗刷的污點。
從造成的戰亂死亡人數來看，薩達姆在位期間的悲慘程度，其實遠遠超過他被推翻後。
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對的很多政治死結，很大程度上也是薩達姆時代打下的，庫爾德問題、什葉派問題、和鄰國的矛盾沖突問題，無一不因為他而大大惡化。
至于經濟，1979年薩達姆上台時，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薩達姆倒台時，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
順便說一句，伊拉克現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顯著高于薩達姆時代。
人們傾向于因為當下的悲慘而美化過去，但是，伊拉克的過去并不美好，可以說血淚斑斑。
威權浪漫主義 當然，我想讨論的，不是薩達姆這個人有多壞，而是那種頗具誘惑的威權浪漫主義觀念。
在民主悲觀主義盛行的當下，破解民主浪漫主義并不是那麼困難，畢竟，幾乎所有人都承認“民主不是萬能藥”，但是，對這一點矯枉過正，卻可能産生另外一種浪漫主義，就是威權浪漫主義。
那種“某某國家就适合鐵腕人物統治”的說法，那種“薩達姆回來就好了”的期待，正是這種威權浪漫主義的表現。
之所以把這種看法稱為“浪漫主義”，是因為它包含着對政治強人的兩種想象：一種是對其道德智識水平的想象，一種是對其統治能力的想象。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想象。
一說起政治強人，很多人都會想起李光耀這樣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是個政治強人的典範，他充滿使命感，又具有卓越的判斷力，帶領着新加坡民衆，把新加坡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港口建設成一個舉世聞名的大都市，的确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遺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鐵腕人物都是李光耀。
事實上，每一個李光耀可能都對應着一個或甚至多個薩達姆。
威權強人裡有李光耀，但是也有穆加貝，一個将津巴布韋的通貨膨脹率送到天際線之外的領導人；還有蒙博托，在一貧如洗的紮伊爾，他個人卻積聚了幾十億美元的個人财富；還有波爾布特，為了他的極左藍圖，抹去本國數百萬的人口，等等等等。
在這門課的開頭，我就說過，比較政治分析，一個非常常見的認知陷阱就是“優勝者偏見”，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後從中得出普遍性結論。
這一點，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體，也适合于分析威權政體。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威權體制下治理績效的巨大方差問題，就是說，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亂。
但是，我們不能用“平均值”來看待這種大起大落，因為從長線曆史來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現的穩定性也相當重要。
一個體重始終維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個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後者的健康顯然更令人擔憂。
而且，大亂和大治出現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
學者裡齊奧（StephanieRizio）等人通過研究發現，雖然威權政體既擅長制造發展的明星，也擅長制造發展的噩夢，但是它制造“噩夢”的概率顯著超過制造“明星”的概率。
[3]這一點，其實我們看看古代中國的王朝曆史也可以看出來。
古代中國有幾百個皇帝，但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仁宣之治這樣的太平盛世，卻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個。
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