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印度：民主為什麼“不管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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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者說，為什麼“不那麼管用”？當一個國家選擇錯誤的經濟政策又充滿了“表親的專制”，民主很難帶來良性的治理績效。
民主是一個試錯過程 因此，民主絕不是一顆隻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壯成長的種子，它需要澆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經濟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義”的公民群體，還需要很多我們這裡來不及分析的條件。
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體現人的尊嚴，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讓一個社會偷懶。
并不存在着一個“制度鍵”，一鍵按下去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坐等天上掉餡餅。
所幸的是，印度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習俗也在慢慢地掉頭。
上次我們講到，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印度開始推行經濟改革，它的經濟表現也因此顯著提升。
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印度社會的種姓觀念也開始有了明顯的松動。
市場經濟有其解放性的社會後果，這一點并不奇怪，畢竟，大家都生活在一個村莊裡的時候，誰是什麼種姓，一目了然。
現在，你去孟買的麥當勞買一個漢堡，總不能先把後廚的揉面師傅叫出來，先問問他的種姓再下單吧？“不可接觸原則”就這樣無形地被解構了。
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多麼邪惡，其實，雖然資本主義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傳統社會等級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種平等化的力量，因為它根據你為市場所提供的價值，而不是你的種姓、宗教來決定你的位置。
你如果是個吃苦耐勞的達利特人，資本家多半不會去雇用一個好吃懶做的婆羅門種姓；你家超市物美價廉，我多半也不會因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麼而去他家購物。
而且，市場經濟消除種姓歧視的效率，似乎遠高于政府的法律條文。
根據一個調查，到2015年隻有27%的印度人還在使用“不可接觸原則”，城市裡則顯著更低。
從1991年到2016年，要求達利特人單獨就座的婚禮，比例從77.3%降到了8.9%，經營自己小生意的達利特人比例從6%上升到了37%。
目前，大量的達利特人開始成為商界、政界精英。
2018年，在印度下議院中，15%的議員是達利特人，這已經接近他們在人口中的實際比例了。
當然，印度花了幾十年來實現這個轉向，這個速度令很多人失望。
不過，慢，或許就是民主制的特點，因為它依靠試錯而不是強制來實現進步，而試錯需要時間。
根本而言，試錯依靠人心之變來實現變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間180度轉彎。
相比之下，威權政體的特點則是快，它的好處和壞處都立竿見影，因為它靠自上而下的動員來實現目标，隻要統治集團下定了決心，整個社會就破釜沉舟、“allin”了。
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個方向，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它的結果往往要麼是大治，要麼是大亂。
當然，“政體有限論”不等于“政體無用論”，它的用處就在于給我們提供一個選擇：我們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社會進步？我們願意把命運交給誰？很多時候，社會和政府同樣不可信任，“表親的專制”和政府的專制同樣殘酷，但是，區别在于，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有機會去改變社會，而當權力被壟斷，我們卻很難改變政府。
其實，在70多年的曆史中，印度不是完全沒有試過威權統治。
1975—1977年，印度有過21個月的“緊急狀态”，那是英迪拉·甘地總理的一次短暫的威權實驗。
當時，因為同時遭遇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英迪拉·甘地決定實施緊急狀态法，印度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出現了新聞審查、禁止政治集會和強制性的計劃生育等。
但是很快，緊急狀态遭遇到風起雲湧的抗議。
迫于壓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舉行大選，而在1977年這次大選中，印度國大黨遭遇慘敗，第一次失去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本人也失去了總理職位。
也就是說，民衆選擇了回歸民主，并以選票懲罰了不尊重規則的政治家。
看來，至少就印度民衆而言，他們選擇了将命運交給自己，雖然這注定了是一場無盡的冒險之旅。
民主是一個試錯過程 因此，民主絕不是一顆隻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壯成長的種子，它需要澆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經濟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義”的公民群體，還需要很多我們這裡來不及分析的條件。
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體現人的尊嚴，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讓一個社會偷懶。
并不存在着一個“制度鍵”，一鍵按下去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坐等天上掉餡餅。
所幸的是，印度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習俗也在慢慢地掉頭。
上次我們講到，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印度開始推行經濟改革，它的經濟表現也因此顯著提升。
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印度社會的種姓觀念也開始有了明顯的松動。
市場經濟有其解放性的社會後果，這一點并不奇怪，畢竟，大家都生活在一個村莊裡的時候，誰是什麼種姓，一目了然。
現在，你去孟買的麥當勞買一個漢堡，總不能先把後廚的揉面師傅叫出來，先問問他的種姓再下單吧？“不可接觸原則”就這樣無形地被解構了。
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多麼邪惡，其實，雖然資本主義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傳統社會等級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種平等化的力量，因為它根據你為市場所提供的價值，而不是你的種姓、宗教來決定你的位置。
你如果是個吃苦耐勞的達利特人，資本家多半不會去雇用一個好吃懶做的婆羅門種姓；你家超市物美價廉，我多半也不會因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麼而去他家購物。
而且，市場經濟消除種姓歧視的效率，似乎遠高于政府的法律條文。
根據一個調查，到2015年隻有27%的印度人還在使用“不可接觸原則”，城市裡則顯著更低。
從1991年到2016年，要求達利特人單獨就座的婚禮，比例從77.3%降到了8.9%，經營自己小生意的達利特人比例從6%上升到了37%。
目前，大量的達利特人開始成為商界、政界精英。
2018年，在印度下議院中，15%的議員是達利特人，這已經接近他們在人口中的實際比例了。
當然，印度花了幾十年來實現這個轉向，這個速度令很多人失望。
不過，慢，或許就是民主制的特點，因為它依靠試錯而不是強制來實現進步，而試錯需要時間。
根本而言，試錯依靠人心之變來實現變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間180度轉彎。
相比之下，威權政體的特點則是快，它的好處和壞處都立竿見影，因為它靠自上而下的動員來實現目标，隻要統治集團下定了決心，整個社會就破釜沉舟、“allin”了。
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個方向，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它的結果往往要麼是大治，要麼是大亂。
當然，“政體有限論”不等于“政體無用論”，它的用處就在于給我們提供一個選擇：我們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社會進步？我們願意把命運交給誰？很多時候，社會和政府同樣不可信任，“表親的專制”和政府的專制同樣殘酷，但是，區别在于，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有機會去改變社會，而當權力被壟斷，我們卻很難改變政府。
其實，在70多年的曆史中，印度不是完全沒有試過威權統治。
1975—1977年，印度有過21個月的“緊急狀态”，那是英迪拉·甘地總理的一次短暫的威權實驗。
當時，因為同時遭遇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英迪拉·甘地決定實施緊急狀态法，印度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出現了新聞審查、禁止政治集會和強制性的計劃生育等。
但是很快，緊急狀态遭遇到風起雲湧的抗議。
迫于壓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舉行大選，而在1977年這次大選中，印度國大黨遭遇慘敗，第一次失去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本人也失去了總理職位。
也就是說，民衆選擇了回歸民主，并以選票懲罰了不尊重規則的政治家。
看來，至少就印度民衆而言，他們選擇了将命運交給自己，雖然這注定了是一場無盡的冒險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