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印度：民主為什麼“不管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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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我讀到過一個報道，說一個新德裡大學教授去喝茶，服務員還是會問他：“你是什麼種姓？”當他說出自己是達利特人時，對方告訴他：“那麻煩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
”所以，即使這個人已經身為教授了，在高種姓的人看來，你碰過的東西，我還是不能碰。
其實，對達利特人的歧視，隻是種姓歧視裡比較極端的一種形式而已。
種姓制度裡的層級非常複雜，所謂四大種姓，裡面還有無數細分，達利特人内部也還有很多細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漫長、複雜甚至堪稱精緻的鄙視鍊。
這個鄙視鍊，就是我這一講所說的“表親的專制”。
為什麼叫“表親的專制”？衆所周知，當我們使用“專制”這個詞的時候，通常它的主語是“政府”，某某政府的專制、某某皇帝的專制，但是實際上，壓迫一個人的可能不僅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闆、他的家長、他的導師、她的丈夫等。
“表親的專制”，就是用一種形象的方式，概括這種非官方的壓迫。
如果說政府的專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關系，“表親的專制”則用來形容來自水平方向的社會壓迫。
如果說政府的專制，它的後盾是國家的暴力機器，而“表親的專制”，其後盾則往往是社會習俗，或者用經濟學家達隆·阿齊默魯（DaronAcemoglu）的話來說，叫作“規範的牢籠”（cageofnorms）。
為什麼說印度的社會問題是“表親的專制”？在剛才我講到的那個“新郎騎馬”的故事裡，大家可能注意到一個細節：在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圍攻者一邊的，他們是站在達利特人這一邊的。
他們趕到現場，制止了村民對新郎一家的圍攻，甚至給這個婚禮當上了保安。
這種關系格局非常說明問題。
它顯示，在當代印度，種姓歧視的主導者已經是社會，而非政府。
當然，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肯定也還有選擇性的歧視，但是，至少這種做法是無法可依的。
社會壓迫常常比政府壓迫走得更遠 事實上，印度從建國開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則。
也就是說，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為國家宗教。
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謂“不可接觸原則”明确列為非法行為。
甚至，為了糾正曆史上的歧視，政府還出台了各種平權法案，也就是在大學錄取、公共部門錄用等領域刻意給低種姓群體留下一定的配額。
到今天，印度已經有一半左右的聯邦政府或公立大學的位置，專門保留給各種“低種姓階層”。
所以，印度政府“扶弱濟貧”的決心還是很大的，以至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批評、抗議政府走得太遠、矯枉過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習俗是習俗。
習俗甚至比法律更難改變，因為當壓迫來自政府時，民衆可以聚集到政府門口，去抗議示威，去推動立法改革，但是，當這種壓迫來自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分散的人群時，你向誰去抗議？你不可能到幾千萬個家庭門口、挨家挨戶去敲門抗議對不對？所以，當制度的發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會以暗度陳倉的方式去把規則悄悄地扭曲為潛規則。
其實，種姓歧視隻是印度社會歧視的一種。
在印度，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宗教歧視也很嚴重。
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後，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義。
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頒布的“公民資格法”，提出給周邊國家的被迫害宗教群體提供公民權。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這個法律又規定，隻給基督徒、佛教徒、錫克族等提供避難，不給穆斯林提供，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印度有1.7億穆斯林，這種公然歧視穆斯林的政策進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對立。
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這麼做，顯然是因為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歧視在民間非常有市場。
還有印度的“牛肉戰争”。
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視為聖物，他們是不吃牛肉的。
你們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來越多的地方也不讓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
民間出現大量自發的“護牛糾察隊”，到處去查誰家吃牛肉了，誰家殺牛了，哪裡賣牛肉了，并對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開私刑，有時候甚至直接打死。
這就又成了“
我讀到過一個報道，說一個新德裡大學教授去喝茶，服務員還是會問他：“你是什麼種姓？”當他說出自己是達利特人時，對方告訴他：“那麻煩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
”所以，即使這個人已經身為教授了，在高種姓的人看來，你碰過的東西，我還是不能碰。
其實，對達利特人的歧視，隻是種姓歧視裡比較極端的一種形式而已。
種姓制度裡的層級非常複雜，所謂四大種姓，裡面還有無數細分，達利特人内部也還有很多細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漫長、複雜甚至堪稱精緻的鄙視鍊。
這個鄙視鍊，就是我這一講所說的“表親的專制”。
為什麼叫“表親的專制”？衆所周知，當我們使用“專制”這個詞的時候，通常它的主語是“政府”，某某政府的專制、某某皇帝的專制，但是實際上，壓迫一個人的可能不僅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闆、他的家長、他的導師、她的丈夫等。
“表親的專制”，就是用一種形象的方式，概括這種非官方的壓迫。
如果說政府的專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關系，“表親的專制”則用來形容來自水平方向的社會壓迫。
如果說政府的專制，它的後盾是國家的暴力機器，而“表親的專制”，其後盾則往往是社會習俗，或者用經濟學家達隆·阿齊默魯（DaronAcemoglu）的話來說，叫作“規範的牢籠”（cageofnorms）。
為什麼說印度的社會問題是“表親的專制”？在剛才我講到的那個“新郎騎馬”的故事裡，大家可能注意到一個細節：在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圍攻者一邊的，他們是站在達利特人這一邊的。
他們趕到現場，制止了村民對新郎一家的圍攻，甚至給這個婚禮當上了保安。
這種關系格局非常說明問題。
它顯示，在當代印度，種姓歧視的主導者已經是社會，而非政府。
當然，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肯定也還有選擇性的歧視，但是，至少這種做法是無法可依的。
社會壓迫常常比政府壓迫走得更遠 事實上，印度從建國開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則。
也就是說，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為國家宗教。
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謂“不可接觸原則”明确列為非法行為。
甚至，為了糾正曆史上的歧視，政府還出台了各種平權法案，也就是在大學錄取、公共部門錄用等領域刻意給低種姓群體留下一定的配額。
到今天，印度已經有一半左右的聯邦政府或公立大學的位置，專門保留給各種“低種姓階層”。
所以，印度政府“扶弱濟貧”的決心還是很大的，以至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批評、抗議政府走得太遠、矯枉過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習俗是習俗。
習俗甚至比法律更難改變，因為當壓迫來自政府時，民衆可以聚集到政府門口，去抗議示威，去推動立法改革，但是，當這種壓迫來自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分散的人群時，你向誰去抗議？你不可能到幾千萬個家庭門口、挨家挨戶去敲門抗議對不對？所以，當制度的發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會以暗度陳倉的方式去把規則悄悄地扭曲為潛規則。
其實，種姓歧視隻是印度社會歧視的一種。
在印度，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宗教歧視也很嚴重。
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後，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義。
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頒布的“公民資格法”，提出給周邊國家的被迫害宗教群體提供公民權。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這個法律又規定，隻給基督徒、佛教徒、錫克族等提供避難，不給穆斯林提供，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印度有1.7億穆斯林，這種公然歧視穆斯林的政策進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對立。
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這麼做，顯然是因為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歧視在民間非常有市場。
還有印度的“牛肉戰争”。
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視為聖物，他們是不吃牛肉的。
你們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來越多的地方也不讓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
民間出現大量自發的“護牛糾察隊”，到處去查誰家吃牛肉了，誰家殺牛了，哪裡賣牛肉了，并對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開私刑，有時候甚至直接打死。
這就又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