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南非：轉型何以軟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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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右聲音，1992年，他在白人内部組織了一場公投，結果是69%的民衆同意結束種族隔離制度，這個結果讓他有了放手談判的砝碼。
然後，在“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國大開始協商轉型細節。
我們前面提到的各種“權力保留地”條款，比如聯邦制、行政分權安排、财産保護條款、大赦條款，還有軍隊和公務員的留置條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動的。
可以說，他把這些最有可能成為轉型地雷的地方給預先“排雷”了，為後來的平穩轉型開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帶。
1994年後，南非國民黨毫無懸念地從第一大黨變成第二大黨。
此後兩年，德克勒克以副總統的身份，帶領國民黨參與民族團結政府，輔佐非國大執政。
可以想象，非國大作為長期的“革命黨”，執政經驗不足，這個時候，南非國民黨作為前執政黨的輔佐就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國民黨成為新内閣的核心力量，這為南非的平穩過渡創造了重要條件。
所以，與很多轉型國家經濟一落千丈不同，南非在轉型後的最初15年左右，恰恰是其經濟增長态勢最好的時候——GDP年均增長率4%左右，雖然不是那麼高，但是對比蘇東陣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大滑坡，對比轉型之前以及最近10年，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正如我們不能把曼德拉政府的包容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德克勒克一方的妥協視為理所當然。
一個政黨在被全世界道義唾棄的情況下，和對手協商自己的消亡，并不容易做到，其領導人完全可能心理失衡、破罐子破摔。
德克勒克在回憶錄中曾描述，他和曼德拉1993年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領獎過程中，曼德拉如何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而他如何被冷落，甚至被抗議人群詛咒。
哪怕在競選的過程中，他也直接被人用石頭砸傷過。
但是，最後，德克勒克超越個人恩怨，帶領南非國民黨，成為新生民主制度“忠誠的反對派”。
雖然後來南非國民黨隕落了，德克勒克也退出了政壇，但是在轉型最關鍵也是最脆弱的時候，他成為轉型極其重要的減震力量。
共同的底線讓“可能性”成為“藝術” 南非的轉型軟着陸之所以被很多人視為奇迹，或許就在于勝利方和失敗方同時守住了政治的底線。
我們中國人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對立陣營中隻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線，就可能出現劣币驅逐良币，開啟惡性循環。
我後來看德克勒克的訪談，特别感動的一點，是他談到他和曼德拉的私人友誼。
盡管在權力交接過程中兩個人曾經發生很多摩擦，但是退休後，他們反而成了好朋友，經常互相拜訪、聚餐，生日相互問候。
但凡兩個人中有一個心胸狹窄，怎麼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曆史恩怨，成就這種傳奇般的友誼？ 當然，轉型從來不可能一勞永逸。
今天的南非，在很多方面，相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時代，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
政治家的腐敗醜聞不斷，經濟增長率相比轉型初期不升反降。
更糟的是，政治越來越被極端的聲音劫持，穆加貝式的左翼民粹主義開始擡頭，強征式土改被提上日程。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今天我們關注的重心，是轉型初期的過渡問題。
南非轉型初期的故事，說明了社會深刻裂痕下轉型軟着陸的可能，而很多國家，像埃及、津巴布韋、叙利亞、伊拉克等，卻沒能跨越這種裂痕，都是車一拐彎就掉懸崖底下去了。
社會裂痕可能詛咒轉型，但是，如果勝利方保持謙卑，失敗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所以，政治是什麼？回到我們這門課的标題——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
在這裡，關鍵詞是“藝術”，從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藝術”。
從這個角度來說，曼德拉、德克勒克這樣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僅僅是政客或者官僚。
他們頭頂一堆盤子，腳踩滑輪，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條細細的鋼絲。
當然，轉型的軟着陸不可能隻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寬容和耐心。
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對的，它說：自由從不降臨于人類，人類必須上升至其高度。
然後，在“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國大開始協商轉型細節。
我們前面提到的各種“權力保留地”條款，比如聯邦制、行政分權安排、财産保護條款、大赦條款，還有軍隊和公務員的留置條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動的。
可以說，他把這些最有可能成為轉型地雷的地方給預先“排雷”了，為後來的平穩轉型開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帶。
1994年後，南非國民黨毫無懸念地從第一大黨變成第二大黨。
此後兩年，德克勒克以副總統的身份，帶領國民黨參與民族團結政府，輔佐非國大執政。
可以想象，非國大作為長期的“革命黨”，執政經驗不足，這個時候，南非國民黨作為前執政黨的輔佐就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國民黨成為新内閣的核心力量，這為南非的平穩過渡創造了重要條件。
所以，與很多轉型國家經濟一落千丈不同，南非在轉型後的最初15年左右，恰恰是其經濟增長态勢最好的時候——GDP年均增長率4%左右，雖然不是那麼高，但是對比蘇東陣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大滑坡，對比轉型之前以及最近10年，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正如我們不能把曼德拉政府的包容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德克勒克一方的妥協視為理所當然。
一個政黨在被全世界道義唾棄的情況下，和對手協商自己的消亡，并不容易做到，其領導人完全可能心理失衡、破罐子破摔。
德克勒克在回憶錄中曾描述，他和曼德拉1993年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領獎過程中，曼德拉如何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而他如何被冷落，甚至被抗議人群詛咒。
哪怕在競選的過程中，他也直接被人用石頭砸傷過。
但是，最後，德克勒克超越個人恩怨，帶領南非國民黨，成為新生民主制度“忠誠的反對派”。
雖然後來南非國民黨隕落了，德克勒克也退出了政壇，但是在轉型最關鍵也是最脆弱的時候，他成為轉型極其重要的減震力量。
共同的底線讓“可能性”成為“藝術” 南非的轉型軟着陸之所以被很多人視為奇迹，或許就在于勝利方和失敗方同時守住了政治的底線。
我們中國人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對立陣營中隻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線，就可能出現劣币驅逐良币，開啟惡性循環。
我後來看德克勒克的訪談，特别感動的一點，是他談到他和曼德拉的私人友誼。
盡管在權力交接過程中兩個人曾經發生很多摩擦，但是退休後，他們反而成了好朋友，經常互相拜訪、聚餐，生日相互問候。
但凡兩個人中有一個心胸狹窄，怎麼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曆史恩怨，成就這種傳奇般的友誼？ 當然，轉型從來不可能一勞永逸。
今天的南非，在很多方面，相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時代，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
政治家的腐敗醜聞不斷，經濟增長率相比轉型初期不升反降。
更糟的是，政治越來越被極端的聲音劫持，穆加貝式的左翼民粹主義開始擡頭，強征式土改被提上日程。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今天我們關注的重心，是轉型初期的過渡問題。
南非轉型初期的故事，說明了社會深刻裂痕下轉型軟着陸的可能，而很多國家，像埃及、津巴布韋、叙利亞、伊拉克等，卻沒能跨越這種裂痕，都是車一拐彎就掉懸崖底下去了。
社會裂痕可能詛咒轉型，但是，如果勝利方保持謙卑，失敗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所以，政治是什麼？回到我們這門課的标題——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
在這裡，關鍵詞是“藝術”，從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藝術”。
從這個角度來說，曼德拉、德克勒克這樣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僅僅是政客或者官僚。
他們頭頂一堆盤子，腳踩滑輪，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條細細的鋼絲。
當然，轉型的軟着陸不可能隻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寬容和耐心。
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對的，它說：自由從不降臨于人類，人類必須上升至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