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南非:轉型何以軟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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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黨按族群劃分,白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通過“下次選舉”掰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們是以一種“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後算賬,還是以一種寬容的姿态給少數群體營造政治安全感,直接決定了社會裂痕會走向擴大還是彌合。

    在這個問題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稱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權力共享。

    既然白人少數很難再通過選舉成為赢家,那麼通過制度設計給他們劃出一定的“權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

    比如聯邦制,雖然非國大在全國層面上擁有絕對人數優勢,但由于聯邦制的安排,在個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較高的西開普省,第一次大選後南非國民黨仍然是最大黨,而祖魯人聚居的誇祖魯——納塔爾省,因卡塔黨獲得優勢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權,在很多國家,行政權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國,共和黨總統一旦赢得大選,那麼所有的部長職位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不會因為民主黨赢了一半大衆選票而把職位分一半給民主黨。

    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則,這樣,在新政府中,南非國民黨就獲得了副總統職位以及數個關鍵内閣成員的職位,從而給了他們在關鍵政策上的協商權甚至否決權。

     其次是财産安全的保障。

    南非白人恐懼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擔心殺雞取卵式的财産再分配。

    畢竟,南非貧富懸殊極其嚴重,擔心民衆通過民主投票來“合法搶劫”可以理解。

    津巴布韋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恰恰說明了這種擔憂的合理性。

    為了安撫這種恐懼,非國大接受了在憲法中寫入财産保護條款,即憲法第25條:隻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産,并且征用私有财産必須給予合理補償。

    這也算是給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最後是情感上的和解。

    曼德拉非常重視通過一些象征性行為去消除敵意與仇恨。

    比如,他會去觀看英式橄榄球比賽,為運動員歡呼,而傳統上,英式橄榄球被視為是“白人的運動”。

    他還去看望維沃爾德的遺孀,維沃爾德是誰呢?他恰恰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締造者。

    他甚至去學習阿非利卡語,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語言……不要小看這些象征性的行為,看似平淡無奇,放在一個國家領導人身上,就可能因為他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而具有乘數效應。

    也不要覺得一個領導人作作秀還不簡單,事實是,作秀會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會讓他失去很多人心。

    到今天,還有很多南非人批評曼德拉過于讨好白人了。

    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就批評曼德拉,說他“toosaintly”。

    用今天很多人的話來說,就是太“聖母婊”了。

     寬容的姿态,還體現在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

    轉型之際,如何處理幾十年來種族隔離政權中的壓迫者?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頭疼問題。

    完全放過他們,有違正義原則;但一個一個去審判,則有可能讓曆史成為社會持續撕裂的傷口。

    非國大最後選擇的方案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作惡者用“坦白換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責任,但是要求他對公衆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讓受害者受到一些心靈的撫慰。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僅僅是針對迫害黑人的白人統治者,而且也訊問參與暴力活動的黑人,讓這個和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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