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南非：轉型何以軟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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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隻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産，并且征用私有财産必須給予合理補償。
這也算是給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最後是情感上的和解。
曼德拉非常重視通過一些象征性行為去消除敵意與仇恨。
比如，他會去觀看英式橄榄球比賽，為運動員歡呼，而傳統上，英式橄榄球被視為是“白人的運動”。
他還去看望維沃爾德的遺孀，維沃爾德是誰呢？他恰恰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締造者。
他甚至去學習阿非利卡語，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語言……不要小看這些象征性的行為，看似平淡無奇，放在一個國家領導人身上，就可能因為他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而具有乘數效應。
也不要覺得一個領導人作作秀還不簡單，事實是，作秀會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會讓他失去很多人心。
到今天，還有很多南非人批評曼德拉過于讨好白人了。
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就批評曼德拉，說他“toosaintly”。
用今天很多人的話來說，就是太“聖母婊”了。
寬容的姿态，還體現在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
轉型之際，如何處理幾十年來種族隔離政權中的壓迫者？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頭疼問題。
完全放過他們，有違正義原則；但一個一個去審判，則有可能讓曆史成為社會持續撕裂的傷口。
非國大最後選擇的方案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作惡者用“坦白換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責任，但是要求他對公衆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讓受害者受到一些心靈的撫慰。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僅僅是針對迫害黑人的白人統治者，而且也訊問參與暴力活動的黑人，讓這個和解的過程更加平衡。
正因為曼德拉政府的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沒有像很多國家一樣滑向很多人擔憂的“複仇政治”或者“多數暴政”。
今天很多人懷念曼德拉，是因為他推動了南非的民主轉型。
其實，我一直認為，曼德拉真正的可貴之處，不是他啟動了轉型過程，而是他讓這架飛機安全着陸了。
因為要說啟動轉型，革命鬥士其實很多，但是“鬥士”的問題是，他們太有戰鬥性了，以緻常常刹不住車，無法将“革命政治”轉化為“常态政治”。
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說，“手裡舉着個錘子，最後看什麼都像是釘子”。
1980年津巴布韋獨立的時候，穆加貝也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非洲英雄”，當時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團結，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曆史上另一個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為他太有戰鬥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終沒能讓津巴布韋的故事善始善終。
共同的底線：失敗者的耐心 勝利者的寬容，隻是南非轉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失敗者的耐心。
很多時候，民主轉型成功與否其實不取決于勝利者，而取決于失敗者。
失敗者不接受失敗，因為輸棋而掀翻棋盤，成為無數轉型走向失敗的拐點。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破罐子破摔是一種很常見的心态，俗話來說就是，“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
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願賭不服輸，本質上不接受穆兄會勝選。
于是，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使政府陷入癱瘓，直到最後幹脆歡迎軍事政變。
在南非，顯然，轉型的失敗者是德克勒克及其領導的南非國民黨。
不過，正如曼德拉一方表現出寬容的底線，德克勒克一方則表現出耐心的底線。
衆所周知，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是從德克勒克1989年上台開始的。
上台之後，他宣布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項目，解除黨禁，釋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後用4年時間去和曼德拉一方展開轉型談判。
當然，我們可以說，德克勒克推動轉型是萬不得已，因為當時南非已經内外交困，但是，即使推動轉型是迫不得已，能夠成功駕馭這個過程卻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談判是可以破裂的，曆史上的談判破裂、協議被撕毀司空見慣，大家都記得重慶談判的結局，對不對？盧旺達屠殺的發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和談的失敗引爆的。
德克勒克政府與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駕馭了這個談判過程。
為了壓住白人陣營
這也算是給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最後是情感上的和解。
曼德拉非常重視通過一些象征性行為去消除敵意與仇恨。
比如，他會去觀看英式橄榄球比賽，為運動員歡呼，而傳統上，英式橄榄球被視為是“白人的運動”。
他還去看望維沃爾德的遺孀，維沃爾德是誰呢？他恰恰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締造者。
他甚至去學習阿非利卡語，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語言……不要小看這些象征性的行為，看似平淡無奇，放在一個國家領導人身上，就可能因為他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而具有乘數效應。
也不要覺得一個領導人作作秀還不簡單，事實是，作秀會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會讓他失去很多人心。
到今天，還有很多南非人批評曼德拉過于讨好白人了。
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就批評曼德拉，說他“toosaintly”。
用今天很多人的話來說，就是太“聖母婊”了。
寬容的姿态，還體現在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
轉型之際，如何處理幾十年來種族隔離政權中的壓迫者？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頭疼問題。
完全放過他們，有違正義原則；但一個一個去審判，則有可能讓曆史成為社會持續撕裂的傷口。
非國大最後選擇的方案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作惡者用“坦白換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責任，但是要求他對公衆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讓受害者受到一些心靈的撫慰。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僅僅是針對迫害黑人的白人統治者，而且也訊問參與暴力活動的黑人，讓這個和解的過程更加平衡。
正因為曼德拉政府的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沒有像很多國家一樣滑向很多人擔憂的“複仇政治”或者“多數暴政”。
今天很多人懷念曼德拉，是因為他推動了南非的民主轉型。
其實，我一直認為，曼德拉真正的可貴之處，不是他啟動了轉型過程，而是他讓這架飛機安全着陸了。
因為要說啟動轉型，革命鬥士其實很多，但是“鬥士”的問題是，他們太有戰鬥性了，以緻常常刹不住車，無法将“革命政治”轉化為“常态政治”。
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說，“手裡舉着個錘子，最後看什麼都像是釘子”。
1980年津巴布韋獨立的時候，穆加貝也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非洲英雄”，當時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團結，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曆史上另一個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為他太有戰鬥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終沒能讓津巴布韋的故事善始善終。
共同的底線：失敗者的耐心 勝利者的寬容，隻是南非轉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失敗者的耐心。
很多時候，民主轉型成功與否其實不取決于勝利者，而取決于失敗者。
失敗者不接受失敗，因為輸棋而掀翻棋盤，成為無數轉型走向失敗的拐點。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破罐子破摔是一種很常見的心态，俗話來說就是，“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
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願賭不服輸，本質上不接受穆兄會勝選。
于是，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使政府陷入癱瘓，直到最後幹脆歡迎軍事政變。
在南非，顯然，轉型的失敗者是德克勒克及其領導的南非國民黨。
不過，正如曼德拉一方表現出寬容的底線，德克勒克一方則表現出耐心的底線。
衆所周知，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是從德克勒克1989年上台開始的。
上台之後，他宣布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項目，解除黨禁，釋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後用4年時間去和曼德拉一方展開轉型談判。
當然，我們可以說，德克勒克推動轉型是萬不得已，因為當時南非已經内外交困，但是，即使推動轉型是迫不得已，能夠成功駕馭這個過程卻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談判是可以破裂的，曆史上的談判破裂、協議被撕毀司空見慣，大家都記得重慶談判的結局，對不對？盧旺達屠殺的發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和談的失敗引爆的。
德克勒克政府與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駕馭了這個談判過程。
為了壓住白人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