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南非：轉型何以軟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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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也可以構成一個參照系。
比如南非的鄰居津巴布韋，也是脫胎于白人政權，權力移交給黑人多數，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轉型的結果是什麼？内戰、族群屠殺、逆向種族主義、經濟崩潰、超級通貨膨脹。
又比如盧旺達，和南非一樣，也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和談進程，但是，就在南非舉行大選的同一年，盧旺達發生了舉世聞名的大屠殺，近百萬人被屠殺。
所以，南非的和平轉型絕非“必然如此”。
共同的底線：勝利者的寬容 為什麼南非能夠突破社會裂痕的詛咒走向轉型軟着陸？或者說，為什麼任何國家能夠突破社會裂痕的詛咒，實現平穩轉型？我把答案總結為一個詞——共同的底線。
民主運轉起來并不需要全社會就所有重大問題達成共識，不需要“萬衆一心”，但是它需要人們就“如何對待分歧”達成共識。
這就像足球賽，比賽雙方可以對抗，甚至激烈對抗，但是他們需要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否則一場足球賽迅速會演變成大型鬥毆。
對于民主運行來說，這個“共同的底線”是什麼？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勝利者保持寬容，失敗者保持耐心。
首先我們來看“勝利者的寬容”。
如果勝利者上台之後，開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數暴政”，那麼結果是什麼？重則民主直接崩潰，輕則走向我們之前談到過的民主僞劣化。
這正是津巴布韋所發生的事情。
津巴布韋的穆加貝上台之後，首先是打壓曾經和他在反殖民主義鬥争中并肩作戰的戰友恩科莫，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勢力，在其家鄉展開屠殺。
然後是打擊白人，推動所謂“快速土改”，其實就是鼓勵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結果可以想象：白人紛紛逃亡，占人口比例從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計”。
之後，穆加貝政府又對反對黨“民主變革運動”進行各種打壓和騷擾。
這一切打壓完成之後，津巴布韋實現了所謂的“威權式增長”嗎？沒有。
政治專制并沒有給津巴布韋帶來經濟增長，而是帶來了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則一躍成為銀河系第一。
但在南非，勝利者卻保持了寬容的底線。
我們都知道，南非轉型，勝利者是曼德拉、非國大和黑人民衆。
1994年大選，非國大赢得了63%的選票，而前執政黨南非國民黨隻赢得了20%的選票。
事實上，選舉對于白人來說，是一個令人絕望的遊戲，因為1994年他們隻占全國人口大約14%，之後，由于出生率的差異，這個比例隻會越來越小。
所以，隻要政黨按族群劃分，白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通過“下次選舉”掰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們是以一種“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後算賬，還是以一種寬容的姿态給少數群體營造政治安全感，直接決定了社會裂痕會走向擴大還是彌合。
在這個問題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稱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權力共享。
既然白人少數很難再通過選舉成為赢家，那麼通過制度設計給他們劃出一定的“權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
比如聯邦制，雖然非國大在全國層面上擁有絕對人數優勢，但由于聯邦制的安排，在個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較高的西開普省，第一次大選後南非國民黨仍然是最大黨，而祖魯人聚居的誇祖魯——納塔爾省，因卡塔黨獲得優勢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權，在很多國家，行政權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國，共和黨總統一旦赢得大選，那麼所有的部長職位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不會因為民主黨赢了一半大衆選票而把職位分一半給民主黨。
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則，這樣，在新政府中，南非國民黨就獲得了副總統職位以及數個關鍵内閣成員的職位，從而給了他們在關鍵政策上的協商權甚至否決權。
其次是财産安全的保障。
南非白人恐懼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擔心殺雞取卵式的财産再分配。
畢竟，南非貧富懸殊極其嚴重，擔心民衆通過民主投票來“合法搶劫”可以理解。
津巴布韋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恰恰說明了這種擔憂的合理性。
為了安撫這種恐懼，非國大接受了在憲法中寫入财産保護條款，即憲法第25
比如南非的鄰居津巴布韋，也是脫胎于白人政權，權力移交給黑人多數，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轉型的結果是什麼？内戰、族群屠殺、逆向種族主義、經濟崩潰、超級通貨膨脹。
又比如盧旺達，和南非一樣，也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和談進程，但是，就在南非舉行大選的同一年，盧旺達發生了舉世聞名的大屠殺，近百萬人被屠殺。
所以，南非的和平轉型絕非“必然如此”。
共同的底線：勝利者的寬容 為什麼南非能夠突破社會裂痕的詛咒走向轉型軟着陸？或者說，為什麼任何國家能夠突破社會裂痕的詛咒，實現平穩轉型？我把答案總結為一個詞——共同的底線。
民主運轉起來并不需要全社會就所有重大問題達成共識，不需要“萬衆一心”，但是它需要人們就“如何對待分歧”達成共識。
這就像足球賽，比賽雙方可以對抗，甚至激烈對抗，但是他們需要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否則一場足球賽迅速會演變成大型鬥毆。
對于民主運行來說，這個“共同的底線”是什麼？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勝利者保持寬容，失敗者保持耐心。
首先我們來看“勝利者的寬容”。
如果勝利者上台之後，開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數暴政”，那麼結果是什麼？重則民主直接崩潰，輕則走向我們之前談到過的民主僞劣化。
這正是津巴布韋所發生的事情。
津巴布韋的穆加貝上台之後，首先是打壓曾經和他在反殖民主義鬥争中并肩作戰的戰友恩科莫，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勢力，在其家鄉展開屠殺。
然後是打擊白人，推動所謂“快速土改”，其實就是鼓勵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結果可以想象：白人紛紛逃亡，占人口比例從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計”。
之後，穆加貝政府又對反對黨“民主變革運動”進行各種打壓和騷擾。
這一切打壓完成之後，津巴布韋實現了所謂的“威權式增長”嗎？沒有。
政治專制并沒有給津巴布韋帶來經濟增長，而是帶來了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則一躍成為銀河系第一。
但在南非，勝利者卻保持了寬容的底線。
我們都知道，南非轉型，勝利者是曼德拉、非國大和黑人民衆。
1994年大選，非國大赢得了63%的選票，而前執政黨南非國民黨隻赢得了20%的選票。
事實上，選舉對于白人來說，是一個令人絕望的遊戲，因為1994年他們隻占全國人口大約14%，之後，由于出生率的差異，這個比例隻會越來越小。
所以，隻要政黨按族群劃分，白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通過“下次選舉”掰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們是以一種“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後算賬，還是以一種寬容的姿态給少數群體營造政治安全感，直接決定了社會裂痕會走向擴大還是彌合。
在這個問題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稱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權力共享。
既然白人少數很難再通過選舉成為赢家，那麼通過制度設計給他們劃出一定的“權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
比如聯邦制，雖然非國大在全國層面上擁有絕對人數優勢，但由于聯邦制的安排，在個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較高的西開普省，第一次大選後南非國民黨仍然是最大黨，而祖魯人聚居的誇祖魯——納塔爾省，因卡塔黨獲得優勢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權，在很多國家，行政權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國，共和黨總統一旦赢得大選，那麼所有的部長職位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不會因為民主黨赢了一半大衆選票而把職位分一半給民主黨。
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則，這樣，在新政府中，南非國民黨就獲得了副總統職位以及數個關鍵内閣成員的職位，從而給了他們在關鍵政策上的協商權甚至否決權。
其次是财産安全的保障。
南非白人恐懼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擔心殺雞取卵式的财産再分配。
畢竟，南非貧富懸殊極其嚴重，擔心民衆通過民主投票來“合法搶劫”可以理解。
津巴布韋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恰恰說明了這種擔憂的合理性。
為了安撫這種恐懼，非國大接受了在憲法中寫入财産保護條款，即憲法第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