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埃及：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關燈
小
中
大
多民主國家，最根本的政治對峙不是雞蛋和高牆的對峙，而是雞蛋和雞蛋的對峙。
一半雞蛋要左轉，另一半雞蛋要右轉；一半雞蛋要民族主義，另一半雞蛋要普世主義。
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雞蛋要政治伊斯蘭化，另一半雞蛋要政治世俗化。
這種多元社會結構下的“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會最大的困境。
裂痕動員造成的轉型困境，顯然不是埃及獨有。
在整個中東，土耳其、伊朗、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而在也門、伊拉克這樣的地方，戰線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展開。
如果放眼全世界，五花八門的裂痕動員就更多了，什麼黃衫軍和紅衫軍的對立、親俄派和親歐派的對立、藍營和綠營的對立、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對立……沖突太多，我感覺顔色都快不夠用了。
哪怕在歐美，我們都知道，也存在所謂留歐派和退歐派的對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對立、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對立，等等等等。
民主政體自我颠覆的潛質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政治動員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會團結，把整個社會擰成一股繩子，問題不就解決了？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
比如，納粹德國一度萬衆一心、同仇敵忾，但是，我們會把它當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嗎？多半不會。
為什麼？因為我們珍視社會團結，但我們也珍視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麥迪遜（JamesMadison）所說，“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氣于火……隻要人們可以自由地運用理智，就會形成不同意見。
”并不存在作為整體的人民，隻有形形色色的群體。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這樣？有房子的人希望房價漲，沒房子的人希望房價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沒房子的人，誰不是人民？農民希望糧價上漲，城裡人希望糧價下跌，那農民和城裡人，誰不是人民？環保人士希望關閉化工廠，化工廠工人希望繼續開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有人熱愛中醫，有人鄙視中醫……所有這些對立陣營裡，誰不是人民？所以，隻要一個社會存在着階層之分、存在着觀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萬衆一心的“人民”。
一個社會的自然狀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鬧的。
如果你覺得“萬衆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為你不是那第10,001個聲音。
現在，問題來了。
一方面，自由的社會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動員，而政治動員可能暴露社會裂痕。
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傾覆的危險性？不幸的是，确實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
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滅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極左和極右的社會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滅亡，同樣是因為左右之争；土耳其曆史上的數次民主崩潰，都是因為“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的鬥争。
埃及的民主崩潰，則是類似悲劇的又一次重演。
我們觀察曆史，不得不承認，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會内部的撕裂傾覆。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毀它自身？當然也未必。
至少就過去100多年而言，我們的确看到，相當一批民主國家走向了政體穩固，并且，總體而言，民主的國家經濟也相對發達。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民主政體會被“裂痕動員”颠覆，而另一些時候能夠突破“裂痕動員”的詛咒？這個問題，下一次課我們繼續探讨。
在這一次課，我們需要理解的是，對于民主轉型，推翻威權政府隻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場，克服社會撕裂則是民主轉型的下半場。
對于很多國家，下半場比上半場還要艱難。
這或許是因為，推翻威權政府隻需要推翻一個統治集團，而克服社會撕裂則需要所有陣營同時保持克制。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場隻有起點但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每一代人接過接力棒時，都需要以其勇氣但尤其是以其寬容，重新證明自己能夠承受自由的重負。
一半雞蛋要左轉，另一半雞蛋要右轉；一半雞蛋要民族主義，另一半雞蛋要普世主義。
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雞蛋要政治伊斯蘭化，另一半雞蛋要政治世俗化。
這種多元社會結構下的“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會最大的困境。
裂痕動員造成的轉型困境，顯然不是埃及獨有。
在整個中東，土耳其、伊朗、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而在也門、伊拉克這樣的地方，戰線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展開。
如果放眼全世界，五花八門的裂痕動員就更多了，什麼黃衫軍和紅衫軍的對立、親俄派和親歐派的對立、藍營和綠營的對立、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對立……沖突太多，我感覺顔色都快不夠用了。
哪怕在歐美，我們都知道，也存在所謂留歐派和退歐派的對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對立、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對立，等等等等。
民主政體自我颠覆的潛質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政治動員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會團結，把整個社會擰成一股繩子，問題不就解決了？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
比如，納粹德國一度萬衆一心、同仇敵忾，但是，我們會把它當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嗎？多半不會。
為什麼？因為我們珍視社會團結，但我們也珍視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麥迪遜（JamesMadison）所說，“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氣于火……隻要人們可以自由地運用理智，就會形成不同意見。
”并不存在作為整體的人民，隻有形形色色的群體。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這樣？有房子的人希望房價漲，沒房子的人希望房價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沒房子的人，誰不是人民？農民希望糧價上漲，城裡人希望糧價下跌，那農民和城裡人，誰不是人民？環保人士希望關閉化工廠，化工廠工人希望繼續開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有人熱愛中醫，有人鄙視中醫……所有這些對立陣營裡，誰不是人民？所以，隻要一個社會存在着階層之分、存在着觀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萬衆一心的“人民”。
一個社會的自然狀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鬧的。
如果你覺得“萬衆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為你不是那第10,001個聲音。
現在，問題來了。
一方面，自由的社會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動員，而政治動員可能暴露社會裂痕。
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傾覆的危險性？不幸的是，确實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
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滅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極左和極右的社會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滅亡，同樣是因為左右之争；土耳其曆史上的數次民主崩潰，都是因為“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的鬥争。
埃及的民主崩潰，則是類似悲劇的又一次重演。
我們觀察曆史，不得不承認，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會内部的撕裂傾覆。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毀它自身？當然也未必。
至少就過去100多年而言，我們的确看到，相當一批民主國家走向了政體穩固，并且，總體而言，民主的國家經濟也相對發達。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民主政體會被“裂痕動員”颠覆，而另一些時候能夠突破“裂痕動員”的詛咒？這個問題，下一次課我們繼續探讨。
在這一次課，我們需要理解的是，對于民主轉型，推翻威權政府隻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場，克服社會撕裂則是民主轉型的下半場。
對于很多國家，下半場比上半場還要艱難。
這或許是因為，推翻威權政府隻需要推翻一個統治集團，而克服社會撕裂則需要所有陣營同時保持克制。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場隻有起點但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每一代人接過接力棒時，都需要以其勇氣但尤其是以其寬容，重新證明自己能夠承受自由的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