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埃及：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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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大家應該都知道。
2011年初，突尼斯小販布阿齊齊的死像一根火柴，點燃了一場席卷整個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這場革命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在這場風暴中，阿拉伯地區的威權政府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裡政權倒台，然後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然後是利比亞的卡紮菲，然後是也門危機、叙利亞危機，等等，連沙特阿拉伯這種常年昏昏欲睡的國家，街頭也一度湧現出很多抗議民衆。
一開始，無數人感到歡欣鼓舞。
畢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卻遲遲沒有觸及阿拉伯地區，以至比較政治學界存在着一種“阿拉伯地區例外論”——注意，是“阿拉伯地區例外論”，不是“伊斯蘭地區例外論”。
為什麼呢？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不僅僅是阿拉伯地區，還有印尼、印度的相當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歐部分地區、中亞各國等，而這些國家中有一些也進入了民主化浪潮。
“阿拉伯地區例外論”認為，由于阿拉伯地區的石油經濟，它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加上對伊斯蘭教的保守主義诠釋等因素，阿拉伯地區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蘭文明的其他地區。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現了，一個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威權政體居然倒塌了。
穆巴拉克在位已經30年，本·阿裡在位25年，卡紮菲在位42年，但是，一個小販之死就喚醒了民衆，人們發現，原來這些鐵腕強人不過是“紙老虎”，大多不堪一擊、在抗議聲中丢盔棄甲。
所以，一些人認為，原來阿拉伯地區也并不是什麼例外，隻不過解凍得比較晚而已。
威權倒台≠民主轉型 顯然，今天回頭看，這種看法過于樂觀。
雖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區都充滿了挑戰，但是像阿拉伯地區這樣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的，卻是絕無僅有。
為什麼說“幾乎全軍覆沒”？我們看一看阿拉伯各國的政治現狀即知：在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之後很快發生政變，新的軍人政體甚至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加高壓；在利比亞，卡紮菲倒台後，出現了多個政府，陷入内戰；在也門，陷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内戰，成為伊朗和沙特兩個地區性大國的代理戰場；在叙利亞，根本沒有來得及轉型，就陷入一團亂麻的内戰……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幾年的掙紮之後，它的民主政體終于站穩了腳跟，但它的治理績效也乏善可陳。
所以，縱觀整個阿拉伯地區，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經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來，正如人們對“阿拉伯之春”的出現沒有心理準備，它流星般的墜落同樣令人錯愕。
為什麼會錯愕？或許是因為，在當代世界，人們傾向于直接把威權倒台等同于民主轉型，把民衆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
這是一個常見的認知陷阱。
當我們看到一個專制政府被推翻，我們往往直接假定之後會是民主崛起。
但是，曆史告訴我們，一個威權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見的後果是另一個威權體制的建立，甚至是無政府狀态或者戰亂的出現，沒有什麼理由認為專制倒台之後會自然而然地出現民主政體。
曆史上的王朝更替當然是這樣，現代社會也常常如此。
清王朝垮台之後，建立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出現了軍閥混戰；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維王朝倒台後，出現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權政治；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最後迎來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權……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麼意外，它隻是又重複了一遍常見的曆史而已。
娜拉出走之後，未必就獲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隻是進入了一個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埃及短暫的轉型實驗 問題是：何以如此？既然威權政府已經被推翻，為什麼民主轉型會如此之難？原因當然很多，各國的轉型困境也未必相同。
今天，我們來分析一個常見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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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突尼斯小販布阿齊齊的死像一根火柴，點燃了一場席卷整個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這場革命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在這場風暴中，阿拉伯地區的威權政府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裡政權倒台，然後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然後是利比亞的卡紮菲，然後是也門危機、叙利亞危機，等等，連沙特阿拉伯這種常年昏昏欲睡的國家，街頭也一度湧現出很多抗議民衆。
一開始，無數人感到歡欣鼓舞。
畢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卻遲遲沒有觸及阿拉伯地區，以至比較政治學界存在着一種“阿拉伯地區例外論”——注意，是“阿拉伯地區例外論”，不是“伊斯蘭地區例外論”。
為什麼呢？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不僅僅是阿拉伯地區，還有印尼、印度的相當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歐部分地區、中亞各國等，而這些國家中有一些也進入了民主化浪潮。
“阿拉伯地區例外論”認為，由于阿拉伯地區的石油經濟，它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加上對伊斯蘭教的保守主義诠釋等因素，阿拉伯地區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蘭文明的其他地區。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現了，一個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威權政體居然倒塌了。
穆巴拉克在位已經30年，本·阿裡在位25年，卡紮菲在位42年，但是，一個小販之死就喚醒了民衆，人們發現，原來這些鐵腕強人不過是“紙老虎”，大多不堪一擊、在抗議聲中丢盔棄甲。
所以，一些人認為，原來阿拉伯地區也并不是什麼例外，隻不過解凍得比較晚而已。
威權倒台≠民主轉型 顯然，今天回頭看，這種看法過于樂觀。
雖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區都充滿了挑戰，但是像阿拉伯地區這樣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的，卻是絕無僅有。
為什麼說“幾乎全軍覆沒”？我們看一看阿拉伯各國的政治現狀即知：在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之後很快發生政變，新的軍人政體甚至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加高壓；在利比亞，卡紮菲倒台後，出現了多個政府，陷入内戰；在也門，陷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内戰，成為伊朗和沙特兩個地區性大國的代理戰場；在叙利亞，根本沒有來得及轉型，就陷入一團亂麻的内戰……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幾年的掙紮之後，它的民主政體終于站穩了腳跟，但它的治理績效也乏善可陳。
所以，縱觀整個阿拉伯地區，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經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來，正如人們對“阿拉伯之春”的出現沒有心理準備，它流星般的墜落同樣令人錯愕。
為什麼會錯愕？或許是因為，在當代世界，人們傾向于直接把威權倒台等同于民主轉型，把民衆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
這是一個常見的認知陷阱。
當我們看到一個專制政府被推翻，我們往往直接假定之後會是民主崛起。
但是，曆史告訴我們，一個威權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見的後果是另一個威權體制的建立，甚至是無政府狀态或者戰亂的出現，沒有什麼理由認為專制倒台之後會自然而然地出現民主政體。
曆史上的王朝更替當然是這樣，現代社會也常常如此。
清王朝垮台之後，建立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出現了軍閥混戰；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維王朝倒台後，出現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權政治；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最後迎來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權……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麼意外，它隻是又重複了一遍常見的曆史而已。
娜拉出走之後，未必就獲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隻是進入了一個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埃及短暫的轉型實驗 問題是：何以如此？既然威權政府已經被推翻，為什麼民主轉型會如此之難？原因當然很多，各國的轉型困境也未必相同。
今天，我們來分析一個常見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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