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法國往事：轉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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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兩講中，我們談到當代新興民主遭遇了各種轉型困境，曆史不但沒有在冷戰結束後終結，“曆史終結論”反而被現實的變遷給終結了。
不過，人類常常有一種傾向，就是把自己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當作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因而每每誇大它的重量與高度。
事實是，民主穩固的困境不是當代現象，自啟蒙運動開始播散人民主權觀念後，在政治近代化過程中，幾乎所有老牌民主國家都遭遇過今天新興民主國家所遭遇的“穩固困境”。
比較政治學不僅僅是比較不同的國家，也是比較曆史與當下，從中獲得一個更遼闊的認知尺度。
為了抵達這一視野，或許可以從第一波轉型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的沉沒說起。
什麼是第一波民主轉型浪潮中的“泰坦尼克号”？那就是“法國大革命”。
衆所周知，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等并駕齊驅，構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點。
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法國革命其實比美國革命走得更遠，但是，其結局卻比美國革命要慘烈得多。
革命後的美國，雖然也充滿黨派鬥争，奴隸制問題更是在後來引發了内戰，但總體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穩固和深化，美國憲法穿越200多年的時空，至今仍然有效，并護佑美國崛起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相比之下，法國革命經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共和國、帝國再到複辟的過山車曆程——諷刺的是，到了19世紀，類似的過程又循環了一遍。
于是，從1791年到1852年，法國産生了七部憲法、兩部憲章和一個補充條例。
托克維爾曾諷刺道，法國60年裡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憲法。
更重要的是，法國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義代價。
在1793年《懲治嫌疑犯條例》下，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達50萬人，占男性人口的5%，死于恐怖統治時期的人數大約在3.5萬～4萬之間——作為一個注腳，在290個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執行死刑，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斷頭台。
[1]受難的也絕不僅僅是“反動貴族和教士”，研究顯示，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來自第三等級。
革命引發的歐洲戰争更是傷亡慘重，據估計，1792—1814年，由法國革命引發的戰争導緻歐洲大約30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約140萬法國人。
[2]不但民主覆滅，它所引發的政治海嘯可以說是遮天蔽日。
相比之下，今天新興民主轉型的失敗在“震級”上反而是小巫見大巫了。
更徹底的民主革命 法國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革命”。
英國革命雖然比法國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貴族和國王之間分權的一場鬥争，直到1832年選舉改革後，英國還存在選舉權的各種财産門檻，著名的憲章運動正是英國工人争取普選權的抗争。
美國革命雖然和法國革命幾乎是同時爆發，并将大規模代議選舉寫進了憲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國憲法的最核心原則——最核心原則是自由。
美國憲法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民主”二字，在闡釋美國憲法的《聯邦黨人文集》中，多處出現警惕“多數暴政”的觀點。
法國革命的“人民主權”精神則非常清晰。
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确規定，“主權歸屬于人民，任何機構或者團體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權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
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參與法律的制定”，此類表述是英美《權利法案》中完全沒有的。
作為這種人民主權觀的體現，法國革命在民主實踐方面比同時期的美國革命要激進得多。
美國一直到19世紀30年代之後——也就是革命半個世紀之後，才實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而且僅僅限于白人，但在法國革命的1793年憲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權的财産限制已經被徹底廢除，甚至，在這一版的憲法中，出現了一些其他同時期革命都沒有的嶄新原則——公共救濟原則、工作權、公共教育權等。
這個憲法的通過方式本身——公投——也體現了法國革命的民主性。
美國憲法雖然也由各州通過才得以确認，但畢竟是由各州的議會投票通過，和法國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語。
法國革命的民主性不僅體現在制度設計上，也體現在革命實踐中。
與英美革命相比，法國革命是更根本意義上的“群衆運動”。
盡管革命始終有精英主義色彩，從君主立憲派到吉倫特黨、雅各賓派、督政府再到拿破侖，都可謂革命先鋒，但是“群衆”的身影，尤其是“無套褲漢”們的身影，卻比同時期其他革命中要顯著得多。
從攻占巴士底獄到進攻凡爾賽宮，從沖擊巴黎王宮到包圍國民議會，街頭運動的力量都功不可沒。
這種力量最經典的表現，莫過于1793年6月2日無套褲漢對國民公會的武裝包圍。
當時，雅各賓勢力和吉倫特黨人的鬥争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清除吉倫特黨人勢力，雅各賓派發動巴黎公社8萬民衆包圍國民公會，要求驅逐并逮捕吉倫特黨人。
當國民公會主席傳話出來要求結束這種武力威脅時，起義軍的總指揮回話道：“告訴你們的蠢貨主席，他和他的議會去死吧，一個小時之内不交出那22個人（吉倫特黨人），我們就炮轟他們。
”[3]最後，“群衆”當然勝利了。
這個“群情
不過，人類常常有一種傾向，就是把自己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當作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因而每每誇大它的重量與高度。
事實是，民主穩固的困境不是當代現象，自啟蒙運動開始播散人民主權觀念後，在政治近代化過程中，幾乎所有老牌民主國家都遭遇過今天新興民主國家所遭遇的“穩固困境”。
比較政治學不僅僅是比較不同的國家，也是比較曆史與當下，從中獲得一個更遼闊的認知尺度。
為了抵達這一視野，或許可以從第一波轉型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的沉沒說起。
什麼是第一波民主轉型浪潮中的“泰坦尼克号”？那就是“法國大革命”。
衆所周知，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等并駕齊驅，構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點。
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法國革命其實比美國革命走得更遠，但是，其結局卻比美國革命要慘烈得多。
革命後的美國，雖然也充滿黨派鬥争，奴隸制問題更是在後來引發了内戰，但總體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穩固和深化，美國憲法穿越200多年的時空，至今仍然有效，并護佑美國崛起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相比之下，法國革命經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共和國、帝國再到複辟的過山車曆程——諷刺的是，到了19世紀，類似的過程又循環了一遍。
于是，從1791年到1852年，法國産生了七部憲法、兩部憲章和一個補充條例。
托克維爾曾諷刺道，法國60年裡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憲法。
更重要的是，法國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義代價。
在1793年《懲治嫌疑犯條例》下，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達50萬人，占男性人口的5%，死于恐怖統治時期的人數大約在3.5萬～4萬之間——作為一個注腳，在290個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執行死刑，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斷頭台。
[1]受難的也絕不僅僅是“反動貴族和教士”，研究顯示，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來自第三等級。
革命引發的歐洲戰争更是傷亡慘重，據估計，1792—1814年，由法國革命引發的戰争導緻歐洲大約30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約140萬法國人。
[2]不但民主覆滅，它所引發的政治海嘯可以說是遮天蔽日。
相比之下，今天新興民主轉型的失敗在“震級”上反而是小巫見大巫了。
更徹底的民主革命 法國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革命”。
英國革命雖然比法國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貴族和國王之間分權的一場鬥争，直到1832年選舉改革後，英國還存在選舉權的各種财産門檻，著名的憲章運動正是英國工人争取普選權的抗争。
美國革命雖然和法國革命幾乎是同時爆發，并将大規模代議選舉寫進了憲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國憲法的最核心原則——最核心原則是自由。
美國憲法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民主”二字，在闡釋美國憲法的《聯邦黨人文集》中，多處出現警惕“多數暴政”的觀點。
法國革命的“人民主權”精神則非常清晰。
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确規定，“主權歸屬于人民，任何機構或者團體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權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
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參與法律的制定”，此類表述是英美《權利法案》中完全沒有的。
作為這種人民主權觀的體現，法國革命在民主實踐方面比同時期的美國革命要激進得多。
美國一直到19世紀30年代之後——也就是革命半個世紀之後，才實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而且僅僅限于白人，但在法國革命的1793年憲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權的财産限制已經被徹底廢除，甚至，在這一版的憲法中，出現了一些其他同時期革命都沒有的嶄新原則——公共救濟原則、工作權、公共教育權等。
這個憲法的通過方式本身——公投——也體現了法國革命的民主性。
美國憲法雖然也由各州通過才得以确認，但畢竟是由各州的議會投票通過，和法國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語。
法國革命的民主性不僅體現在制度設計上，也體現在革命實踐中。
與英美革命相比，法國革命是更根本意義上的“群衆運動”。
盡管革命始終有精英主義色彩，從君主立憲派到吉倫特黨、雅各賓派、督政府再到拿破侖，都可謂革命先鋒，但是“群衆”的身影，尤其是“無套褲漢”們的身影，卻比同時期其他革命中要顯著得多。
從攻占巴士底獄到進攻凡爾賽宮，從沖擊巴黎王宮到包圍國民議會，街頭運動的力量都功不可沒。
這種力量最經典的表現，莫過于1793年6月2日無套褲漢對國民公會的武裝包圍。
當時，雅各賓勢力和吉倫特黨人的鬥争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清除吉倫特黨人勢力，雅各賓派發動巴黎公社8萬民衆包圍國民公會，要求驅逐并逮捕吉倫特黨人。
當國民公會主席傳話出來要求結束這種武力威脅時，起義軍的總指揮回話道：“告訴你們的蠢貨主席，他和他的議會去死吧，一個小時之内不交出那22個人（吉倫特黨人），我們就炮轟他們。
”[3]最後，“群衆”當然勝利了。
這個“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