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法國往事：轉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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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将各派思想統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則是當務之急。
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際，羅伯斯庇爾寫道：“我們必須擁有單一意志。
這個意志隻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脅來自資産階級，要打敗資産階級，我們必須發動人民。
一切已經準備就緒，要将人民置于資産階級的統治之下，要讓共和國的捍衛者在斷頭台上死亡。
”[7]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為一種道德義務，“沒有道德，恐怖統治會毀滅一切；沒有恐怖統治，道德便毫無用處。
恐怖統治就是正義”。
可見，在法國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與其說完全是某個或者某些政治強人操控權力的結果，不如說它内置于革命者們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會，乃至如何理解人性。
這種民主模式的構建既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
就“上”而言，統治者往往需要打壓異己者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就“下”而言，民衆則往往渴望一種萬衆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
這也是為什麼不自由的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威權—民粹主義，它的一頭是威權，另一頭則是民粹。
遺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絕不僅僅是“法國往事”。
幾百年來，在新興民主當中，它是一種流行病。
無論是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德國或西班牙，或者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諸多新興國家，相似的模式不斷浮現：民主在上升，自由卻成為其犧牲品。
一個運動型的政黨在一個魅力型領袖的領導下，通過民意赢得權力，再通過打壓自由來赢得更多選票，下次勝利後更加嚴厲地打壓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
民主不但沒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反而為濫用權力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夠得以維系嗎？這就像隻有一個品牌的電腦市場會出現産品的升級換代嗎？即使會出現，恐怕也不如競争壓力之下的産品改良那麼有效率。
民主的智慧來自演進的可能，而演進需要試錯的空間。
或許法國革命中的一個細節提供了暗示：1793年憲法——也是最民主的雅各賓憲法——6月份剛出台，10月份就被擱置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以情勢緊急為由，宣布暫時擱置憲法，但為了表達對憲法的誠意，他們鄭重其事地把憲法文本放到了雪松木箱子裡以備後用——隻是，這部憲法再也沒有被拿出來過。
顯然，紮卡利亞是對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處，但它們并非同一事物。
民主是關于如何産生執政者的規則的，而自由則是關于如何限制執政者的規則的。
遺憾的是，學習民主可能比學習自由要容易得多，因為前者是一種制度，而後者是一種習俗。
制度改寫易，移風易俗難，這種不對稱或許正是為什麼新興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在任何國家，當政治制度迅速變革，它都可能與既有的政治習俗脫節，隻能停下來等待文化緩慢的變遷。
遺憾的是，人類政治文明的變遷沒有捷徑，它必須穿過千千萬萬人的心靈。
*** [1]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瑤譯，天地出版社，2019，第351—352頁。
[2]GeoffreyEllis,TheNapoleonicEmpir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3,pp.121-122. [3]SimonSchama,Citizens:AChronicleoftheFrenchRevolution,NewYork:AlfredA.Knopf,1990,p.1286. [4]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80頁。
[5]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81頁。
[6]Jacob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London:MercuryBooks,1961,p.41. [7]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99頁。
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際，羅伯斯庇爾寫道：“我們必須擁有單一意志。
這個意志隻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脅來自資産階級，要打敗資産階級，我們必須發動人民。
一切已經準備就緒，要将人民置于資産階級的統治之下，要讓共和國的捍衛者在斷頭台上死亡。
”[7]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為一種道德義務，“沒有道德，恐怖統治會毀滅一切；沒有恐怖統治，道德便毫無用處。
恐怖統治就是正義”。
可見，在法國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與其說完全是某個或者某些政治強人操控權力的結果，不如說它内置于革命者們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會，乃至如何理解人性。
這種民主模式的構建既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
就“上”而言，統治者往往需要打壓異己者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就“下”而言，民衆則往往渴望一種萬衆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
這也是為什麼不自由的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威權—民粹主義，它的一頭是威權，另一頭則是民粹。
遺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絕不僅僅是“法國往事”。
幾百年來，在新興民主當中，它是一種流行病。
無論是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德國或西班牙，或者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諸多新興國家，相似的模式不斷浮現：民主在上升，自由卻成為其犧牲品。
一個運動型的政黨在一個魅力型領袖的領導下，通過民意赢得權力，再通過打壓自由來赢得更多選票，下次勝利後更加嚴厲地打壓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
民主不但沒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反而為濫用權力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夠得以維系嗎？這就像隻有一個品牌的電腦市場會出現産品的升級換代嗎？即使會出現，恐怕也不如競争壓力之下的産品改良那麼有效率。
民主的智慧來自演進的可能，而演進需要試錯的空間。
或許法國革命中的一個細節提供了暗示：1793年憲法——也是最民主的雅各賓憲法——6月份剛出台，10月份就被擱置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以情勢緊急為由，宣布暫時擱置憲法，但為了表達對憲法的誠意，他們鄭重其事地把憲法文本放到了雪松木箱子裡以備後用——隻是，這部憲法再也沒有被拿出來過。
顯然，紮卡利亞是對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處，但它們并非同一事物。
民主是關于如何産生執政者的規則的，而自由則是關于如何限制執政者的規則的。
遺憾的是，學習民主可能比學習自由要容易得多，因為前者是一種制度，而後者是一種習俗。
制度改寫易，移風易俗難，這種不對稱或許正是為什麼新興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在任何國家，當政治制度迅速變革，它都可能與既有的政治習俗脫節，隻能停下來等待文化緩慢的變遷。
遺憾的是，人類政治文明的變遷沒有捷徑，它必須穿過千千萬萬人的心靈。
*** [1]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瑤譯，天地出版社，2019，第351—352頁。
[2]GeoffreyEllis,TheNapoleonicEmpir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3,pp.121-122. [3]SimonSchama,Citizens:AChronicleoftheFrenchRevolution,NewYork:AlfredA.Knopf,1990,p.1286. [4]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80頁。
[5]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81頁。
[6]Jacob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London:MercuryBooks,1961,p.41. [7]伊恩·戴維森，《法國大革命：從啟蒙到暴政》，2019，第19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