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法國往事：轉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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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反對派的言論和行動自由，以此實現權力的鞏固。
1997年，紮卡利亞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
在這篇文章裡，他寫道：“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僅僅是自由公正的選舉，而且是自由主義，也就是法治、分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财産保護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這兩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合二為一，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為二。
民主在崛起，憲政自由主義卻沒有與之同步。
”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紮卡利亞提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因為他發現，民主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未必同步。
我們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帶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市場自由，但是紮卡利亞發現，在新興民主中，民主的出現未必伴随着這些自由的出現。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條腿走路的民主。
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殼：它承認普選權，追求政治平等，熱衷于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這是它與傳統威權體制不同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通過民主途徑産生的執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義打壓反對派，壓縮政治選項，從而取消民主政體的實驗性特質。
注意，紮卡利亞這段話在涉及西方時有一個狀語：“近一個世紀以來”。
也就是說，将民主和自由融合起來，對于西方來說，其實也是近一個世紀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是或者重自由而輕民主，或者重民主而輕自由。
在一個啟蒙理念已經相當普及的時代，“重民主而輕自由”的危險則格外清晰。
為什麼？因為以捍衛王權的名義打壓自由已經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體激情、動員激情卻可能為碾壓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觀察法國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種種特性清晰可見。
固然，法國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徹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進與自由的日漸凋零可以說如影随形。
在革命的高峰期，《懲治嫌疑犯條例》呼籲逮捕“所有發表反動作品的專制和封建殘餘分子”，另一項法令則禁止發表挑戰救國委員會的言論，《杜申老爹報》《老科德利埃報》等報紙被封，言論出版自由不複存在。
集會結社自由也随着雅各賓派的集權化而消失——“群衆”的力量曾經是雅各賓派清除異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結束，羅伯斯庇爾下令關閉全國各地的辯論俱樂部，連無套褲漢們也失去了組織基礎。
于是，解放運動成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義。
遍布全國的“監察委員會”負責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報，革命法庭則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敵”。
誰是“自由之敵”？标準模糊不清：陰謀反叛、價值觀扭曲、意見不一緻、發表不當作品，甚至擁有一幅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作都可能入罪。
“1793年6月21日，在聖安托萬郊區的工人階級生活區，人們聽到一個男人叫喊：以前，香皂隻要12蘇，現在香皂要40蘇。
共和國萬歲！”他因此被捕。
[4]在這個過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腦後，對吉倫特黨人的審判沒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沒有任何辯護律師，甚至許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發言。
當丹東、德穆蘭等相對寬容的雅各賓派對革命大開殺戒表示不滿時，他們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宗教自由遠在大恐怖時期之前就已經被侵蝕。
1789年國民議會決議将教會财産“交給國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組織法》則要求牧師宣誓效忠新政權，并日常宣讀議會的所有法令，成為革命政權的“宣講代表”。
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針對教會的“破四舊”轟轟烈烈地展開，教堂裡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聖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換，巴黎聖母院則幹脆改名“理性殿堂”。
可以說，革命自身成為一種新的宗教。
财産權和經濟自由的凋零也成為必然。
盡管《人權宣言》中宣稱了對财産權的保護，但是戰争、叛亂、經濟危機等一系列困境還是使得這些條款被束之高閣。
逃亡貴族的土地和财産被沒收，富人被強行“借款”，面對民衆要求糧食限價的呼聲，國民公會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對此羅伯斯庇爾表示
1997年，紮卡利亞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
在這篇文章裡，他寫道：“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僅僅是自由公正的選舉，而且是自由主義，也就是法治、分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财産保護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這兩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合二為一，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為二。
民主在崛起，憲政自由主義卻沒有與之同步。
”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紮卡利亞提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因為他發現，民主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未必同步。
我們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帶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市場自由，但是紮卡利亞發現，在新興民主中，民主的出現未必伴随着這些自由的出現。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條腿走路的民主。
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殼：它承認普選權，追求政治平等，熱衷于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這是它與傳統威權體制不同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通過民主途徑産生的執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義打壓反對派，壓縮政治選項，從而取消民主政體的實驗性特質。
注意，紮卡利亞這段話在涉及西方時有一個狀語：“近一個世紀以來”。
也就是說，将民主和自由融合起來，對于西方來說，其實也是近一個世紀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是或者重自由而輕民主，或者重民主而輕自由。
在一個啟蒙理念已經相當普及的時代，“重民主而輕自由”的危險則格外清晰。
為什麼？因為以捍衛王權的名義打壓自由已經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體激情、動員激情卻可能為碾壓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觀察法國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種種特性清晰可見。
固然，法國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徹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進與自由的日漸凋零可以說如影随形。
在革命的高峰期，《懲治嫌疑犯條例》呼籲逮捕“所有發表反動作品的專制和封建殘餘分子”，另一項法令則禁止發表挑戰救國委員會的言論，《杜申老爹報》《老科德利埃報》等報紙被封，言論出版自由不複存在。
集會結社自由也随着雅各賓派的集權化而消失——“群衆”的力量曾經是雅各賓派清除異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結束，羅伯斯庇爾下令關閉全國各地的辯論俱樂部，連無套褲漢們也失去了組織基礎。
于是，解放運動成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義。
遍布全國的“監察委員會”負責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報，革命法庭則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敵”。
誰是“自由之敵”？标準模糊不清：陰謀反叛、價值觀扭曲、意見不一緻、發表不當作品，甚至擁有一幅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作都可能入罪。
“1793年6月21日，在聖安托萬郊區的工人階級生活區，人們聽到一個男人叫喊：以前，香皂隻要12蘇，現在香皂要40蘇。
共和國萬歲！”他因此被捕。
[4]在這個過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腦後，對吉倫特黨人的審判沒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沒有任何辯護律師，甚至許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發言。
當丹東、德穆蘭等相對寬容的雅各賓派對革命大開殺戒表示不滿時，他們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宗教自由遠在大恐怖時期之前就已經被侵蝕。
1789年國民議會決議将教會财産“交給國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組織法》則要求牧師宣誓效忠新政權，并日常宣讀議會的所有法令，成為革命政權的“宣講代表”。
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針對教會的“破四舊”轟轟烈烈地展開，教堂裡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聖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換，巴黎聖母院則幹脆改名“理性殿堂”。
可以說，革命自身成為一種新的宗教。
财産權和經濟自由的凋零也成為必然。
盡管《人權宣言》中宣稱了對财産權的保護，但是戰争、叛亂、經濟危機等一系列困境還是使得這些條款被束之高閣。
逃亡貴族的土地和财産被沒收，富人被強行“借款”，面對民衆要求糧食限價的呼聲，國民公會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對此羅伯斯庇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