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
關燈
小
中
大
家，大多數人都認為民主是一種很重要的價值。
可能有朋友會說，各個國家的民衆都認同民主，但是大家對民主的理解不一樣，土耳其人、伊拉克人、盧旺達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國人、德國人或者美國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選舉民主、競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績效民主，是政府解決民衆就業、是安全、是水電供應。
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實證依據，因為觀念調查顯示，世界各地的絕大多數民衆并沒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績效性民主”對立起來，他們這兩種東西都想要，并不是說想要這個就不想要那個。
事實上，如果一定要做個比較，大部分新興民主國家的民衆，對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績效性的。
在世界觀念調查2010—2014年的問卷中，也就是最新一輪公布的問卷中，有一組問題的設計恰恰用來檢測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這組問題是這樣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但不是所有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質特征。
針對下述事物，請告訴我你認為它對于民主來說有多重要。
”然後問卷分别詢問了人們對民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對民主的績效性理解。
時間關系，我不可能詳述問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這個調查中反映出來的結論是，對于新興民主國家，盡管民衆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績效性理解”都高度認可，但是在其中多數，民衆認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顯著地高于“績效性理解”。
可以說，程序性民主觀念，已經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獨特觀念，而是一種在諸多發展中國家也深入人心的大衆觀念。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
績效是績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碼事，就像我們會把文景之治或者貞觀之治稱為開明皇權時代，但不會說它們是民主時代。
所以，第三波轉型浪潮的動力來自哪兒？歸根結底，來自觀念的變遷。
過去兩三百年，啟蒙運動所創造的“主權在民”觀念，像一匹巨大的馬，把世界從走了幾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來，往另一個方向拉去。
起先可能舉步維艱，因為任何新制度的啟動都非常艱難，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緩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觀念傳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發民主國家的民主穩固，這匹馬越跑越快，最終出現了壯觀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心之變”不但是理解制度變遷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澱的入口。
當政體缺乏觀念的支撐，它就像是空中樓閣，很容易倒塌。
比如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哪有什麼支撐民主運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許有孫中山、宋教仁在為民主而鬥争，下面卻是趙太爺和阿Q們的等級世界，因此辛亥革命脫軌成軍閥混戰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當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它往往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
甚至，哪怕在經濟水平、國際秩序或者技術變遷都存在着不足時，它也可能作為一個代償性的力量在支撐民主的運轉。
1789年美國建立第一個現代“準民主政體”時，經濟水平可能還不如今天的肯尼亞；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體時，哪有什麼中産階級？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觀念的“頑固”可以彌補經濟社會條件的“赤字”，進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時代，與曆史上的第一波、第二波轉型時期相比，滋養民主觀念的經濟、社會和國際條件更加豐富。
經濟發展讓權利不再奢侈，技術讓觀念傳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讓社會動員成本降低，而中産階級往往成為政治動蕩的緩沖劑。
在這些因素的加持下，現代人越來越相信政治道義與社會自主性相聯系，民主話語越來越成為政治合法性話語的“缺省設置”。
毫無疑問，在許多國家，人們的耐心尚未匹配其願望，民主的“技藝”抵達不了其決心，理想主義激情常常淹沒現實主義策略，因此出現了廣泛的民主衰退現象。
但是，那種對“制度化的承認”之渴望會被一時一地的政治潮流終結嗎？盡管曆史的風向永遠在變化，對此我還是感到懷疑。
可能有朋友會說，各個國家的民衆都認同民主，但是大家對民主的理解不一樣，土耳其人、伊拉克人、盧旺達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國人、德國人或者美國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選舉民主、競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績效民主，是政府解決民衆就業、是安全、是水電供應。
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實證依據，因為觀念調查顯示，世界各地的絕大多數民衆并沒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績效性民主”對立起來，他們這兩種東西都想要，并不是說想要這個就不想要那個。
事實上，如果一定要做個比較，大部分新興民主國家的民衆，對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績效性的。
在世界觀念調查2010—2014年的問卷中，也就是最新一輪公布的問卷中，有一組問題的設計恰恰用來檢測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這組問題是這樣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但不是所有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質特征。
針對下述事物，請告訴我你認為它對于民主來說有多重要。
”然後問卷分别詢問了人們對民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對民主的績效性理解。
時間關系，我不可能詳述問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這個調查中反映出來的結論是，對于新興民主國家，盡管民衆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績效性理解”都高度認可，但是在其中多數，民衆認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顯著地高于“績效性理解”。
可以說，程序性民主觀念，已經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獨特觀念，而是一種在諸多發展中國家也深入人心的大衆觀念。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
績效是績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碼事，就像我們會把文景之治或者貞觀之治稱為開明皇權時代，但不會說它們是民主時代。
所以，第三波轉型浪潮的動力來自哪兒？歸根結底，來自觀念的變遷。
過去兩三百年，啟蒙運動所創造的“主權在民”觀念，像一匹巨大的馬，把世界從走了幾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來，往另一個方向拉去。
起先可能舉步維艱，因為任何新制度的啟動都非常艱難，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緩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觀念傳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發民主國家的民主穩固，這匹馬越跑越快，最終出現了壯觀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心之變”不但是理解制度變遷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澱的入口。
當政體缺乏觀念的支撐，它就像是空中樓閣，很容易倒塌。
比如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哪有什麼支撐民主運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許有孫中山、宋教仁在為民主而鬥争，下面卻是趙太爺和阿Q們的等級世界，因此辛亥革命脫軌成軍閥混戰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當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它往往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
甚至，哪怕在經濟水平、國際秩序或者技術變遷都存在着不足時，它也可能作為一個代償性的力量在支撐民主的運轉。
1789年美國建立第一個現代“準民主政體”時，經濟水平可能還不如今天的肯尼亞；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體時，哪有什麼中産階級？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觀念的“頑固”可以彌補經濟社會條件的“赤字”，進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時代，與曆史上的第一波、第二波轉型時期相比，滋養民主觀念的經濟、社會和國際條件更加豐富。
經濟發展讓權利不再奢侈，技術讓觀念傳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讓社會動員成本降低，而中産階級往往成為政治動蕩的緩沖劑。
在這些因素的加持下，現代人越來越相信政治道義與社會自主性相聯系，民主話語越來越成為政治合法性話語的“缺省設置”。
毫無疑問，在許多國家，人們的耐心尚未匹配其願望，民主的“技藝”抵達不了其決心，理想主義激情常常淹沒現實主義策略，因此出現了廣泛的民主衰退現象。
但是，那種對“制度化的承認”之渴望會被一時一地的政治潮流終結嗎？盡管曆史的風向永遠在變化，對此我還是感到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