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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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下降到13%。
對于我們比較政治學者來說，不但“發生了什麼”值得研究，“沒有發生什麼”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時候，“沒有發生”的事情比“發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韌性的第三個表現，或許可以被稱為“民主反彈現象”。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盡管不少國家存在着民主崩潰現象，但是它們中很多在民主崩潰後重新民主化。
這也是曆史上少見的。
曆史上，一旦民主崩潰發生，篡權者往往是賴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對開明者最終決定還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帶水，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1973年發動政變，到1989年才還政于民，中間是16年；巴西1964年發生政變，到1985年才回歸民主，中間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來越多的民主崩潰都指向較為快速的民主反彈。
比如馬裡2012年政變，2013年民主回歸；洪都拉斯2009年政變，當年就重新組織選舉。
用學者伯米歐（NancyBermeo）的話來說，在21世紀，連政變都常常成了所謂“約定式政變”，也就是一邊政變一邊承諾将重新引入民主選舉，顯示了政治合法性觀念的轉變。
因為上述三個現象的存在，“民主衰退”這個說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異議。
有學者指出，從民主政體的數量而言，21世紀以來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
這一點，無論用哪個政體評估數據庫來衡量，結論類似。
民主政體數量的變化曲線，隻是從一條顯著上升的曲線，變成了一條比較平的線，但是并沒有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
還有學者認為，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出現了顯著的民主衰退，是因為他們之前把一些根本沒有民主化、隻進行了一些“民主化妝術”的國家當作了民主化國家，甚至有時候直接把威權崩潰當作了民主轉型——這就像一個人穿上了高跟鞋，我們就說他長高了，當他脫去高跟鞋，我們又說他變矮了，而事實是，他從來沒有真正地長高過，又談何“身高倒退”？根據這類學者的觀點，對于描述當代的轉型狀态，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說法，可能是“民主拉鋸”——轉型從擴張期進入了平台期，從吸收期進入了消化期。
民主韌性從何而來？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為什麼當代民主會展示出這種韌性？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傾覆，那麼當代的民主化過程為什麼“水花”更小、更具有頑強的沉澱性和反彈力？ 原因當然很多。
經濟發展是一個原因。
當代的經濟水平和曆史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當一個社會僧多粥少的時候，權力格局的變動顯然更可能引發巨大的動蕩，十個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經濟發展了，十個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氣和了。
國際格局是另一個原因。
我們之前讨論過，“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全球進入了一個自由主義處于優勢地位的時代，而這個罕見的國際格局對于第三波轉型浪潮也是一個根本性的因素。
除此之外，還有技術發展的原因。
互聯網、社交媒體的興起，大大降低了社會動員的成本，以前你用雞毛信鬧革命，信還沒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殺了，現在你發個twitter、發個facebook，可能立刻萬衆響應。
所以，在當代，有各種經濟的、國際秩序的、技術發展的原因在支撐民主的韌性。
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強調一個因素——觀念的因素。
一定的制度能夠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觀念去支撐。
當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韌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代世界各國人民在觀念上更認同民主。
在2014年的世界觀念調查當中，有一個問題是：“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對你來說有多重要？”答案從1到10分布，數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如果我們把分布在7—10的回答歸納為“很重要”，那麼美國人回答“很重要”的比例是78%，德國是88%，阿根廷是85%，土耳其是88%，伊拉克有77%，連盧旺達都有73%，其他國家也大同小異。
所以，非常清晰的是，在當代幾乎所有國家，而不僅僅是發達國
對于我們比較政治學者來說，不但“發生了什麼”值得研究，“沒有發生什麼”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時候，“沒有發生”的事情比“發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韌性的第三個表現，或許可以被稱為“民主反彈現象”。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盡管不少國家存在着民主崩潰現象，但是它們中很多在民主崩潰後重新民主化。
這也是曆史上少見的。
曆史上，一旦民主崩潰發生，篡權者往往是賴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對開明者最終決定還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帶水，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1973年發動政變，到1989年才還政于民，中間是16年；巴西1964年發生政變，到1985年才回歸民主，中間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來越多的民主崩潰都指向較為快速的民主反彈。
比如馬裡2012年政變，2013年民主回歸；洪都拉斯2009年政變，當年就重新組織選舉。
用學者伯米歐（NancyBermeo）的話來說，在21世紀，連政變都常常成了所謂“約定式政變”，也就是一邊政變一邊承諾将重新引入民主選舉，顯示了政治合法性觀念的轉變。
因為上述三個現象的存在，“民主衰退”這個說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異議。
有學者指出，從民主政體的數量而言，21世紀以來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
這一點，無論用哪個政體評估數據庫來衡量，結論類似。
民主政體數量的變化曲線，隻是從一條顯著上升的曲線，變成了一條比較平的線，但是并沒有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
還有學者認為，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出現了顯著的民主衰退，是因為他們之前把一些根本沒有民主化、隻進行了一些“民主化妝術”的國家當作了民主化國家，甚至有時候直接把威權崩潰當作了民主轉型——這就像一個人穿上了高跟鞋，我們就說他長高了，當他脫去高跟鞋，我們又說他變矮了，而事實是，他從來沒有真正地長高過，又談何“身高倒退”？根據這類學者的觀點，對于描述當代的轉型狀态，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說法，可能是“民主拉鋸”——轉型從擴張期進入了平台期，從吸收期進入了消化期。
民主韌性從何而來？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為什麼當代民主會展示出這種韌性？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傾覆，那麼當代的民主化過程為什麼“水花”更小、更具有頑強的沉澱性和反彈力？ 原因當然很多。
經濟發展是一個原因。
當代的經濟水平和曆史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當一個社會僧多粥少的時候，權力格局的變動顯然更可能引發巨大的動蕩，十個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經濟發展了，十個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氣和了。
國際格局是另一個原因。
我們之前讨論過，“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全球進入了一個自由主義處于優勢地位的時代，而這個罕見的國際格局對于第三波轉型浪潮也是一個根本性的因素。
除此之外，還有技術發展的原因。
互聯網、社交媒體的興起，大大降低了社會動員的成本，以前你用雞毛信鬧革命，信還沒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殺了，現在你發個twitter、發個facebook，可能立刻萬衆響應。
所以，在當代，有各種經濟的、國際秩序的、技術發展的原因在支撐民主的韌性。
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強調一個因素——觀念的因素。
一定的制度能夠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觀念去支撐。
當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韌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代世界各國人民在觀念上更認同民主。
在2014年的世界觀念調查當中，有一個問題是：“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對你來說有多重要？”答案從1到10分布，數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如果我們把分布在7—10的回答歸納為“很重要”，那麼美國人回答“很重要”的比例是78%，德國是88%，阿根廷是85%，土耳其是88%，伊拉克有77%，連盧旺達都有73%，其他國家也大同小異。
所以，非常清晰的是，在當代幾乎所有國家，而不僅僅是發達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