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曆史終結論”的終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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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蘇聯的一些成員國，白俄羅斯，還有各種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别克斯坦等，都是剛轉型立刻就民主崩潰，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有的則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這樣的國家，查韋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很長一段時間，委内瑞拉甚至被視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經濟政策的激進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
有的則是過山車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後天又死，大後天又救活，比如泰國、海地、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權之間反複震蕩。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民主化本質上是從權力壟斷走向權力競争。
這意味着，權力不再是代代相傳的私有财産，而變成了一個抛向空中的繡球，在搶這個“繡球”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争鬥，你說你搶到了，他說他搶到了，你說他作弊了，他說你作弊了，結果就是爆發沖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遊戲終結。
要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需要透明公正的規則，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勢力之間的信任和妥協，而所有這些機制的培育都需要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隻要有一方破壞遊戲規則，就會引發旋渦狀的惡性循環，劣币驅逐良币，直到整個棋盤被掀翻。
威權體制的文化遺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威權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勢，長期得勢，比如，蘇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還是老大，1985年還是老大，1995年也還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衆推翻。
在這種一次性的遊戲中，政治行為很容易形成什麼樣的規則？你死我活。
因為我不把握這次機會，我就沒有機會了。
事實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
據估算，蘇哈托上台後，清洗了50萬左翼反對派。
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無數政敵的屍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為一種“可重複博弈”，理論上本不必你死我活。
但問題在于，由于威權體制下的文化遺産，轉型國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個“可重複遊戲”玩成了“一次性遊戲”。
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這次的勝利果實轉化為永久的勝利果實，這就是袁世凱的做法。
這次我輸了？不可能，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
這就是國民黨的做法。
于是，一個本可以是“風水輪流轉”的故事，又變成了一個“你死我活”的故事。
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崩潰曆程，盡管細節不同，邏輯卻往往相似，它們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凱和國民黨，自己走向脫軌的辛亥革命。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民主崩潰在第三波浪潮後，并不是勻速發生的，而是加速度發生的。
我做過一個計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場，民主崩潰發生過18次，但是1996—2018年卻發生過35次，可見越到後面，民主崩潰的發生就越頻繁。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發生在南歐、拉美這種相對發達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離西方傳統也比較近，相當于西方的表親國家。
英語裡有個詞叫作“low-hangingfruit”，“挂得比較低的果實”，意思就是比較好摘的果實，這些西方的表親國就相當于“挂得比較低的果實”。
但是後來，第三波浪潮逐漸擴散到東亞、東歐，然後是東南亞，這個時候雖然風浪漸起，但也大緻平穩。
不過，當第三波浪潮抵達非洲，尤其是最後抵達中東時，就常常是刀光劍影了。
每一步進展之後，果實都挂得更高了，變得更加難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現之二：民主的僞劣化 再來看民主衰退的另一個表現：民主的僞劣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一些新興民主雖然不至于民主崩潰，但是它的民主質量節節倒退，退到了一個“既夠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專制”的灰色狀态。
其主要表現，就是雖然這些國家還有周期性選舉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都往往嚴重倒退，以緻它的選舉成了一種極其不公平的政治競争，相當于一個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鐐铐的人進行跑步比賽。
這種“民主的僞劣化”現象，在新興民主中非常普遍。
從委内瑞拉到巴西，從匈牙利到菲律賓，從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蹤迹。
有一個叫作FreedomHouse的機構長期對各國的政治自由度進行評估打分，我曾經根據它的數據，對新興民主中十個人口大國的政治自由度進行過分析，發現在這十個國家裡面，有九個政治自由度從它們轉型後所到達過的最高
有的則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這樣的國家，查韋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很長一段時間，委内瑞拉甚至被視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經濟政策的激進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
有的則是過山車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後天又死，大後天又救活，比如泰國、海地、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權之間反複震蕩。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民主化本質上是從權力壟斷走向權力競争。
這意味着，權力不再是代代相傳的私有财産，而變成了一個抛向空中的繡球，在搶這個“繡球”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争鬥，你說你搶到了，他說他搶到了，你說他作弊了，他說你作弊了，結果就是爆發沖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遊戲終結。
要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需要透明公正的規則，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勢力之間的信任和妥協，而所有這些機制的培育都需要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隻要有一方破壞遊戲規則，就會引發旋渦狀的惡性循環，劣币驅逐良币，直到整個棋盤被掀翻。
威權體制的文化遺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威權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勢，長期得勢，比如，蘇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還是老大，1985年還是老大，1995年也還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衆推翻。
在這種一次性的遊戲中，政治行為很容易形成什麼樣的規則？你死我活。
因為我不把握這次機會，我就沒有機會了。
事實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
據估算，蘇哈托上台後，清洗了50萬左翼反對派。
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無數政敵的屍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為一種“可重複博弈”，理論上本不必你死我活。
但問題在于，由于威權體制下的文化遺産，轉型國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個“可重複遊戲”玩成了“一次性遊戲”。
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這次的勝利果實轉化為永久的勝利果實，這就是袁世凱的做法。
這次我輸了？不可能，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
這就是國民黨的做法。
于是，一個本可以是“風水輪流轉”的故事，又變成了一個“你死我活”的故事。
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崩潰曆程，盡管細節不同，邏輯卻往往相似，它們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凱和國民黨，自己走向脫軌的辛亥革命。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民主崩潰在第三波浪潮後，并不是勻速發生的，而是加速度發生的。
我做過一個計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場，民主崩潰發生過18次，但是1996—2018年卻發生過35次，可見越到後面，民主崩潰的發生就越頻繁。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發生在南歐、拉美這種相對發達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離西方傳統也比較近，相當于西方的表親國家。
英語裡有個詞叫作“low-hangingfruit”，“挂得比較低的果實”，意思就是比較好摘的果實，這些西方的表親國就相當于“挂得比較低的果實”。
但是後來，第三波浪潮逐漸擴散到東亞、東歐，然後是東南亞，這個時候雖然風浪漸起，但也大緻平穩。
不過，當第三波浪潮抵達非洲，尤其是最後抵達中東時，就常常是刀光劍影了。
每一步進展之後，果實都挂得更高了，變得更加難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現之二：民主的僞劣化 再來看民主衰退的另一個表現：民主的僞劣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一些新興民主雖然不至于民主崩潰，但是它的民主質量節節倒退，退到了一個“既夠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專制”的灰色狀态。
其主要表現，就是雖然這些國家還有周期性選舉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都往往嚴重倒退，以緻它的選舉成了一種極其不公平的政治競争，相當于一個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鐐铐的人進行跑步比賽。
這種“民主的僞劣化”現象，在新興民主中非常普遍。
從委内瑞拉到巴西，從匈牙利到菲律賓，從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蹤迹。
有一個叫作FreedomHouse的機構長期對各國的政治自由度進行評估打分，我曾經根據它的數據，對新興民主中十個人口大國的政治自由度進行過分析，發現在這十個國家裡面，有九個政治自由度從它們轉型後所到達過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