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曆史終結論”的終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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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劇烈的變化，都可能出現“消化不良”問題。
我們今天讨論的民主衰退現象，可以說就是一場巨型的“消化不良”反應。
我們知道，民主是一種制度，制度的變化相對容易，但文化、社會、經濟的變化則相對緩慢。
組織一場選舉，可能隻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是文化觀念、社會習俗和經濟結構的變遷則往往需要好幾代人。
結果就是，當許多國家熱情洋溢地擁抱民主，卻出現了制度和習俗的脫節。
這就好像醫學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個新的器官到人體，這本身或許沒有那麼難，難的是你的身體真正接受它，不發生排異反應。
遺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異反應的确常常發生。
這種排異反應常常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民主崩潰，一種是民主質量上的僞劣化。
首先來看民主崩潰。
民主崩潰，顧名思義，就是一些國家剛剛步入民主轉型曆程，就因為政治鬥争而政體崩潰。
對此，中國人其實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後的北洋軍閥時期，中國就經曆了這個過程。
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發起數次“請開國會運動”，最後幹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憲法制定臨時約法，進行了選舉。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民主轉型的嘗試，如果用亨廷頓的時間分類标準，中國也進入過第一波民主化浪潮。
但是，結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國民黨和袁世凱之間的政治鬥争，以及後來各路軍閥勢力之間的鬥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潰，之後是長達數年的軍閥混戰。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後民主迅速崩潰的情形，可以說比比皆是。
我自己做過一個統計，發現在第三波浪潮後出現的新興民主中，每五個就有兩個經曆過民主崩潰。
崩潰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蘇聯的一些成員國，白俄羅斯，還有各種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别克斯坦等，都是剛轉型立刻就民主崩潰，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有的則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這樣的國家，查韋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很長一段時間，委内瑞拉甚至被視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經濟政策的激進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
有的則是過山車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後天又死，大後天又救活，比如泰國、海地、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權之間反複震蕩。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民主化本質上是從權力壟斷走向權力競争。
這意味着，權力不再是代代相傳的私有财産，而變成了一個抛向空中的繡球，在搶這個“繡球”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争鬥，你說你搶到了，他說他搶到了，你說他作弊了，他說你作弊了，結果就是爆發沖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遊戲終結。
要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需要透明公正的規則，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勢力之間的信任和妥協，而所有這些機制的培育都需要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隻要有一方破壞遊戲規則，就會引發旋渦狀的惡性循環，劣币驅逐良币，直到整個棋盤被掀翻。
威權體制的文化遺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威權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勢，長期得勢，比如，蘇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還是老大，1985年還是老大，1995年也還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衆推翻。
在這種一次性的遊戲中，政治行為很容易形成什麼樣的規則？你死我活。
因為我不把握這次機會，我就沒有機會了。
事實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
據估算，蘇哈托上台後，清洗了50萬左翼反對派。
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
我們今天讨論的民主衰退現象，可以說就是一場巨型的“消化不良”反應。
我們知道，民主是一種制度，制度的變化相對容易，但文化、社會、經濟的變化則相對緩慢。
組織一場選舉，可能隻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是文化觀念、社會習俗和經濟結構的變遷則往往需要好幾代人。
結果就是，當許多國家熱情洋溢地擁抱民主，卻出現了制度和習俗的脫節。
這就好像醫學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個新的器官到人體，這本身或許沒有那麼難，難的是你的身體真正接受它，不發生排異反應。
遺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異反應的确常常發生。
這種排異反應常常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民主崩潰，一種是民主質量上的僞劣化。
首先來看民主崩潰。
民主崩潰，顧名思義，就是一些國家剛剛步入民主轉型曆程，就因為政治鬥争而政體崩潰。
對此，中國人其實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後的北洋軍閥時期，中國就經曆了這個過程。
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發起數次“請開國會運動”，最後幹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憲法制定臨時約法，進行了選舉。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民主轉型的嘗試，如果用亨廷頓的時間分類标準，中國也進入過第一波民主化浪潮。
但是，結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國民黨和袁世凱之間的政治鬥争，以及後來各路軍閥勢力之間的鬥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潰，之後是長達數年的軍閥混戰。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後民主迅速崩潰的情形，可以說比比皆是。
我自己做過一個統計，發現在第三波浪潮後出現的新興民主中，每五個就有兩個經曆過民主崩潰。
崩潰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蘇聯的一些成員國，白俄羅斯，還有各種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别克斯坦等，都是剛轉型立刻就民主崩潰，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有的則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這樣的國家，查韋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很長一段時間，委内瑞拉甚至被視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經濟政策的激進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
有的則是過山車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後天又死，大後天又救活，比如泰國、海地、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權之間反複震蕩。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民主化本質上是從權力壟斷走向權力競争。
這意味着，權力不再是代代相傳的私有财産，而變成了一個抛向空中的繡球，在搶這個“繡球”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争鬥，你說你搶到了，他說他搶到了，你說他作弊了，他說你作弊了，結果就是爆發沖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遊戲終結。
要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需要透明公正的規則，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勢力之間的信任和妥協，而所有這些機制的培育都需要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隻要有一方破壞遊戲規則，就會引發旋渦狀的惡性循環，劣币驅逐良币，直到整個棋盤被掀翻。
威權體制的文化遺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威權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勢，長期得勢，比如，蘇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還是老大，1985年還是老大，1995年也還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衆推翻。
在這種一次性的遊戲中，政治行為很容易形成什麼樣的規則？你死我活。
因為我不把握這次機會，我就沒有機會了。
事實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
據估算，蘇哈托上台後，清洗了50萬左翼反對派。
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