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為什麼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與文化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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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選标準、文化沖突、财政負擔等問題的考慮同樣重要。
其實，一個國家并非隻能二選一——要麼隻能門戶洞開，要麼大門緊閉，或許還有中間道路，比如，以“涓涓細流”的方式來引進移民難民，或者，以“有張有弛”的方式來引入。
細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棗，因為隻要囫囵吞棗，就有可能出現消化不良。
沒有哪個種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階層、文化鴻溝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時間。
英語世界中有個說法，叫作“sizematters”，如果借用這個句式，就是“speedmatters”——速度很重要。
關于這一點，在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Collier）的書《苦海求生：改造崩潰的難民制度》（Exodus:HowMigrationIsChangingOurWorld）裡，有個觀點給我很大啟發，他說，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
為什麼？因為一個族群越是大規模地、快速地進入他國，往往就越沒有必要融入周邊的環境。
對于這一點，說實話，我個人都有所體會。
我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在那裡拿的博士學位。
我以前讀《胡适留學日記》，吃驚地發現，100年前他留學美國時，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比100年後的我高多了。
順便說一句，胡适當年也是在哥大留學，所以，他也算是我“師兄”了。
我看他的日記，發現當年他到處做英文演講，參加外國人的宴會，讀莎士比亞，等等。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的時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國人打交道、參加中國人的聚會、吃中國人的飯菜，莎士比亞可真沒時間讀，因為天天忙着在中文論壇吵架。
為什麼會這樣？我後來想了想，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在哥大的時候，哥大有上千個中國留學生，整個紐約可能幾十萬中國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時候，可能隻有10個中國留學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國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學業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國人的世界裡自給自足。
所以，這就是小鐵渣和鐵疙瘩的區别，越大的鐵疙瘩扔進大熔爐，它就越難以熔化。
顯然，如何平衡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沒有标準答案。
在瑞典當代的語境中，我不大願意把所有對繼續大規模移民有所懷疑的瑞典人都稱為“極右”，因為瑞典已經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難民移民，我們站在山腳下，憑什麼指責爬到半山腰的人為什麼不爬到山頂？我甯願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轉稱為“防禦性民族主義”，不同于當年納粹的“進攻性民族主義”。
“防禦性民族主義”，意味着大多數人并不想端着槍炮跑到外面去消滅異己，更多的是面對外來文明湧入時的一種文化反彈。
其實，這種“防禦性文化民族主義”，這種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歸和想象，過去100多年來，有誰比我們中國人更加熟悉？所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繁榮、帶來了發展，但也給所有的民族帶來了文明認同的危機，在這一點上，無論中西，人類真的終于是個“命運共同體”了。
其實，一個國家并非隻能二選一——要麼隻能門戶洞開，要麼大門緊閉，或許還有中間道路，比如，以“涓涓細流”的方式來引進移民難民，或者，以“有張有弛”的方式來引入。
細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棗，因為隻要囫囵吞棗，就有可能出現消化不良。
沒有哪個種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階層、文化鴻溝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時間。
英語世界中有個說法，叫作“sizematters”，如果借用這個句式，就是“speedmatters”——速度很重要。
關于這一點，在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Collier）的書《苦海求生：改造崩潰的難民制度》（Exodus:HowMigrationIsChangingOurWorld）裡，有個觀點給我很大啟發，他說，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
為什麼？因為一個族群越是大規模地、快速地進入他國，往往就越沒有必要融入周邊的環境。
對于這一點，說實話，我個人都有所體會。
我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在那裡拿的博士學位。
我以前讀《胡适留學日記》，吃驚地發現，100年前他留學美國時，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比100年後的我高多了。
順便說一句，胡适當年也是在哥大留學，所以，他也算是我“師兄”了。
我看他的日記，發現當年他到處做英文演講，參加外國人的宴會，讀莎士比亞，等等。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的時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國人打交道、參加中國人的聚會、吃中國人的飯菜，莎士比亞可真沒時間讀，因為天天忙着在中文論壇吵架。
為什麼會這樣？我後來想了想，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在哥大的時候，哥大有上千個中國留學生，整個紐約可能幾十萬中國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時候，可能隻有10個中國留學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國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學業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國人的世界裡自給自足。
所以，這就是小鐵渣和鐵疙瘩的區别，越大的鐵疙瘩扔進大熔爐，它就越難以熔化。
顯然，如何平衡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沒有标準答案。
在瑞典當代的語境中，我不大願意把所有對繼續大規模移民有所懷疑的瑞典人都稱為“極右”，因為瑞典已經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難民移民，我們站在山腳下，憑什麼指責爬到半山腰的人為什麼不爬到山頂？我甯願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轉稱為“防禦性民族主義”，不同于當年納粹的“進攻性民族主義”。
“防禦性民族主義”，意味着大多數人并不想端着槍炮跑到外面去消滅異己，更多的是面對外來文明湧入時的一種文化反彈。
其實，這種“防禦性文化民族主義”，這種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歸和想象，過去100多年來，有誰比我們中國人更加熟悉？所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繁榮、帶來了發展，但也給所有的民族帶來了文明認同的危機，在這一點上，無論中西，人類真的終于是個“命運共同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