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為什麼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與文化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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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瑞典就開始大量接收來自伊朗、前南斯拉夫的難民，21世紀初則開始接收來自阿富汗、叙利亞、索馬裡的移民難民。
其心胸寬廣的程度，從一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來：2015年，瑞典有164萬人口出生于國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
這個變化發生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應該說非常驚人。
即使是美國這樣一個老牌移民國家，現在也隻有13.7%的人出生于外國，明顯低于瑞典。
當然，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歐國家都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移民正好可以彌補瑞典的勞動力缺口。
那麼，問題出在哪兒？答案是融合很困難。
移民容易，融合卻很難，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詞來說，就是：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近17%的外國人融入其經濟文化體系，其難度可能遠遠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準備。
我們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鐵渣扔進一個大熔爐，它很快就會熔化，但是如果把一個巨大的鐵疙瘩整個扔進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
短時間内大規模地引進移民難民，某種意義上，就相當于把一塊巨大的鐵疙瘩扔進一個熔爐。
融合的困難，首先體現在經濟方面。
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業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
事實上，瑞典一半的失業人口是移民。
對于這一點，在越新的移民中越明顯，因為早期伊朗、前南斯拉夫移民中有很多是醫生、工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而新近湧入的大多是難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比較難找到工作。
而且，難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許多地方政府慢慢發現，自己難以長期支撐這些項目，于是又多了一個财政問題。
不過，經濟問題可能隻是短期問題。
很多研究顯示，長期而言，移民帶來的經濟收益往往大于經濟負擔。
更大的問題是犯罪率的上升。
大規模移民難民湧入後，出現了一個具有瑞典特色的現象——手榴彈爆炸案的上升。
2018年一年，瑞典就發生了162起手榴彈爆炸案，對于一個人口小國來說，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了，相當于在半個北京，平均每兩三天就發生一起手榴彈爆炸案。
因為瑞典不發布罪犯的背景信息，所以我們并不确切地知道這中間有多少是移民所為，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确實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新現象，而且主要發生在移民聚居區。
當然，很多人指出，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而不是新移民。
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說明融合的艱難。
移民和融合并不是兩個不相關的問題，“問題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當于說“問題不在于他們的婚姻，而在于他們相處不好”——恰恰是結婚帶來朝夕相處的問題。
更糟的是極端主義的興起。
據報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個瑞典志願者以“聖戰”戰士的身份奔赴“伊斯蘭國”為之作戰。
300個看似不多，但是，同樣，因為分母很小，所以事實上，瑞典已經成為“聖戰”戰士輸出比例最高的歐洲國家。
要知道，極端主義的出現并非孤立的現象，它們背後往往會有一個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網絡，所以300個極端分子的背後，可能對應着3000個溫和同情者，隻不過這些人沒有極端到拿起武器上戰場的地步。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
他們發現，瑞典正在從一個“和諧社會”變成一個“二元社會”——兩邊的人說着不同的語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階層。
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個陌生的世界似乎會越來越大，而他們傳統的世界似乎在縮小。
根據皮尤中心的一個溫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
30年後是21%，100年、200年後呢？應該說，一些瑞典人擔心自己的傳統文化被伊斯蘭化也不完全是沒有根據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為榮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脅。
有研究指出，“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模式之所以出現于北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質性的人口結構——正是因為彼此文化、語言、宗教接近，才産生了深厚的社會信任，使得人們願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來扶助那些窮困潦倒者，一旦社會“二元化”，人們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們還願不願意交同樣高的稅收、進行同樣程度的财富轉移，就變成一個問号了。
多元文化主義：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會說，社會多元化為什麼就一定是問題呢？美國、加拿大都是移民國家，多元文化不但沒有摧垮這些國家，反而成為其力量的源泉，對不對？确實，社會多元化本身未必是問題，但是，變化的速度則可能成為問題。
不要忘記，美國是花了200多年的時間展開這個民族融合過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時間，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時間裡，無論是愛爾蘭人、德國人、中國人、日本人、穆斯林的進入，都曾引發顯著的政治和文化沖突。
哪怕是歲月靜好的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著名的魁北克問題，英國移民和法國移民的鬥争，到當代仍然是加拿大一個動不動發炎的傷口。
除了移民的速度，“文化距離”也可能成為問題。
什麼叫“文化距離”？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間差異的程度。
不
其心胸寬廣的程度，從一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來：2015年，瑞典有164萬人口出生于國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
這個變化發生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應該說非常驚人。
即使是美國這樣一個老牌移民國家，現在也隻有13.7%的人出生于外國，明顯低于瑞典。
當然，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歐國家都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移民正好可以彌補瑞典的勞動力缺口。
那麼，問題出在哪兒？答案是融合很困難。
移民容易，融合卻很難，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詞來說，就是：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近17%的外國人融入其經濟文化體系，其難度可能遠遠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準備。
我們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鐵渣扔進一個大熔爐，它很快就會熔化，但是如果把一個巨大的鐵疙瘩整個扔進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
短時間内大規模地引進移民難民，某種意義上，就相當于把一塊巨大的鐵疙瘩扔進一個熔爐。
融合的困難，首先體現在經濟方面。
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業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
事實上，瑞典一半的失業人口是移民。
對于這一點，在越新的移民中越明顯，因為早期伊朗、前南斯拉夫移民中有很多是醫生、工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而新近湧入的大多是難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比較難找到工作。
而且，難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許多地方政府慢慢發現，自己難以長期支撐這些項目，于是又多了一個财政問題。
不過，經濟問題可能隻是短期問題。
很多研究顯示，長期而言，移民帶來的經濟收益往往大于經濟負擔。
更大的問題是犯罪率的上升。
大規模移民難民湧入後，出現了一個具有瑞典特色的現象——手榴彈爆炸案的上升。
2018年一年，瑞典就發生了162起手榴彈爆炸案，對于一個人口小國來說，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了，相當于在半個北京，平均每兩三天就發生一起手榴彈爆炸案。
因為瑞典不發布罪犯的背景信息，所以我們并不确切地知道這中間有多少是移民所為，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确實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新現象，而且主要發生在移民聚居區。
當然，很多人指出，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而不是新移民。
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說明融合的艱難。
移民和融合并不是兩個不相關的問題，“問題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當于說“問題不在于他們的婚姻，而在于他們相處不好”——恰恰是結婚帶來朝夕相處的問題。
更糟的是極端主義的興起。
據報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個瑞典志願者以“聖戰”戰士的身份奔赴“伊斯蘭國”為之作戰。
300個看似不多，但是，同樣，因為分母很小，所以事實上，瑞典已經成為“聖戰”戰士輸出比例最高的歐洲國家。
要知道，極端主義的出現并非孤立的現象，它們背後往往會有一個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網絡，所以300個極端分子的背後，可能對應着3000個溫和同情者，隻不過這些人沒有極端到拿起武器上戰場的地步。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
他們發現，瑞典正在從一個“和諧社會”變成一個“二元社會”——兩邊的人說着不同的語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階層。
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個陌生的世界似乎會越來越大，而他們傳統的世界似乎在縮小。
根據皮尤中心的一個溫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
30年後是21%，100年、200年後呢？應該說，一些瑞典人擔心自己的傳統文化被伊斯蘭化也不完全是沒有根據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為榮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脅。
有研究指出，“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模式之所以出現于北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質性的人口結構——正是因為彼此文化、語言、宗教接近，才産生了深厚的社會信任，使得人們願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來扶助那些窮困潦倒者，一旦社會“二元化”，人們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們還願不願意交同樣高的稅收、進行同樣程度的财富轉移，就變成一個問号了。
多元文化主義：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會說，社會多元化為什麼就一定是問題呢？美國、加拿大都是移民國家，多元文化不但沒有摧垮這些國家，反而成為其力量的源泉，對不對？确實，社會多元化本身未必是問題，但是，變化的速度則可能成為問題。
不要忘記，美國是花了200多年的時間展開這個民族融合過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時間，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時間裡，無論是愛爾蘭人、德國人、中國人、日本人、穆斯林的進入，都曾引發顯著的政治和文化沖突。
哪怕是歲月靜好的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著名的魁北克問題，英國移民和法國移民的鬥争，到當代仍然是加拿大一個動不動發炎的傷口。
除了移民的速度，“文化距離”也可能成為問題。
什麼叫“文化距離”？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間差異的程度。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