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為什麼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與文化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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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課我們讨論了全球化的經濟沖擊，這次課，我們來談談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沖擊。
我們知道，全球化不僅僅帶來商品的流動，而且帶來人的流動、觀念的流動、文化的流動。
但是，從一開始，這種觀念的流動就不是對稱的，過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動主要是西學東漸，而不是東學西漸。
比如我們熟悉的“德先生”“賽先生”都是西方來客，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字。
有文化傳播就會有文化反彈 然而，隻要有外來文化傳播的地方，就會出現一個現象——文化反彈。
我們都知道，從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第一天開始，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向運動也随之開始。
有了推廣西學的嚴複，就有了捍衛傳統的辜鴻銘；有了陳獨秀、胡适的新文化運動，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複古派；有了自由主義，也就催生了新儒家。
直到今天，這種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鋸戰也沒有結束。
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經曆，就是微信群裡的“中醫西醫”大戰，一邊說中醫是國粹，另一邊說中醫就是個安慰劑，最後當然誰也說服不了誰，争論常常以一批人“憤而退群”而告終。
（更d書f享搜索雅書.YabooK） 西學東漸過程中出現文化反彈的，顯然不僅僅是中國。
伊斯蘭世界的文化反彈同樣激烈，甚至更激烈。
為什麼最近幾十年出現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高漲？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就是文化反彈。
西方文化越強勢、越流行、越逼近家門口，文化本土主義者就越需要強化傳統文化來與之對抗。
畢竟，人不僅僅是理性的動物，也是認同的動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沒“我們”，就越需要強化甚至想象集體的“我們”來抵禦他者。
像塔利班這樣的極端政權，幹脆禁止西方音樂、電影，以這種方式來守衛他們心目中的伊斯蘭文化。
可以說，越是曾經偉大的文明，面對外來沖擊的時候，文化反彈越激烈。
為什麼？因為它自尊心強啊。
你祖上還在穿麻袋的時候，我祖上就已經開始穿絲綢了，現在你來教育我什麼叫文明？肯定不服對不對？反而是像非洲很多小國，曆史上連國家都沒有，有些甚至沒有書面文字，你讓他說英語他也就說了，你讓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沒有太多的文化遺産需要捍衛。
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儒家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出現對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彈，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過去20年左右，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現象，那就是：對全球化的文化反彈不再僅僅發生在東方世界，而且出現在了西方世界。
換句話說，現在不僅僅是東方人在擔心西化問題，西方人也開始擔心東方化問題了——很多西方人開始擔心中國模式的擴散，擔心“一帶一路”的影響力，但更主要的，他們開始擔心西方世界的伊斯蘭化。
因為這種恐懼，很多西方民衆紛紛把右翼政黨選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護傳統，幾乎所有的歐美國家政治生态都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一講，我不想談論大家熟悉的英、美、法、德這些西方大國，我想談論一個稍微有點偏遠的國家——瑞典。
瑞典為什麼從“優等生”變成了問題國家？ 為什麼談論瑞典？因為瑞典向來被視為西方世界的“優等生”，如果優等生都出問題了，那問題就更值得深思。
分析優等生問題出在哪兒，也有助于我們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義一葉知秋。
說到瑞典，我們通常會想到什麼？不知道你們怎麼樣，我反正腦子裡會浮現出四個大字——和諧社會。
和之前我提到過的丹麥一樣，瑞典被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經濟發展、社會平等，是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和諧社會”，過去幾年突然有點亂套了。
我不妨給大家念一下近年《紐約時報》關于瑞典的幾個文章标題，一個是“極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個是“手榴彈和黑幫正在動搖瑞典的中産階級”，還有一個，“瑞典曾經是道義上的超級大國，但這一點正在改變”。
顯然，瑞典成了一個問題國家，不再是那個世外桃源。
一個表現，就是瑞典民主黨，一個反移民的右翼政黨，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還名不見經傳，但是在2018年的大選中，已經成為瑞典第三大黨。
在2019年的一次民調中，該黨的支持率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成為瑞典最受歡迎的政黨，有人預測，下次大選它有可能成為瑞典最大的政黨。
為什麼瑞典突然從“優等生”變成一個問題國家？為什麼短短十年左右，排外主義在瑞典會成為主流？有一點可以肯定：瑞典人絕不是天生狹隘的排外主義者。
長期以來，瑞典都是人均外援數額最大的國家之一。
2015年左右的歐洲難民危機，你們可能聽說過，德國是接納難民最多的國家。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從難民人數和本國人口比例的角度來說，瑞典其實是接納難民最多的國家——僅就2015年，就有16萬難民申請者來到瑞典，這聽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總人口也就不到1000萬。
如果按照同樣的比例在中國安置難民，相當于中國一年接收了兩千多萬難民，這可以說是非常“博愛”了。
其實，瑞典對難民移民張開懷抱已經很多年了。
20世紀八九十
我們知道，全球化不僅僅帶來商品的流動，而且帶來人的流動、觀念的流動、文化的流動。
但是，從一開始，這種觀念的流動就不是對稱的，過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動主要是西學東漸，而不是東學西漸。
比如我們熟悉的“德先生”“賽先生”都是西方來客，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字。
有文化傳播就會有文化反彈 然而，隻要有外來文化傳播的地方，就會出現一個現象——文化反彈。
我們都知道，從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第一天開始，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向運動也随之開始。
有了推廣西學的嚴複，就有了捍衛傳統的辜鴻銘；有了陳獨秀、胡适的新文化運動，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複古派；有了自由主義，也就催生了新儒家。
直到今天，這種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鋸戰也沒有結束。
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經曆，就是微信群裡的“中醫西醫”大戰，一邊說中醫是國粹，另一邊說中醫就是個安慰劑，最後當然誰也說服不了誰，争論常常以一批人“憤而退群”而告終。
（更d書f享搜索雅書.YabooK） 西學東漸過程中出現文化反彈的，顯然不僅僅是中國。
伊斯蘭世界的文化反彈同樣激烈，甚至更激烈。
為什麼最近幾十年出現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高漲？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就是文化反彈。
西方文化越強勢、越流行、越逼近家門口，文化本土主義者就越需要強化傳統文化來與之對抗。
畢竟，人不僅僅是理性的動物，也是認同的動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沒“我們”，就越需要強化甚至想象集體的“我們”來抵禦他者。
像塔利班這樣的極端政權，幹脆禁止西方音樂、電影，以這種方式來守衛他們心目中的伊斯蘭文化。
可以說，越是曾經偉大的文明，面對外來沖擊的時候，文化反彈越激烈。
為什麼？因為它自尊心強啊。
你祖上還在穿麻袋的時候，我祖上就已經開始穿絲綢了，現在你來教育我什麼叫文明？肯定不服對不對？反而是像非洲很多小國，曆史上連國家都沒有，有些甚至沒有書面文字，你讓他說英語他也就說了，你讓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沒有太多的文化遺産需要捍衛。
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儒家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出現對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彈，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過去20年左右，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現象，那就是：對全球化的文化反彈不再僅僅發生在東方世界，而且出現在了西方世界。
換句話說，現在不僅僅是東方人在擔心西化問題，西方人也開始擔心東方化問題了——很多西方人開始擔心中國模式的擴散，擔心“一帶一路”的影響力，但更主要的，他們開始擔心西方世界的伊斯蘭化。
因為這種恐懼，很多西方民衆紛紛把右翼政黨選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護傳統，幾乎所有的歐美國家政治生态都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一講，我不想談論大家熟悉的英、美、法、德這些西方大國，我想談論一個稍微有點偏遠的國家——瑞典。
瑞典為什麼從“優等生”變成了問題國家？ 為什麼談論瑞典？因為瑞典向來被視為西方世界的“優等生”，如果優等生都出問題了，那問題就更值得深思。
分析優等生問題出在哪兒，也有助于我們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義一葉知秋。
說到瑞典，我們通常會想到什麼？不知道你們怎麼樣，我反正腦子裡會浮現出四個大字——和諧社會。
和之前我提到過的丹麥一樣，瑞典被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經濟發展、社會平等，是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和諧社會”，過去幾年突然有點亂套了。
我不妨給大家念一下近年《紐約時報》關于瑞典的幾個文章标題，一個是“極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個是“手榴彈和黑幫正在動搖瑞典的中産階級”，還有一個，“瑞典曾經是道義上的超級大國，但這一點正在改變”。
顯然，瑞典成了一個問題國家，不再是那個世外桃源。
一個表現，就是瑞典民主黨，一個反移民的右翼政黨，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還名不見經傳，但是在2018年的大選中，已經成為瑞典第三大黨。
在2019年的一次民調中，該黨的支持率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成為瑞典最受歡迎的政黨，有人預測，下次大選它有可能成為瑞典最大的政黨。
為什麼瑞典突然從“優等生”變成一個問題國家？為什麼短短十年左右，排外主義在瑞典會成為主流？有一點可以肯定：瑞典人絕不是天生狹隘的排外主義者。
長期以來，瑞典都是人均外援數額最大的國家之一。
2015年左右的歐洲難民危機，你們可能聽說過，德國是接納難民最多的國家。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從難民人數和本國人口比例的角度來說，瑞典其實是接納難民最多的國家——僅就2015年，就有16萬難民申請者來到瑞典，這聽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總人口也就不到1000萬。
如果按照同樣的比例在中國安置難民，相當于中國一年接收了兩千多萬難民，這可以說是非常“博愛”了。
其實，瑞典對難民移民張開懷抱已經很多年了。
20世紀八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