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全世界有産者聯合起來？全球化的經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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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講，我們來談談“經濟全球化”。
在今天這個時代，要讨論各國政治，全球化顯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這些年歐美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升，特朗普當選、英國退歐、歐洲一批右翼政黨支持率上升，都是這個趨勢的表現。
對此，很多人感到困惑：為什麼特朗普這麼“不靠譜”的人都能當選總統？為什麼英國在歐盟裡好好待了那麼多年突然要退出？為什麼歲月靜好的歐洲居然出現了極右的死灰複燃？人們追溯各種原因，找來找去，找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為問題？ 這個看法的邏輯是這樣的：經濟全球化雖然給跨國公司帶來了巨額利潤，給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帶來了大發展，卻犧牲了西方國家的藍領工人，尤其是制造業工人。
為什麼？因為很多工作都跑到發展中國家去了，就算是留在發達國家的工作，工資也被壓低了。
這些被經濟全球化抛棄的人一氣之下動員起來，把右翼政治家選上了台。
先擱置這個觀點的是非對錯不說，這個觀點的出現本身就讓我非常感慨。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核心論斷是：西方發達國家，至少西方國家的底層，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我記得上大學的時候，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學的教科書是控訴全球化如何戕害了發展中國家。
當時流行一個理論，叫作“世界體系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世界被分割成所謂的“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中心地帶”由于貪得無厭，不斷從“邊緣地帶”榨取資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貧困。
因此，所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本質上是新殖民主義的表現形式，發展中國家幾乎不可能通過全球化實現翻身。
所以，當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初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全球化的犧牲品，發達國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居然180度轉彎，發達國家變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而發展中國家成了受益者。
由于這個彎拐得實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沒反應過來——他們中很多人20年前還在抗議WTO、抗議全球化，但是現在，如果發生同樣的抗議，針對同樣的鬥争目标，喊出同樣的口号，這些抗議者可能不會再被視為“左翼進步主義者”，而會被視為“右翼民粹主義者”。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發達國家的一些民衆會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許，“連通器原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變化。
大家在中學都學過“連通器原理”，就是相互連接的容器，如果我們把阻隔液體流動的關卡給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後會趨于一緻。
全球化是什麼？某種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構建一個“連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間的關卡都給撤掉了——撤掉之後，高處的水就嘩嘩流下來了，而低處的水則蹭蹭漲上去了。
這一跌一漲，就出現了政治問題。
哪怕各國生産率都提高，總體水位會上升，但是由于身處“連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說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這個水位變化的過程中，冷戰的結束是一個關鍵時間點。
冷戰的結束打通了東、西兩個陣營，兩個大水池連成了一個大水池，推動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
1995年，WTO替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貿易自由化更上一層樓。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多邊、雙邊的貿易組織和貿易協定也層出不窮地冒出來。
所以，有學者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稱為“超級全球化”，以區别于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與輸家 這個超級全球化的過程，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正面的影響毋庸置疑，因為連通器“高處”的資本進來了、公司進來了、就業進來了，把經濟給激活了。
中國是這個變化的典型。
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哪怕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優勢也格外明顯：人口規模、勞動力成本、教育水平、儲蓄率、政府的動員能力、吃苦耐勞的國民性格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率急劇下降，有8億人脫貧，雖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經濟無疑是其中一個重大要素。
我們都聽說過一個詞，叫“中或最赢”，别的領域不好說，經濟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對岸，故事卻要複雜得多。
2016年，幾個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很轟動的論文，叫作“TheChinaShock”（《中國沖擊》）。
根據這個研究，1999—2011年間，中國的進口競争以及産業轉移讓美國失去了大約240萬個工作崗位。
當然，這個數字也受
在今天這個時代，要讨論各國政治，全球化顯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這些年歐美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升，特朗普當選、英國退歐、歐洲一批右翼政黨支持率上升，都是這個趨勢的表現。
對此，很多人感到困惑：為什麼特朗普這麼“不靠譜”的人都能當選總統？為什麼英國在歐盟裡好好待了那麼多年突然要退出？為什麼歲月靜好的歐洲居然出現了極右的死灰複燃？人們追溯各種原因，找來找去，找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為問題？ 這個看法的邏輯是這樣的：經濟全球化雖然給跨國公司帶來了巨額利潤，給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帶來了大發展，卻犧牲了西方國家的藍領工人，尤其是制造業工人。
為什麼？因為很多工作都跑到發展中國家去了，就算是留在發達國家的工作，工資也被壓低了。
這些被經濟全球化抛棄的人一氣之下動員起來，把右翼政治家選上了台。
先擱置這個觀點的是非對錯不說，這個觀點的出現本身就讓我非常感慨。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核心論斷是：西方發達國家，至少西方國家的底層，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我記得上大學的時候，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學的教科書是控訴全球化如何戕害了發展中國家。
當時流行一個理論，叫作“世界體系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世界被分割成所謂的“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中心地帶”由于貪得無厭，不斷從“邊緣地帶”榨取資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貧困。
因此，所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本質上是新殖民主義的表現形式，發展中國家幾乎不可能通過全球化實現翻身。
所以，當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初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全球化的犧牲品，發達國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居然180度轉彎，發達國家變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而發展中國家成了受益者。
由于這個彎拐得實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沒反應過來——他們中很多人20年前還在抗議WTO、抗議全球化，但是現在，如果發生同樣的抗議，針對同樣的鬥争目标，喊出同樣的口号，這些抗議者可能不會再被視為“左翼進步主義者”，而會被視為“右翼民粹主義者”。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發達國家的一些民衆會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許，“連通器原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變化。
大家在中學都學過“連通器原理”，就是相互連接的容器，如果我們把阻隔液體流動的關卡給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後會趨于一緻。
全球化是什麼？某種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構建一個“連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間的關卡都給撤掉了——撤掉之後，高處的水就嘩嘩流下來了，而低處的水則蹭蹭漲上去了。
這一跌一漲，就出現了政治問題。
哪怕各國生産率都提高，總體水位會上升，但是由于身處“連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說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這個水位變化的過程中，冷戰的結束是一個關鍵時間點。
冷戰的結束打通了東、西兩個陣營，兩個大水池連成了一個大水池，推動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
1995年，WTO替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貿易自由化更上一層樓。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多邊、雙邊的貿易組織和貿易協定也層出不窮地冒出來。
所以，有學者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稱為“超級全球化”，以區别于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與輸家 這個超級全球化的過程，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正面的影響毋庸置疑，因為連通器“高處”的資本進來了、公司進來了、就業進來了，把經濟給激活了。
中國是這個變化的典型。
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哪怕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優勢也格外明顯：人口規模、勞動力成本、教育水平、儲蓄率、政府的動員能力、吃苦耐勞的國民性格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率急劇下降，有8億人脫貧，雖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經濟無疑是其中一個重大要素。
我們都聽說過一個詞，叫“中或最赢”，别的領域不好說，經濟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對岸，故事卻要複雜得多。
2016年，幾個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很轟動的論文，叫作“TheChinaShock”（《中國沖擊》）。
根據這個研究，1999—2011年間，中國的進口競争以及産業轉移讓美國失去了大約240萬個工作崗位。
當然，這個數字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