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天下與我：國際格局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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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課我們講到，從很多角度來說，和曆史相比，我們所處的時代都是一個黃金時代：戰争的頻度和烈度在下降、人均壽命在延長、貧困率急劇縮小、受教育水平在顯著提高等。
面對這些進步，對現實過度悲觀的判斷可能帶來錯誤的“藥方”，反而可能摧毀已有的進步。
不過，有一點悲觀主義者是對的：這些進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
要知道，就拿中國來說，根據相關研究，哪怕到了20世紀初，人均GDP和西漢年間是相差無幾的。
[1]也就是說，2000年來生活水平雖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終而言是循環往複的。
再看英國的人均壽命，從中世紀到19世紀末期之前，也一直是相差無幾，基本上徘徊在30～40歲之間，直到20世紀初才顯著改善，到今天已經是81歲。
所以，曆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人類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顯的“社會進步”是最近這一兩百年左右的事情，認為生活應該越來越好、子女的生活應當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會觀念。
那麼，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今天這個時代這麼特殊？顯然，對這個問題，學者們給出了無數答案。
工業革命、技術進步、貿易自由化、政治體制的轉型、文化觀念的變遷……這些都是非常常見的答案，而且各自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今天，我想從國際格局的角度來談談這個變化。
上次課是從曆史的長河中切入今天這個時代，今天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國際格局的角度切入個體的命運。
為什麼說國際格局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政治對于個體的影響，毋庸置疑。
一個出生在當代布隆迪的人，無論如何具有創新精神，也很難成為比爾·蓋茨；同樣，一個出生在當代丹麥的人，無論本性如何邪惡，也很難成為一場集體屠殺中的劊子手。
不過，當我們談論政治的時候，總是不由分說地以國家為單位，其實仔細想一想，在一個具體的時代，就個體命運而言，國家未必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國際格局才是。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做兩個思想實驗，也就是反事實的假想。
第一個假想：如果“二戰”不是同盟國取得勝利，而是軸心國取得勝利，“二戰”後還會出現我們上一節談到的“和平爆發”嗎？對此我表示懷疑。
我們知道，納粹德國和日本是靠軍事侵略來征服世界的，如果是他們取得了勝利，可以想象，他們必然也會訴諸軍事手段來維持統治。
事實上，如果他們聯合起來打敗了同盟國，說不定他們内部也會因為領土分贓而互相厮殺，畢竟擴張是帝國主義的本性。
第二個假想和第一個假想類似：如果冷戰不是歐美陣營勝利，而是蘇聯陣營勝利，世界會怎樣？大家都知道，美蘇冷戰，現實中的結局是蘇聯的瓦解。
但是，如果結局是反過來的呢？如果是蘇聯勝利了，那麼後冷戰時代還會有同樣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熱潮嗎？中國還會加入WTO嗎？還會成為世界工廠嗎？脫貧的速度還會一樣快嗎？對此我表示懷疑。
可能有人會說，蘇聯不也有華約組織嗎？但是，大家都知道，華約最後鬧得四分五裂。
更重要的是，蘇聯陣營所奉行的意識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反自由貿易的，所以，很難想象在一個由蘇聯主導的世界中，會有同樣的經濟全球化浪潮。
好，我們的思想實驗到此為止。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深深影響我們命運的，不僅僅是國家政治，而且是國際政治。
很大程度上，國際體系影響國家的命運，然後再通過國家的命運影響個體。
可以說，全球化是大海，國家則是海上航行的船隻。
對于個體而言，一個人到底坐在哪一條船上，當然深深地影響着他的命運，但是無論他坐在哪條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響着每一條船的沉浮。
“二戰”後的國際格局 要理解當代世界的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個概念——“自由霸權”。
用英語來說，
面對這些進步，對現實過度悲觀的判斷可能帶來錯誤的“藥方”，反而可能摧毀已有的進步。
不過，有一點悲觀主義者是對的：這些進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
要知道，就拿中國來說，根據相關研究，哪怕到了20世紀初，人均GDP和西漢年間是相差無幾的。
[1]也就是說，2000年來生活水平雖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終而言是循環往複的。
再看英國的人均壽命，從中世紀到19世紀末期之前，也一直是相差無幾，基本上徘徊在30～40歲之間，直到20世紀初才顯著改善，到今天已經是81歲。
所以，曆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人類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顯的“社會進步”是最近這一兩百年左右的事情，認為生活應該越來越好、子女的生活應當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會觀念。
那麼，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今天這個時代這麼特殊？顯然，對這個問題，學者們給出了無數答案。
工業革命、技術進步、貿易自由化、政治體制的轉型、文化觀念的變遷……這些都是非常常見的答案，而且各自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今天，我想從國際格局的角度來談談這個變化。
上次課是從曆史的長河中切入今天這個時代，今天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國際格局的角度切入個體的命運。
為什麼說國際格局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政治對于個體的影響，毋庸置疑。
一個出生在當代布隆迪的人，無論如何具有創新精神，也很難成為比爾·蓋茨；同樣，一個出生在當代丹麥的人，無論本性如何邪惡，也很難成為一場集體屠殺中的劊子手。
不過，當我們談論政治的時候，總是不由分說地以國家為單位，其實仔細想一想，在一個具體的時代，就個體命運而言，國家未必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國際格局才是。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做兩個思想實驗，也就是反事實的假想。
第一個假想：如果“二戰”不是同盟國取得勝利，而是軸心國取得勝利，“二戰”後還會出現我們上一節談到的“和平爆發”嗎？對此我表示懷疑。
我們知道，納粹德國和日本是靠軍事侵略來征服世界的，如果是他們取得了勝利，可以想象，他們必然也會訴諸軍事手段來維持統治。
事實上，如果他們聯合起來打敗了同盟國，說不定他們内部也會因為領土分贓而互相厮殺，畢竟擴張是帝國主義的本性。
第二個假想和第一個假想類似：如果冷戰不是歐美陣營勝利，而是蘇聯陣營勝利，世界會怎樣？大家都知道，美蘇冷戰，現實中的結局是蘇聯的瓦解。
但是，如果結局是反過來的呢？如果是蘇聯勝利了，那麼後冷戰時代還會有同樣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熱潮嗎？中國還會加入WTO嗎？還會成為世界工廠嗎？脫貧的速度還會一樣快嗎？對此我表示懷疑。
可能有人會說，蘇聯不也有華約組織嗎？但是，大家都知道，華約最後鬧得四分五裂。
更重要的是，蘇聯陣營所奉行的意識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反自由貿易的，所以，很難想象在一個由蘇聯主導的世界中，會有同樣的經濟全球化浪潮。
好，我們的思想實驗到此為止。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深深影響我們命運的，不僅僅是國家政治，而且是國際政治。
很大程度上，國際體系影響國家的命運，然後再通過國家的命運影響個體。
可以說，全球化是大海，國家則是海上航行的船隻。
對于個體而言，一個人到底坐在哪一條船上，當然深深地影響着他的命運，但是無論他坐在哪條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響着每一條船的沉浮。
“二戰”後的國際格局 要理解當代世界的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個概念——“自由霸權”。
用英語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