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全世界有産者聯合起來？全球化的經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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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特色，諸多東亞國家在經濟的起飛階段，都有過這種政府強勢幹預的傾向。
所以，相當程度上，經濟水平競争的背後是經濟模式競争，經濟模式競争的背後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競争。
全球化中的“三難困境” 不管這個争論誰對誰錯，它的後果是，一些西方國家發現，他們本來引以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勞工保護、知識産權保護，反而成了競争負擔。
經濟學家丹尼·羅德裡克（DaniRodrik）曾經用一個詞概括西方國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難困境”（trilemma）。
我們都聽說過“兩難困境”（dilemma），但是羅德裡克說，全球化帶來一個“三難困境”，因為全球化、主權國家和民主政治很難兼得。
何以如此？根據羅德裡克的說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權國家，就很難兼顧民衆問責——問責政治捆住政府手腳，使政府很難大刀闊斧地行動，營造競争性的投資環境；如果想要主權國家和民衆問責，那老百姓可能就會選擇關起門來，減少競争壓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問責制，那就得全球各國一起決定稅率、工資水平、知識産權政策、彙率政策等，免得資本家到處尋找稅收窪地、勞工權利窪地，但是，那樣的話，就得放棄國家主權。
因為哪一個都很難放棄，所以就構成了一個“三難困境”。
當然，這個說法可能過于悲觀。
超級全球化雖然給西方的藍領工人帶來一些挑戰，但也給西方的廣大消費者帶來巨大而真實的好處。
沒有大量的“中國制造”，哪有沃爾瑪裡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國的崛起，反過來也給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市場，給他們帶去了很多新的就業。
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過去幾十年，對西方藍領工人造成最大沖擊的，其實不是其他國家的制造業，而是生産自動化，簡單來說，更主要的，是機器讓工人變得多餘。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無異于刻舟求劍，因為面對AI的崛起，别說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就是中國的制造業工人，工作也會受到沖擊。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戰，本質是發展的代價。
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的名言：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創造性毀滅”。
當年發明電燈的時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蠟燭工人失業，但我們會因此放棄電燈嗎？顯然不會。
不過，一個好的社會的确應當盡量幫助那些蠟燭工人找到新的生計、過上體面的生活。
市場競争是殘酷的，但是，當它帶來生産率的提高，幫助無數人脫離貧困，激發人的創造性和奮鬥精神，它或許又代表了另一種人道主義，一種更深的人道主義。
在一個國家是這樣，在全球範圍内又何嘗不是如此？
所以，相當程度上，經濟水平競争的背後是經濟模式競争，經濟模式競争的背後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競争。
全球化中的“三難困境” 不管這個争論誰對誰錯，它的後果是，一些西方國家發現，他們本來引以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勞工保護、知識産權保護，反而成了競争負擔。
經濟學家丹尼·羅德裡克（DaniRodrik）曾經用一個詞概括西方國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難困境”（trilemma）。
我們都聽說過“兩難困境”（dilemma），但是羅德裡克說，全球化帶來一個“三難困境”，因為全球化、主權國家和民主政治很難兼得。
何以如此？根據羅德裡克的說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權國家，就很難兼顧民衆問責——問責政治捆住政府手腳，使政府很難大刀闊斧地行動，營造競争性的投資環境；如果想要主權國家和民衆問責，那老百姓可能就會選擇關起門來，減少競争壓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問責制，那就得全球各國一起決定稅率、工資水平、知識産權政策、彙率政策等，免得資本家到處尋找稅收窪地、勞工權利窪地，但是，那樣的話，就得放棄國家主權。
因為哪一個都很難放棄，所以就構成了一個“三難困境”。
當然，這個說法可能過于悲觀。
超級全球化雖然給西方的藍領工人帶來一些挑戰，但也給西方的廣大消費者帶來巨大而真實的好處。
沒有大量的“中國制造”，哪有沃爾瑪裡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國的崛起，反過來也給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市場，給他們帶去了很多新的就業。
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過去幾十年，對西方藍領工人造成最大沖擊的，其實不是其他國家的制造業，而是生産自動化，簡單來說，更主要的，是機器讓工人變得多餘。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無異于刻舟求劍，因為面對AI的崛起，别說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就是中國的制造業工人，工作也會受到沖擊。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戰，本質是發展的代價。
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的名言：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創造性毀滅”。
當年發明電燈的時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蠟燭工人失業，但我們會因此放棄電燈嗎？顯然不會。
不過，一個好的社會的确應當盡量幫助那些蠟燭工人找到新的生計、過上體面的生活。
市場競争是殘酷的，但是，當它帶來生産率的提高，幫助無數人脫離貧困，激發人的創造性和奮鬥精神，它或許又代表了另一種人道主義，一種更深的人道主義。
在一個國家是這樣，在全球範圍内又何嘗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