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天下與我：國際格局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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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usion），就是批評美國的“自由霸權”政治。
他的核心觀點是，自由霸權行不通。
為什麼？因為民族情感，因為世界各國總有頑強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會抵抗外來的自由主義。
他的觀點，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美國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國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們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歸屬感，是文明的認同，你非要塞給人家你的自由主義，結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幹這種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趣的是，這也正是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推崇“孤立主義”的理由。
大家如果關注時事，可能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略知一二。
這幾年，他到處“退群”，四處“撤兵”，一會兒跟北約哭窮，一會兒從中東撤兵，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一句話：美國不幹了。
在他眼裡，美國當了幾十年的世界警察，自備幹糧，四處巡邏，有人打911就得風雨無阻地趕到，沒人打911，也一廂情願地趕到。
換來的是感謝嗎？不是，換來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燒美國國旗而已。
所以，他決定，美國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用他的話來說，叫作“AmericaFirst”。
當然，他實際上是否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卻不好說。
畢竟，美國的國際霸權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不是個人意志的結果，也不是美國總統一個人能夠收放自如的政策。
國際格局的新路口 無論是對自由霸權的推崇，還是對它的反對，或許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二戰”以後，自由霸權的崛起的确塑造了一種曆史上罕見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曾經對于今天的貿易全球化、民主的擴散、戰争的局部化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霸權的崛起又的确是充滿沖突，所到之處常常引發西式自由主義和各地民族主義之間的激烈對撞。
遺憾的是，硬币總有兩面，我們往往很難得到一面的同時拒絕另一面。
有趣的是，盡管卡根和米爾斯海默對自由霸權的認識不同，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緻的，那就是：美國的自由霸權難以為繼。
為什麼？相對的實力衰落了。
一個阿富汗戰争，美國就砸進去兩萬億美元，一個伊拉克戰争又是兩萬億，最後的結果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除了怨恨，美國幾乎一無所獲。
美國作為一個準帝國，“過度拉伸”已經給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負擔。
何況，美國内部激烈的黨争、歐洲的離心化、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強硬化，正在改變東西方的實力對比，美國的霸權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對此，卡根在他的新書《叢林回歸》（TheJungleGrowsBack）中表達了憂慮，他說：“我們傾向于把我們生活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已經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經很難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樣子。
我們覺得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
我們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變得更好，但是卻沒有意識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遠遠更糟。
”或許，卡根的觀點過度悲觀——“替代方案”未必是國際社會的叢林化，而隻是以現實主義替代福音主義。
但是，指出個體的命運背後是國家、國家的命運背後是國際體系，而國際體系可能稍縱即逝，卻是必要的提醒。
畢竟，我們不希望，一千年、兩千年後，當人們回望我們這個時代時，會像偉大的曆史學家吉本（EdwardGibbon）回望羅馬帝國時代那樣哀歎：文明曾經如此輝煌，為何重新墜入黑暗？ *** [1]參見：KentDengandPatrickO'Brien,“China'sGDPPerCapitafromtheHanDynastytoCommunistTimes,”WorldEconomicsJournal,17(2),2016.根據這項研究，如果換算成1990年國際元貨币，公元1年中國的人均GDP大約為450元，而1900年則為545元，相差不大。
他的核心觀點是，自由霸權行不通。
為什麼？因為民族情感，因為世界各國總有頑強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會抵抗外來的自由主義。
他的觀點，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美國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國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們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歸屬感，是文明的認同，你非要塞給人家你的自由主義，結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幹這種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趣的是，這也正是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推崇“孤立主義”的理由。
大家如果關注時事，可能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略知一二。
這幾年，他到處“退群”，四處“撤兵”，一會兒跟北約哭窮，一會兒從中東撤兵，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一句話：美國不幹了。
在他眼裡，美國當了幾十年的世界警察，自備幹糧，四處巡邏，有人打911就得風雨無阻地趕到，沒人打911，也一廂情願地趕到。
換來的是感謝嗎？不是，換來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燒美國國旗而已。
所以，他決定，美國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用他的話來說，叫作“AmericaFirst”。
當然，他實際上是否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卻不好說。
畢竟，美國的國際霸權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不是個人意志的結果，也不是美國總統一個人能夠收放自如的政策。
國際格局的新路口 無論是對自由霸權的推崇，還是對它的反對，或許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二戰”以後，自由霸權的崛起的确塑造了一種曆史上罕見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曾經對于今天的貿易全球化、民主的擴散、戰争的局部化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霸權的崛起又的确是充滿沖突，所到之處常常引發西式自由主義和各地民族主義之間的激烈對撞。
遺憾的是，硬币總有兩面，我們往往很難得到一面的同時拒絕另一面。
有趣的是，盡管卡根和米爾斯海默對自由霸權的認識不同，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緻的，那就是：美國的自由霸權難以為繼。
為什麼？相對的實力衰落了。
一個阿富汗戰争，美國就砸進去兩萬億美元，一個伊拉克戰争又是兩萬億，最後的結果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除了怨恨，美國幾乎一無所獲。
美國作為一個準帝國，“過度拉伸”已經給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負擔。
何況，美國内部激烈的黨争、歐洲的離心化、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強硬化，正在改變東西方的實力對比，美國的霸權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對此，卡根在他的新書《叢林回歸》（TheJungleGrowsBack）中表達了憂慮，他說：“我們傾向于把我們生活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已經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經很難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樣子。
我們覺得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
我們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變得更好，但是卻沒有意識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遠遠更糟。
”或許，卡根的觀點過度悲觀——“替代方案”未必是國際社會的叢林化，而隻是以現實主義替代福音主義。
但是，指出個體的命運背後是國家、國家的命運背後是國際體系，而國際體系可能稍縱即逝，卻是必要的提醒。
畢竟，我們不希望，一千年、兩千年後，當人們回望我們這個時代時，會像偉大的曆史學家吉本（EdwardGibbon）回望羅馬帝國時代那樣哀歎：文明曾經如此輝煌，為何重新墜入黑暗？ *** [1]參見：KentDengandPatrickO'Brien,“China'sGDPPerCapitafromtheHanDynastytoCommunistTimes,”WorldEconomicsJournal,17(2),2016.根據這項研究，如果換算成1990年國際元貨币，公元1年中國的人均GDP大約為450元，而1900年則為545元，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