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天下與我:國際格局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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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人們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國崛起的民族自豪感。

    得有一個非常強勢的力量在引導甚至強加,人們的價值排序才可能發生變化。

     所以,在卡根看來,與曆史相比,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如此非同尋常,恰恰是因為我們所處的國際秩序非同尋常。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自由霸權在曆史上是很罕見的。

    霸權國家當然曆史上常常有,自由國家在當今也不少見,但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同時是霸權國家,是曆史上非常難得的組合。

     要理解這一點其實沒有那麼難。

    大家想想曆史上的霸權國家——從波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從羅馬帝國到西班牙帝國,從德意志第三帝國到日本帝國,霸權國家的常态是什麼?征服土地、殖民人民、榨取資源,對不對?極端的,像蒙古帝國的某些階段:“但有發一矢相格者,必盡屠之”,這是何等的可怖。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自由霸權的非同尋常之處。

     《大西洋憲章》或許是理解自由霸權的一把鑰匙。

    我們都知道,《大西洋憲章》是1941年英美兩國在一艘軍艦上簽訂的協議,内容是确立戰後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則。

    《憲章》第一條:英美兩國戰後不尋求領土擴張;第二條:其他國家也不能随便尋求領土擴張;第三條:民族自決和人民主權;第四條:推動世界自由貿易……當然還有更多的,時間關系,我們就不一一地說了。

     可以看出,《大西洋憲章》所構想的國際秩序與傳統帝國非常不同。

    在古代世界裡,為什麼要打天下?打天下當然就是為了坐天下,打完了封土建邦、改裝易服,這才是帝國風範。

    但是《大西洋憲章》約定,打赢了不尋求領土擴張,推動貿易自由,推動民族自決、人民主權,這是曆史上聞所未聞的。

    更重要的是,《大西洋憲章》不僅僅是幾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國際機構和規則的基礎。

    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币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核不擴散協議……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憲章》所描述的原則。

     當然,這不是說歐美國家是出于理想主義情懷在推動這些變化,顯然,他們沒有那麼雷鋒。

    隻不過,在這個秩序的締造者眼中,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義的擴張當中,因為貿易自由了,他們就有更多錢可掙;政體同化了,意識形态的摩擦就會減少;觀念傳播了,社會交往自然更加豐富。

    所以,自由主義對于他們來說,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要理解這種霸權的意義,不妨對比一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原則”和《大西洋憲章》的不同命運。

    我們在中學都學過,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了構建國際新秩序的“十四點原則”。

    《大西洋憲章》裡面的很多原則,其實并不是創見,而是來源于“十四點原則”,可以說,它是“十四點原則”的2.0版,比如說民族自決原則、限制軍備、成立國際聯盟等。

     但是,我們都知道,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失敗了,失敗的标志就是“二戰”的爆發;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推動了至今長達70多年的“相對和平”。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直接原因就是“一戰”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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