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比較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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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一個比較政治學課程，在第一講，我想有必要首先談談政治比較的維度。
前面在序言中我說到過，比較政治學的本質并不是非要拿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進行比較，而是以一個比較的視野來看待政治，把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看待。
哪怕你隻研究一個國家，也往往是在用一把隐藏的尺子來進行分析判斷，而這個尺子本身就是比較分析的結果。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政治比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麼？比較政治學到底在比較什麼？這一講，我想帶領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一艘輪船在大海上航行，需要一個坐标系才能說清楚它的位置，同樣，要說清楚一個國家在政治地圖上的位置，也需要一個坐标系。
尋找政治比較的尺度 但是，建立一個政治比較的坐标系卻很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一個政治坐标系應該衡量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争議的政治問題——有人說我們應該比較哪個國家更強大，有人說應該比較誰更自由，有人說應該比較誰更清廉，有人說應該比較誰的治理績效更好……結果就是衆說紛纭，相持不下。
我們知道，當我們說經濟發展的時候，什麼叫“經濟發展”，含義是比較清晰的，最常見的指标就是GDP或者人均GDP，有些人比較重視平等，那就再加上一個基尼指數。
總之，指标清晰明了，而且容易量化，你GDP增長2%，我GDP增長8%，誰好誰壞，一目了然。
但是，什麼叫“政治發展”，卻并非如此一目了然，甚至引起了各種理論混戰。
在這裡，我隻能談論我學習比較政治學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較政治學的共識。
事實上，翻遍比較政治學的教科書，也很難找到這種共識。
在展開我的看法之前，我們不妨從“聯合國幸福指數”兩端的兩個國家說起：一個是北歐的丹麥，一個是非洲的布隆迪。
顯然，丹麥是這個指數中的“優等生”，長期停留在“聯合國幸福指數”的前三名；而布隆迪則是其中的差生，一直在這個指數排名的底部徘徊。
丹麥這個北歐國家大家都知道，它經濟發達，社會平等，環境優美，不但發展中國家羨慕它，連發達國家也嫉妒它。
發達國家的反對黨批評執政黨時，就會經常說：你看看人家丹麥！比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就經常以丹麥為榜樣，批評共和黨政府的種種政策。
可以說，丹麥就是國際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是那個讓人自慚形穢的存在。
相比之下，布隆迪就是一個存在感特别低的國家了，能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的人都不多。
這個國家2017年的人均GDP隻有32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50%的兒童會在小學畢業前辍學，更糟的是，這個國家從1962年獨立以來，就一直沖突不斷，圖西族和胡圖族一直在打來打去。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盧旺達1994年的大屠殺，知道這是圖西族和胡圖族的沖突，導緻近100萬人喪生。
但是就在盧旺達的隔壁，布隆迪，圖西族和胡圖族其實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發生過圖西族針對胡圖族的屠殺，1993年又發生過胡圖族針對圖西族的屠殺，2015年又發生一次大規模政治沖突，幾十萬人逃到周邊國家避難。
這些沖突放在任何國家都是人間慘劇，隻不過因為盧旺達的屠殺更加聳人聽聞，布隆迪的沖突反而被“搶了頭條”了。
現在，我們來觀察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特點，或許這兩個極端的對比能夠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體系差異在哪兒。
雖然由個案很難直接推導規律，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那些在幸福指數上排名靠前的國家，大多數在政治體系方面靠近丹麥，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強的國家，大多數在政治體系上更靠近布隆迪。
隻不過由于時間關系，我們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說明。
布隆迪到丹麥的距離 丹麥的政治體系具有什麼特點？首先，我想很少有人會質疑一點：丹麥是個民主問責的國家。
事實上，丹麥從1848年開始，就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後來雖然有過民主倒退，但從1915年至今，除了“二戰”期間，丹麥的民主制度幾乎沒有中斷過。
在今天的丹麥，可以說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麥民衆要求政府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積極的氣候變化政策，承諾2030年減排二氧化碳70%；民衆要求增加産假時間，政府就延長了産假時間；民衆不滿右翼的醫療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重新選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醫療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自1962年獨立以來，布隆迪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處于威權體制之下。
隻有兩個階段勉強嘗試
前面在序言中我說到過，比較政治學的本質并不是非要拿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進行比較，而是以一個比較的視野來看待政治，把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看待。
哪怕你隻研究一個國家，也往往是在用一把隐藏的尺子來進行分析判斷，而這個尺子本身就是比較分析的結果。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政治比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麼？比較政治學到底在比較什麼？這一講，我想帶領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一艘輪船在大海上航行，需要一個坐标系才能說清楚它的位置，同樣，要說清楚一個國家在政治地圖上的位置，也需要一個坐标系。
尋找政治比較的尺度 但是，建立一個政治比較的坐标系卻很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一個政治坐标系應該衡量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争議的政治問題——有人說我們應該比較哪個國家更強大，有人說應該比較誰更自由，有人說應該比較誰更清廉，有人說應該比較誰的治理績效更好……結果就是衆說紛纭，相持不下。
我們知道，當我們說經濟發展的時候，什麼叫“經濟發展”，含義是比較清晰的，最常見的指标就是GDP或者人均GDP，有些人比較重視平等，那就再加上一個基尼指數。
總之，指标清晰明了，而且容易量化，你GDP增長2%，我GDP增長8%，誰好誰壞，一目了然。
但是，什麼叫“政治發展”，卻并非如此一目了然，甚至引起了各種理論混戰。
在這裡，我隻能談論我學習比較政治學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較政治學的共識。
事實上，翻遍比較政治學的教科書，也很難找到這種共識。
在展開我的看法之前，我們不妨從“聯合國幸福指數”兩端的兩個國家說起：一個是北歐的丹麥，一個是非洲的布隆迪。
顯然，丹麥是這個指數中的“優等生”，長期停留在“聯合國幸福指數”的前三名；而布隆迪則是其中的差生，一直在這個指數排名的底部徘徊。
丹麥這個北歐國家大家都知道，它經濟發達，社會平等，環境優美，不但發展中國家羨慕它，連發達國家也嫉妒它。
發達國家的反對黨批評執政黨時，就會經常說：你看看人家丹麥！比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就經常以丹麥為榜樣，批評共和黨政府的種種政策。
可以說，丹麥就是國際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是那個讓人自慚形穢的存在。
相比之下，布隆迪就是一個存在感特别低的國家了，能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的人都不多。
這個國家2017年的人均GDP隻有32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50%的兒童會在小學畢業前辍學，更糟的是，這個國家從1962年獨立以來，就一直沖突不斷，圖西族和胡圖族一直在打來打去。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盧旺達1994年的大屠殺，知道這是圖西族和胡圖族的沖突，導緻近100萬人喪生。
但是就在盧旺達的隔壁，布隆迪，圖西族和胡圖族其實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發生過圖西族針對胡圖族的屠殺，1993年又發生過胡圖族針對圖西族的屠殺，2015年又發生一次大規模政治沖突，幾十萬人逃到周邊國家避難。
這些沖突放在任何國家都是人間慘劇，隻不過因為盧旺達的屠殺更加聳人聽聞，布隆迪的沖突反而被“搶了頭條”了。
現在，我們來觀察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特點，或許這兩個極端的對比能夠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體系差異在哪兒。
雖然由個案很難直接推導規律，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那些在幸福指數上排名靠前的國家，大多數在政治體系方面靠近丹麥，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強的國家，大多數在政治體系上更靠近布隆迪。
隻不過由于時間關系，我們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說明。
布隆迪到丹麥的距離 丹麥的政治體系具有什麼特點？首先，我想很少有人會質疑一點：丹麥是個民主問責的國家。
事實上，丹麥從1848年開始，就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後來雖然有過民主倒退，但從1915年至今，除了“二戰”期間，丹麥的民主制度幾乎沒有中斷過。
在今天的丹麥，可以說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麥民衆要求政府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積極的氣候變化政策，承諾2030年減排二氧化碳70%；民衆要求增加産假時間，政府就延長了産假時間；民衆不滿右翼的醫療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重新選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醫療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自1962年獨立以來，布隆迪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處于威權體制之下。
隻有兩個階段勉強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