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可能性的藝術：通過比較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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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産生一個“正确答案”：還不是因為窮？這似乎也合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樸素認知——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
所以，貧窮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來了：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委内瑞拉。
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隐約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
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衆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
為什麼呢？因為紙比錢貴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如圖0-1所示，460萬人到其他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曆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圖0-1 委内瑞拉難民潮 （圖片來源：DanyBahar,“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BrookingsReport,Dec.9,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
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民衆是同樣的民衆，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激進左翼總統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影響了委内瑞拉的經濟。
所以，從委内瑞拉這個例子來看，政治真的隻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在很多其他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
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North），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
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關于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當然，關于這個問題，一百個學者可能有一千個看法。
但就諾斯而言，他把問題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
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lecommitment），使得民衆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财産安全感，産生了投資、生産、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
這種看法被稱為“制度主義”，直到今天，還有很多經濟學家都是制度主義者。
政治的限度 當然，強調政治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政治萬能論，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萬能論。
前面說到過，我非常喜歡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istheartofthepossible”。
其中，“thepossible”這個詞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它的本意正是強調政治不是魔術，它不能抵達“the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無米之炊，它不能讓水變成油，它不能發明永動機。
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學生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
什麼叫“政治在社會中”？就是社會條件構成政治選擇的半徑，也
所以，貧窮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來了：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委内瑞拉。
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隐約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
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衆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
為什麼呢？因為紙比錢貴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如圖0-1所示，460萬人到其他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曆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圖0-1 委内瑞拉難民潮 （圖片來源：DanyBahar,“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BrookingsReport,Dec.9,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
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民衆是同樣的民衆，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激進左翼總統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影響了委内瑞拉的經濟。
所以，從委内瑞拉這個例子來看，政治真的隻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在很多其他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
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North），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
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關于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當然，關于這個問題，一百個學者可能有一千個看法。
但就諾斯而言，他把問題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
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lecommitment），使得民衆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财産安全感，産生了投資、生産、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
這種看法被稱為“制度主義”，直到今天，還有很多經濟學家都是制度主義者。
政治的限度 當然，強調政治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政治萬能論，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萬能論。
前面說到過，我非常喜歡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istheartofthepossible”。
其中，“thepossible”這個詞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它的本意正是強調政治不是魔術，它不能抵達“the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無米之炊，它不能讓水變成油，它不能發明永動機。
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學生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
什麼叫“政治在社會中”？就是社會條件構成政治選擇的半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