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可能性的藝術：通過比較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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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點，就是這門課所選擇案例的多樣性。
我們可能都注意到，中國的知識界、文化界格外關注歐美和日本——這一點當然也很容易理解，畢竟，歐美日資訊發達、研究豐富，而且，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歐美日國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對它們格外關注，也反映了我們中國人希望生活越變越好的心态。
我本人也寫過一本關于美國政治的小書——《民主的細節》。
但是，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說，隻關注發達國家卻可能是一種視野上的局限。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可能都知道一個詞，叫作“優勝者偏見”（survivor'sbias）。
什麼意思呢？舉例而言，如果我問我身邊的人，考清華、北大容易嗎？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說很容易。
為什麼？因為我是清華的老師，身邊的人大多不是清華就是北大的，就是我家門口的小超市裡提着籃子買菜的，可能都有幾個院士。
你問這些人考清華、北大難不難，他們很可能說“不難”。
但是，我們都知道，考清華、北大是非常難的，經常是一個縣一年才考上一兩個，說千裡挑一都不為過。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隻關注發達國家，我們所獲得的政治知識可能就有“優勝者偏見”。
所以，正是為了調整這種可能的偏見，我在這門課裡也大量選擇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案例，希望以此獲得一個更為完整的比較視野。
政治的力量 前面說完“比較政治學”中的“比較”，我再來說說其中的“政治”。
顯然，任何學科的人都願意強調自己的學科有多麼重要，我們政治學的人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強調政治對于塑造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一些人的觀念。
為什麼呢？因為在一些人看來，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才是基礎。
也就是說，政治是被決定的那個，經濟才是那個決定性因素。
在這種觀念裡，隻要出現任何政治問題，都會自動産生一個“正确答案”：還不是因為窮？這似乎也合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樸素認知——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
所以，貧窮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來了：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委内瑞拉。
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隐約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
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衆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
為什麼呢？因為紙比錢貴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如圖0-1所示，460萬人到其他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曆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圖0-1 委内瑞拉難民潮 （圖片來源：DanyBahar,“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BrookingsReport,Dec.9,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
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民衆是同樣的民衆，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激進左翼總統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影響了委内瑞拉的經濟。
所以，從委内瑞拉這個例子來看，政治真的隻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在很多其他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
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North），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
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關于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當然，關于這個問題，一百個學者可能有一千個看法。
但就諾斯而言，他把問題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
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
我們可能都注意到，中國的知識界、文化界格外關注歐美和日本——這一點當然也很容易理解，畢竟，歐美日資訊發達、研究豐富，而且，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歐美日國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對它們格外關注，也反映了我們中國人希望生活越變越好的心态。
我本人也寫過一本關于美國政治的小書——《民主的細節》。
但是，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說，隻關注發達國家卻可能是一種視野上的局限。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可能都知道一個詞，叫作“優勝者偏見”（survivor'sbias）。
什麼意思呢？舉例而言，如果我問我身邊的人，考清華、北大容易嗎？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說很容易。
為什麼？因為我是清華的老師，身邊的人大多不是清華就是北大的，就是我家門口的小超市裡提着籃子買菜的，可能都有幾個院士。
你問這些人考清華、北大難不難，他們很可能說“不難”。
但是，我們都知道，考清華、北大是非常難的，經常是一個縣一年才考上一兩個，說千裡挑一都不為過。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隻關注發達國家，我們所獲得的政治知識可能就有“優勝者偏見”。
所以，正是為了調整這種可能的偏見，我在這門課裡也大量選擇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案例，希望以此獲得一個更為完整的比較視野。
政治的力量 前面說完“比較政治學”中的“比較”，我再來說說其中的“政治”。
顯然，任何學科的人都願意強調自己的學科有多麼重要，我們政治學的人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強調政治對于塑造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一些人的觀念。
為什麼呢？因為在一些人看來，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才是基礎。
也就是說，政治是被決定的那個，經濟才是那個決定性因素。
在這種觀念裡，隻要出現任何政治問題，都會自動産生一個“正确答案”：還不是因為窮？這似乎也合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樸素認知——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
所以，貧窮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來了：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委内瑞拉。
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隐約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
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衆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
為什麼呢？因為紙比錢貴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如圖0-1所示，460萬人到其他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曆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圖0-1 委内瑞拉難民潮 （圖片來源：DanyBahar,“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BrookingsReport,Dec.9,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
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民衆是同樣的民衆，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激進左翼總統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影響了委内瑞拉的經濟。
所以，從委内瑞拉這個例子來看，政治真的隻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在很多其他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
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North），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
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關于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當然，關于這個問題，一百個學者可能有一千個看法。
但就諾斯而言，他把問題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
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