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可能性的藝術：通過比較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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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在進行案例比較。
那麼，什麼是“比較政治學”？也許一百個比較政治學者有一百個回答，在這裡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理解是，比較政治學當中的“比較”，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視野。
當你把你所面對的政治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時，你就獲得了一種“比較的視野”。
帶着這種廣闊的視野，即使你的研究對象隻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你的問題意識卻是來源于潛在的比較。
比如，當一個人追問：“為什麼國家A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轉型？”這個問題背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在許多其他的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民主轉型。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有人追問：“為什麼在國家B民主轉型帶來了戰亂？”同樣，這個問題背後也預設了一個隻有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沒有戰亂的”。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别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将這個問題帶入到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
他得有那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
學者李普賽特（SeymourMartinLipset）曾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隻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
”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産生沖擊，沖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标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當然，我們現在不這樣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觀念不強的時候，這種說法很常見。
當時，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讨價還價的嗎？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國電影，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将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并非天經地義。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
可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麼“米蘭達警告”，隻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叫“三觀碎了一地”——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但是，不，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
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沖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對不對另外說，但是，了解這些觀點的存在，對于開闊我們的視野非常重要。
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在很多國家生活過，歐美、印度、土耳其、烏幹達……在北京也住過三年。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無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城市……”他這句話說得平淡無奇，但是在我腦子裡又帶來“咯噔”一聲。
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陳述，而且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成為一個異常安全的城市？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邏輯？它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如果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從來沒有去過其他國家的大都市
那麼，什麼是“比較政治學”？也許一百個比較政治學者有一百個回答，在這裡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理解是，比較政治學當中的“比較”，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視野。
當你把你所面對的政治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時，你就獲得了一種“比較的視野”。
帶着這種廣闊的視野，即使你的研究對象隻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你的問題意識卻是來源于潛在的比較。
比如，當一個人追問：“為什麼國家A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轉型？”這個問題背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在許多其他的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民主轉型。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有人追問：“為什麼在國家B民主轉型帶來了戰亂？”同樣，這個問題背後也預設了一個隻有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沒有戰亂的”。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别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将這個問題帶入到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
他得有那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
學者李普賽特（SeymourMartinLipset）曾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隻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
”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産生沖擊，沖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标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當然，我們現在不這樣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觀念不強的時候，這種說法很常見。
當時，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讨價還價的嗎？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國電影，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将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并非天經地義。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
可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麼“米蘭達警告”，隻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叫“三觀碎了一地”——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但是，不，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
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沖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對不對另外說，但是，了解這些觀點的存在，對于開闊我們的視野非常重要。
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在很多國家生活過，歐美、印度、土耳其、烏幹達……在北京也住過三年。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無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城市……”他這句話說得平淡無奇，但是在我腦子裡又帶來“咯噔”一聲。
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陳述，而且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成為一個異常安全的城市？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邏輯？它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如果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從來沒有去過其他國家的大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