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可能性的藝術：通過比較理解政治
關燈
小
中
大
那就是“另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沒有戰亂的”。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别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将這個問題帶入到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
他得有那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
學者李普賽特（SeymourMartinLipset）曾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隻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
”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産生沖擊，沖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标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當然，我們現在不這樣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觀念不強的時候，這種說法很常見。
當時，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讨價還價的嗎？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國電影，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将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并非天經地義。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
可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麼“米蘭達警告”，隻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叫“三觀碎了一地”——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但是，不，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
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沖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對不對另外說，但是，了解這些觀點的存在，對于開闊我們的視野非常重要。
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在很多國家生活過，歐美、印度、土耳其、烏幹達……在北京也住過三年。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無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城市……”他這句話說得平淡無奇，但是在我腦子裡又帶來“咯噔”一聲。
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陳述，而且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成為一個異常安全的城市？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邏輯？它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如果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從來沒有去過其他國家的大都市長期生活的人，可能就不會意識到這一點，更不會産生困惑，因為他會把都市的安全感當作“理所當然”的事物。
深夜出門吃個小龍蝦，泡完酒吧叫個車，清晨到公園跑個步，似乎生活“本應如此”。
但是，我們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當然”。
戰亂國家就不說了，即使是非戰亂國家，比如墨西哥城、馬尼拉、約翰内斯堡，甚至倫敦、紐約的某些街區，你都不會認為淩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獨自走路是個好主意。
俗話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其實有時候，沒有比較也沒有驚喜。
所以我經常和學生講，什麼是社會科學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變成問号的能力，把“此時此刻”和無數“他時他刻”聯系起來的能力。
這種能力和每個人的敏感性有關，但是，也和每個人的“見識”有關——也就是說，你閱讀過的、聽過的、走過的、觀察過的、思考過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
如果你是一個井底之蛙，那麼你就永遠無法獲得那個反觀自身的視角，甚至還可能因為這種狹隘而狂妄自大。
這正是這個課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國家納入我們的視野，建立一個盡可能豐富的、完整的參照系，以此來定位現實。
我們知道，理解和判斷的前提是參照系的存在——如果我們不知道人類年齡的大緻範圍，就很難判斷多少歲算是長壽。
如果人類年齡的極限是120歲，那麼90歲就非常長壽了，但是如果極限是300歲，那麼90歲就還是少年。
同樣的道理，比較政治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政治可能性的參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國政治所處的位置。
所以，了解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甚至不僅僅是出于“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也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這裡，我想強調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别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将這個問題帶入到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
他得有那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
學者李普賽特（SeymourMartinLipset）曾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隻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
”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産生沖擊，沖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标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當然，我們現在不這樣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觀念不強的時候，這種說法很常見。
當時，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讨價還價的嗎？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國電影，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将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并非天經地義。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
可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麼“米蘭達警告”，隻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叫“三觀碎了一地”——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但是，不，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
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沖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對不對另外說，但是，了解這些觀點的存在，對于開闊我們的視野非常重要。
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在很多國家生活過，歐美、印度、土耳其、烏幹達……在北京也住過三年。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無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城市……”他這句話說得平淡無奇，但是在我腦子裡又帶來“咯噔”一聲。
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陳述，而且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成為一個異常安全的城市？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邏輯？它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如果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從來沒有去過其他國家的大都市長期生活的人，可能就不會意識到這一點，更不會産生困惑，因為他會把都市的安全感當作“理所當然”的事物。
深夜出門吃個小龍蝦，泡完酒吧叫個車，清晨到公園跑個步，似乎生活“本應如此”。
但是，我們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當然”。
戰亂國家就不說了，即使是非戰亂國家，比如墨西哥城、馬尼拉、約翰内斯堡，甚至倫敦、紐約的某些街區，你都不會認為淩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獨自走路是個好主意。
俗話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其實有時候，沒有比較也沒有驚喜。
所以我經常和學生講，什麼是社會科學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變成問号的能力，把“此時此刻”和無數“他時他刻”聯系起來的能力。
這種能力和每個人的敏感性有關，但是，也和每個人的“見識”有關——也就是說，你閱讀過的、聽過的、走過的、觀察過的、思考過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
如果你是一個井底之蛙，那麼你就永遠無法獲得那個反觀自身的視角，甚至還可能因為這種狹隘而狂妄自大。
這正是這個課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國家納入我們的視野，建立一個盡可能豐富的、完整的參照系，以此來定位現實。
我們知道，理解和判斷的前提是參照系的存在——如果我們不知道人類年齡的大緻範圍，就很難判斷多少歲算是長壽。
如果人類年齡的極限是120歲，那麼90歲就非常長壽了，但是如果極限是300歲，那麼90歲就還是少年。
同樣的道理，比較政治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政治可能性的參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國政治所處的位置。
所以，了解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甚至不僅僅是出于“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也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這裡，我想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