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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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被反複揣摩的快樂，最終卻結晶為近乎哀傷的記憶。
網站的注冊人數也在那段時間裡激增，連續好幾天的在線人數都維持在一萬以上。
小皮說那是一個技術性錯誤造成的，并非同時在線人數，而是當天在線人數的總和。
但原先的免費論壇空間無論如何也已經捉襟見肘，小皮在線上發起一場募捐，沒想到得到踴躍回應，我們幾個也都或多或少地湊了錢，小皮用這筆錢租用了獨立服務器，并且趁此機會升級了論壇。
自此論壇被分隔成幾個闆塊，不再隻是簡陋的聊天室。
但實際上我們習慣了混亂，并沒有人仔細遵循闆塊劃分的規則。
我們節目的收聽率在此之後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開始改為直播。
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請指揮部的各位一起來節目裡做嘉賓，但是京在九月底便來到指揮部和我們道别。
他終于談成一筆大生意，要去深圳，從那裡倒賣一批電子産品去莫斯科，等賺到錢以後他要去東南亞的海邊生活，泡妞和沖浪——“應該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是這樣說的。
但陳浩和我們其他人打賭，下了很大的賭注。
陳浩說京會在冬天到來前回來，他絕對無法再在莫斯科熬過一個冬天。
京離開之後不久，王鹿也下定決心從指揮部裡搬了出來。
當時小皮家裡空出一間出租房，原本租給飯店的女工當宿舍，那間飯店倒閉以後便空着。
房子在楊浦大橋腳下的新村裡，有衛生間，煤氣竈在公共過道裡，租金非常合适，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們維護得幹淨整潔。
王鹿搬家那天，我們其他人也都去幫忙，除塵，粉刷陽台，更換燈泡。
陽台外面有一大片樹木，大風刮過，便發出巨大的聲響。
我們勞動至深夜，坐出租車去了通宵營業的大型超市。
超市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夜遊的人，明亮到幾乎産生回聲。
我們推着購物車，穿梭在龐大整齊的貨架之間，随意浪費時間，反複挑選便宜堅固的物品。
我也不知道這樣說是否确切，但我想京的離開讓我們每個人都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産生了動搖，想要去終結或者開始一些事情。
因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錄節目一樣做了第一期直播。
我們在論壇裡做了主題征集，打算在之後的節目中完整回顧二十世紀搖滾樂曆史。
大家紛紛提供素材，有人給我們寄來稀缺珍貴的正版唱片。
第一期直播做得相當順利，我們在中途接聽了兩位聽衆來電，直到樓下監管部門的領導突然闖入錄音室，厲聲呵斥：“你們放的是什麼垃圾，立刻停止，節目停播整改！” 當時電波裡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樂隊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
我完全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大腦空白，眼看着王鹿果斷地把音樂調低，然後用極其冷靜的聲音對着話筒說：“對不起，剛才大家聽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單純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簡約派音樂家的作品。
我們無法再繼續播放，再見，了不起的二十世紀。
”歐老師等到王鹿把這句話說完，才徹底切斷了直播，我的耳返裡響起輕柔的室内音樂。
我這才意識到，王鹿在哭。
她用手肘撐住桌子，肩膀劇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飾。
當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來發布在論壇上，幾小時之後，底下的跟帖滾動了幾十頁，又真誠又熾熱。
我和王鹿守在電腦跟前，不斷刷新頁面，回複消息。
後半夜的論壇裡，大家接連放歌，井然有序，讨論搖滾的每一波浪潮。
我那麼感動，卻也第一次感覺到沉重的東西壓在心頭。
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搖滾論壇都過去觀摩，參與讨論，新注冊用戶劇增。
幾大門戶網站的音樂頻道都報道了這場風波，他們用的标題是——“這是大陸搖滾青年在虛拟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會面。
” “我們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問王鹿。
“節目停播。
我想最壞也不過如此。
” “如果停播，整個論壇的人都要去電台門口遊行。
” “感人。
” “我覺得那場遊行會像伍德斯托克一樣。
” “我不應該在錄音室裡哭。
我總是這樣，太軟弱了。
” “不是這樣的。
你說的那句話激動人心，大家都會記得。
” “其實就算現在被停播也沒有什麼，現在結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 “嗯。
就像是在戰場上突然死去的年輕人。
” 然而一個星期以後，我和王鹿回到電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沒有發生。
直播正常進行，除了唱片被沒收之外，我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也沒有任何人找我們談話。
相反，不久之後，台灣的聯誼電台邀請兩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幾位年輕音樂人做一期節目，聊聊兩岸搖滾樂的近年發展，歐老師決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灣。
這期間，我們有好幾次想找歐老師談談，但歐老師或許是完全忘記，或許是認為不值一提。
有時候我們說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們在說什麼。
我想不是她不願意與我們交談，而是她心裡想着其他事情，卻不想向我們提及。
直播一期期繼續，再也沒有陌生人闖進錄音室，但我想，無論是我還是王鹿，都在等待着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與此同時，台灣的簽注流程極其複雜，但我們積極準備材料，不厭其煩地在各種機構排隊，最終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來到台北，住在西門町的青年旅館。
同住的還有一對來自台南的情侶，兩個日本學生，以及一個看起來已經逗留很久的美國人。
旅館便宜整潔，僅有的問題是半夜摩托車的嘯叫，以及派對歸來的人外放的搖滾和饒舌音樂。
其他人抱怨連連，隻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鮮的，不為任何事情感到困擾。
我們每天早晨先在門口便利店買兩個飯團，然後坐捷運去師大附近淘唱片。
那片區域有不少開在地下室或者閣樓的二手唱片店，老闆普遍為人寬厚，除了特别珍貴的版本不能拿出來，多數唱片可以試聽。
我們坐在地上，抱着紙闆箱，各自戴着耳機，找到好東西就互相交換。
電台給的津貼相當有限，我們精打細算，拿在手裡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從狹窄的樓梯爬出來，外面天光已暗，而馬路上遊蕩着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看起來全都像是張震嶽歌裡唱的那樣。
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帶上啤酒和可樂，去旅社的露台聊天。
天氣不冷也不熱，有些潮濕，旁邊有橄榄樹、柚子樹和榕樹。
我們仔細回顧白天聽過的唱片，總在懊悔沒有買下的那一張，歎息着發誓，明天醒來便立刻回到店裡去。
工作完成得很順利，我和王鹿在電台節目中結交了樂隊的新朋友，一個吉他手兼主唱、一個鼓手和一個什麼都會的女孩。
他們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的演出。
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園，我們早早來到公園門口與其他人會合，有點冷，但是他們扛着設備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襯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褲，紮着頭巾。
傍晚的公園非常熱鬧，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樹底下看鳥，我們也跟着駐足觀望，有個阿伯給我望遠鏡，解釋說一隻小鳥正要破殼而出，我接過望遠鏡看了很久，什麼都沒看見。
樂隊演出在水池旁邊的一片水泥空地，幾個人分工明确，動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設備，女孩搖着沙鈴，塑料桶也成為打擊樂，歌曲旋律無憂無慮，整夥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馬戲團，是我和王鹿從沒經曆過的氣氛，又樸素又瘋癫。
四周鳥語花香，這時候天也暗下來，看鳥的人從樹下散開，又聚攏到舞台周圍，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節奏晃肩膀和抖腳，這樣沒出半個小時就引來兩位警察。
然而兩位警察态度溫柔，循循善誘，非但不着急趕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腳。
于是樂隊又格外賣力地演唱了兩首歌才散場，把周圍的垃圾都收拾得幹幹淨淨，警察和我們其他人也一起幫忙。
第二天下午他們三個騎着摩托來旅館接我們去看飛機降落。
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車後面，女孩則帶着一隻小狗。
我第一次坐摩托車，克服了最初的緊張以後，周圍風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裡的人。
我們在松山機場後面的荒地裡打轉，往返幾次錯過極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後經過一條颠簸的小道駛入停機坪背後腹地，直到被鐵絲網和植物擋住去路。
路邊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
風很大，把樹枝、野草和人都吹得東倒西歪。
他們說天不好，雲層太厚。
很快所有人都朝一個方向仰起頭來，第一架飛機出現。
先是遠處雲層裡閃爍的機翼燈，接着飛機慢慢顯出形狀，不疾不緩地朝我們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槳飛機，在大風中左右擺動着保持平衡。
從頭頂低低掠過時，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
後來我們紛紛拿出零錢來打賭，從機翼燈來判斷是大飛機還是小飛機。
有時一架龐大的空中客機轟鳴着降落，大家都張大嘴巴，默不作聲，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們一起去了樂隊排練房。
排練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樓裡，電梯很窄，隻能面對面容下四個人，提着樂器和音箱的話就得分批乘坐。
那裡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裡堆滿東西，得側身擠過，窗戶和門都加厚了，四面牆壁和天花闆貼滿吸音棉。
冰箱裡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煙屁股。
我和王鹿坐在窗邊，對面的樓房窗戶閃爍着各種霓虹燈廣告，貸款的、賣機票的、輔導功課的。
他們排練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園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來的生活用品都被當作打擊樂器，相當朋克，又極其嬉皮。
窗門緊閉，噪音轟鳴，我很快就熱得透不過氣來，并且感到整棟樓都在搖晃。
等吉他暫停的間歇，我們才反應過來，外面的人已經快把門砸爛了。
開門以後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才去參加比賽？又有人報警。
”警察問他們。
“下個月。
放心吧，等我們赢到獎金以後就去租真正的排練房。
”鼓手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去樂器行排練，但那裡計時收費，而且還得排檔期。
”吉他手說。
“你們要注意音量啊，練得那麼辛苦，總被開罰單得不償失。
”警察說着開出一張罰單。
他們接過罰單，然後女孩從冰箱裡拿出一罐啤酒給警察，警察擺擺手和他們道别。
“我們正在準備參加一個樂隊比賽，要是得到大獎，扣稅以後會有十七萬台币的獎金。
我們每個人分一萬塊錢，剩下的就可以存起來當作樂隊的基金。
等你們再來的時候，我們肯定已經找到了更穩定的排練房。
”吉他手轉身告訴我們。
“你們好像賞金獵人。
”王鹿說。
“這個稱呼好酷。
”女孩說。
然後他們關閉了效果器，打開窗戶。
外面是馬路上摩托車的洪流，他們在音箱裡放起輕柔的古典音樂。
“我一點也不想回去。
”我告訴王鹿。
“我也一樣。
”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離開台北，第二天回到電台開會。
廣播大廈門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說昨天他們也聚集在這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很冷，但人群安安靜靜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帶着吉他、海報和花，給往來的工作人員讓出行走通道。
歐老師在會議開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訴我們張宙的節目停播了。
除了持續低迷的收聽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從今年起，所有節目都将實行廣告自營，簡單說來，以後隻有能拿到廣告贊助的節目才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
歐老師向來未雨綢缪，從索尼公司為我們和張宙以及她所負責的其他幾個節目拉來第一筆贊助，但是張宙在此之前已經決意離開。
我們非常吃驚，因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處理結果，始終認為被停播的應該是我們的節目。
“張宙接下來要去哪裡？”王鹿問。
“他要和朋友去邊境辦學校。
但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歐老師說。
“哪裡的邊境？”王鹿繼續問。
“我不清楚。
他沒有說。
也可能他隻是喜歡邊境這個意象，他就是這樣的。
”歐老師說。
“外面的人是來和他道别的啊。
”我說。
“沒想到他有那麼多聽衆。
”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經有人等在了外面，張宙的節目那天播出最後一期。
但他已經走了，他早就作好了決定，之前沒有和其他任何人說。
”歐老師說。
“我不理解他為什麼要主動結束節目，總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我說。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歐老師說。
“我們還沒見過他。
”王鹿說。
“你們見過他。
在你們的派對上，那天他也去了。
”歐老師打斷我們。
“他來參加了我們的派對？”我和王鹿都很吃驚。
“凡是派對，跋山涉水他都會去的。
他很喜歡你們，和你們各自聊了天。
”歐老師說。
“我想起來了。
他來舞台邊找我，在京摔下來之前。
”王鹿說。
我也想起來了，那個夏威夷襯衫男孩。
“你們聊了些什麼？”我趕緊問王鹿。
“搖滾樂之類的。
”王鹿說。
“還有呢？再想想。
”我繼續追問。
“我那時在想着其他事情，沒法專心和他講話。
他能感覺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
”王鹿說。
“你呢？”王鹿問我。
“朋友。
我們聊了朋友和友誼。
”我現在又想起更多。
我們在水邊，在淺灘上，太陽遲遲沒有升起來，那真的是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始終都在交談，有時候是他在講，有時候是我在講，一點都沒有厚此薄彼。
水面吹過幹淨的風，雖然有很多雲，但光線透亮。
我的餅幹渣都掉在地上，麻雀過來，在我們腳邊走動。
後來張宙說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斷斷續續地說着我的朋友，懷着顯而易見的驕傲和快樂，他也說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為的被荒廢的時光。
我和王鹿走出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沒有散去，還不斷有人加入進來。
下班的人和放學的人，他們把包放下，坐在台階上。
于是我們也加入他們，氣氛輕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卻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場冬日派對來拉開序幕。
這時有人撥開人群，張開雙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來。
“潇潇！”王鹿大叫，繼而跳起來抱住潇潇。
天冷得要命，潇潇隻穿着運動衫和牛仔外套，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一模一樣，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本該出現在美國，而不是這裡。
我也想擁抱潇潇，但我遲疑了，然後那個時刻便過去了。
潇潇坐下，從口袋裡掏出煙分給我們。
“我那天聽完張宙的節目就跑來電台了，想要當面和他道個别，但我想他應該是已經離開了。
”潇潇說。
“這幾天你一直都在這裡？”王鹿問。
“前天來了，昨天也來了，今天剛剛過來。
我想即便見不到張宙，也能見到你們。
”潇潇說。
“我不知道你來上海了。
”我說。
“說來話長。
你們知道防風林轉手了嗎？”潇潇說。
“誰要接手那樣的地方啊。
”我說。
“有說要改造成書店，也有說要改造成遊戲廳。
”潇潇說。
“裡面那些人都去哪裡了？”我問。
“他們中間不少人已經離開南京了，而且他們總有可以去的地方。
”潇潇說。
“你呢？”我問。
“防風林的老闆搞到一筆日本人的投資，在上海開了一個演出俱樂部，設備和技術人員都是從日本運過來的。
我跟着他來到上海，已經是去年夏天的事情。
你走之後，我就去北京了，在那裡待着等簽證，但那段時間裡，送到美領館的簽證整個房間都被拒簽。
我頹廢了很久。
後來就來了上海。
”潇潇說。
“你早就可以聯絡我們的。
”我說。
“我知道。
來到上海以後，張宙的節目和你們的節目，我一期都沒錯過。
”潇潇回答。
“張宙在節目裡最後說了什麼？”王鹿問。
“他說再見。
”潇潇說。
“沒了？”王鹿問。
“沒啦。
但他那樣說，你會覺得，你們再也不會再見。
”潇潇說。
“其實我們都沒再繼續聽張宙的節目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說。
“那真不錯。
我想是因為你倆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那段時間。
”潇潇說。
“是嗎？”我問。
“那你接下來怎麼辦呢？”王鹿問。
“我嘛——我想先對生活負起責任來。
”潇潇這麼說，懷着樂觀和憂患。
我想他和以前多麼不同，他在擔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隻是在說夢話。
我們三個離開廣播大廈以後一起走了很長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邊又長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撐住薄薄的外套，看起來像是那種随處可見的憂心忡忡的年輕人。
某些時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
但我想，我不應該總是拿過去的事情作為參照物，而且我很久沒見到潇潇，變得陌生，也是極其自然的。
後來我們來到河邊。
風無遮無攔，又野蠻又刺骨。
我們遇見橋就翻過去，一會兒在岸的這一邊，一會兒在岸的另一邊。
有些地方極其破敗，防洪堤底下散發着尿味，天稍稍暗下來以後，水鳥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
路上結冰，我們走得極其小心，而且總是被棚屋、綠化帶以及突然出現的路障阻斷，不得不繞過小片小片的居民區，再想方設法回到河邊。
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見淺淺的浪和漩渦。
我們交談得越來越投入，對于周邊事物變得毫不在意。
河對岸的樓房漸漸亮起燈，枯萎的蘆葦大片大片倒在河邊，我們在中間穿來穿去，又累又渴，終于不得不停下來，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煙。
風小了，氣溫卻變得更低，空氣裡始終有冰冷的泥煤味。
我們不時站起來，跺腳，原地轉圈，跳來跳去，不讓自己凍僵。
附近不知道哪裡有籃球場，能聽到叫喊和球撞擊水泥地的聲音，還有夜釣的人在電魚，啪啪直響。
“蘇州河裡有人遊泳嗎？”潇潇問。
“從沒見過。
以前河水太髒了，現在慢慢好起來了。
”王鹿說。
“那有人劃船嗎？”潇潇問。
“沒有。
”王鹿說。
“皮劃艇呢？”潇潇繼續問。
“你的想法都過分浪漫了。
”我打斷了他。
“據說有遊船碼頭，船會沿河道行駛一段，但沒人見過，也不知道是哪一段。
”王鹿說。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自己劃船，遊覽兩岸風景，我肯定沒人這麼幹過。
”潇潇憧憬，“小時候我家有個充氣艇，用打氣筒充氣的那種。
你還記得以前有段時間嗎，好像人人家裡都有充氣艇，暑假裡我爸和我帶着充氣艇去水庫，特别管用。
” “河裡可以劃船嗎？”我問。
“不知道，沒人想過這樣的問題。
”王鹿說。
“我不是在說着玩，我是認真的。
”潇潇說。
“我知道。
你想要對生活負起責任。
”我這麼說，像是在嘲諷他，但其實完全沒有。
“是啊。
我也覺得艱難，但我會這樣去做的。
”潇潇說着，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
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結起薄薄的冰。
我
網站的注冊人數也在那段時間裡激增，連續好幾天的在線人數都維持在一萬以上。
小皮說那是一個技術性錯誤造成的，并非同時在線人數，而是當天在線人數的總和。
但原先的免費論壇空間無論如何也已經捉襟見肘，小皮在線上發起一場募捐，沒想到得到踴躍回應，我們幾個也都或多或少地湊了錢，小皮用這筆錢租用了獨立服務器，并且趁此機會升級了論壇。
自此論壇被分隔成幾個闆塊，不再隻是簡陋的聊天室。
但實際上我們習慣了混亂，并沒有人仔細遵循闆塊劃分的規則。
我們節目的收聽率在此之後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開始改為直播。
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請指揮部的各位一起來節目裡做嘉賓，但是京在九月底便來到指揮部和我們道别。
他終于談成一筆大生意，要去深圳，從那裡倒賣一批電子産品去莫斯科，等賺到錢以後他要去東南亞的海邊生活，泡妞和沖浪——“應該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是這樣說的。
但陳浩和我們其他人打賭，下了很大的賭注。
陳浩說京會在冬天到來前回來，他絕對無法再在莫斯科熬過一個冬天。
京離開之後不久，王鹿也下定決心從指揮部裡搬了出來。
當時小皮家裡空出一間出租房，原本租給飯店的女工當宿舍，那間飯店倒閉以後便空着。
房子在楊浦大橋腳下的新村裡，有衛生間，煤氣竈在公共過道裡，租金非常合适，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們維護得幹淨整潔。
王鹿搬家那天，我們其他人也都去幫忙，除塵，粉刷陽台，更換燈泡。
陽台外面有一大片樹木，大風刮過，便發出巨大的聲響。
我們勞動至深夜，坐出租車去了通宵營業的大型超市。
超市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夜遊的人，明亮到幾乎産生回聲。
我們推着購物車，穿梭在龐大整齊的貨架之間，随意浪費時間，反複挑選便宜堅固的物品。
我也不知道這樣說是否确切，但我想京的離開讓我們每個人都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産生了動搖，想要去終結或者開始一些事情。
因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錄節目一樣做了第一期直播。
我們在論壇裡做了主題征集，打算在之後的節目中完整回顧二十世紀搖滾樂曆史。
大家紛紛提供素材，有人給我們寄來稀缺珍貴的正版唱片。
第一期直播做得相當順利，我們在中途接聽了兩位聽衆來電，直到樓下監管部門的領導突然闖入錄音室，厲聲呵斥：“你們放的是什麼垃圾，立刻停止，節目停播整改！” 當時電波裡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樂隊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
我完全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大腦空白，眼看着王鹿果斷地把音樂調低，然後用極其冷靜的聲音對着話筒說：“對不起，剛才大家聽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單純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簡約派音樂家的作品。
我們無法再繼續播放，再見，了不起的二十世紀。
”歐老師等到王鹿把這句話說完，才徹底切斷了直播，我的耳返裡響起輕柔的室内音樂。
我這才意識到，王鹿在哭。
她用手肘撐住桌子，肩膀劇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飾。
當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來發布在論壇上，幾小時之後，底下的跟帖滾動了幾十頁，又真誠又熾熱。
我和王鹿守在電腦跟前，不斷刷新頁面，回複消息。
後半夜的論壇裡，大家接連放歌，井然有序，讨論搖滾的每一波浪潮。
我那麼感動，卻也第一次感覺到沉重的東西壓在心頭。
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搖滾論壇都過去觀摩，參與讨論，新注冊用戶劇增。
幾大門戶網站的音樂頻道都報道了這場風波，他們用的标題是——“這是大陸搖滾青年在虛拟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會面。
” “我們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問王鹿。
“節目停播。
我想最壞也不過如此。
” “如果停播，整個論壇的人都要去電台門口遊行。
” “感人。
” “我覺得那場遊行會像伍德斯托克一樣。
” “我不應該在錄音室裡哭。
我總是這樣，太軟弱了。
” “不是這樣的。
你說的那句話激動人心，大家都會記得。
” “其實就算現在被停播也沒有什麼，現在結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 “嗯。
就像是在戰場上突然死去的年輕人。
” 然而一個星期以後，我和王鹿回到電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沒有發生。
直播正常進行，除了唱片被沒收之外，我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也沒有任何人找我們談話。
相反，不久之後，台灣的聯誼電台邀請兩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幾位年輕音樂人做一期節目，聊聊兩岸搖滾樂的近年發展，歐老師決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灣。
這期間，我們有好幾次想找歐老師談談，但歐老師或許是完全忘記，或許是認為不值一提。
有時候我們說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們在說什麼。
我想不是她不願意與我們交談，而是她心裡想着其他事情，卻不想向我們提及。
直播一期期繼續，再也沒有陌生人闖進錄音室，但我想，無論是我還是王鹿，都在等待着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與此同時，台灣的簽注流程極其複雜，但我們積極準備材料，不厭其煩地在各種機構排隊，最終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來到台北，住在西門町的青年旅館。
同住的還有一對來自台南的情侶，兩個日本學生，以及一個看起來已經逗留很久的美國人。
旅館便宜整潔，僅有的問題是半夜摩托車的嘯叫，以及派對歸來的人外放的搖滾和饒舌音樂。
其他人抱怨連連，隻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鮮的，不為任何事情感到困擾。
我們每天早晨先在門口便利店買兩個飯團，然後坐捷運去師大附近淘唱片。
那片區域有不少開在地下室或者閣樓的二手唱片店，老闆普遍為人寬厚，除了特别珍貴的版本不能拿出來，多數唱片可以試聽。
我們坐在地上，抱着紙闆箱，各自戴着耳機，找到好東西就互相交換。
電台給的津貼相當有限，我們精打細算，拿在手裡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從狹窄的樓梯爬出來，外面天光已暗，而馬路上遊蕩着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看起來全都像是張震嶽歌裡唱的那樣。
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帶上啤酒和可樂，去旅社的露台聊天。
天氣不冷也不熱，有些潮濕，旁邊有橄榄樹、柚子樹和榕樹。
我們仔細回顧白天聽過的唱片，總在懊悔沒有買下的那一張，歎息着發誓，明天醒來便立刻回到店裡去。
工作完成得很順利，我和王鹿在電台節目中結交了樂隊的新朋友，一個吉他手兼主唱、一個鼓手和一個什麼都會的女孩。
他們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的演出。
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園，我們早早來到公園門口與其他人會合，有點冷，但是他們扛着設備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襯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褲，紮着頭巾。
傍晚的公園非常熱鬧，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樹底下看鳥，我們也跟着駐足觀望，有個阿伯給我望遠鏡，解釋說一隻小鳥正要破殼而出，我接過望遠鏡看了很久，什麼都沒看見。
樂隊演出在水池旁邊的一片水泥空地，幾個人分工明确，動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設備，女孩搖着沙鈴，塑料桶也成為打擊樂，歌曲旋律無憂無慮，整夥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馬戲團，是我和王鹿從沒經曆過的氣氛，又樸素又瘋癫。
四周鳥語花香，這時候天也暗下來，看鳥的人從樹下散開，又聚攏到舞台周圍，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節奏晃肩膀和抖腳，這樣沒出半個小時就引來兩位警察。
然而兩位警察态度溫柔，循循善誘，非但不着急趕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腳。
于是樂隊又格外賣力地演唱了兩首歌才散場，把周圍的垃圾都收拾得幹幹淨淨，警察和我們其他人也一起幫忙。
第二天下午他們三個騎着摩托來旅館接我們去看飛機降落。
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車後面，女孩則帶着一隻小狗。
我第一次坐摩托車，克服了最初的緊張以後，周圍風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裡的人。
我們在松山機場後面的荒地裡打轉，往返幾次錯過極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後經過一條颠簸的小道駛入停機坪背後腹地，直到被鐵絲網和植物擋住去路。
路邊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
風很大，把樹枝、野草和人都吹得東倒西歪。
他們說天不好，雲層太厚。
很快所有人都朝一個方向仰起頭來，第一架飛機出現。
先是遠處雲層裡閃爍的機翼燈，接着飛機慢慢顯出形狀，不疾不緩地朝我們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槳飛機，在大風中左右擺動着保持平衡。
從頭頂低低掠過時，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
後來我們紛紛拿出零錢來打賭，從機翼燈來判斷是大飛機還是小飛機。
有時一架龐大的空中客機轟鳴着降落，大家都張大嘴巴，默不作聲，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們一起去了樂隊排練房。
排練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樓裡，電梯很窄，隻能面對面容下四個人，提着樂器和音箱的話就得分批乘坐。
那裡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裡堆滿東西，得側身擠過，窗戶和門都加厚了，四面牆壁和天花闆貼滿吸音棉。
冰箱裡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煙屁股。
我和王鹿坐在窗邊，對面的樓房窗戶閃爍着各種霓虹燈廣告，貸款的、賣機票的、輔導功課的。
他們排練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園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來的生活用品都被當作打擊樂器，相當朋克，又極其嬉皮。
窗門緊閉，噪音轟鳴，我很快就熱得透不過氣來，并且感到整棟樓都在搖晃。
等吉他暫停的間歇，我們才反應過來，外面的人已經快把門砸爛了。
開門以後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才去參加比賽？又有人報警。
”警察問他們。
“下個月。
放心吧，等我們赢到獎金以後就去租真正的排練房。
”鼓手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去樂器行排練，但那裡計時收費，而且還得排檔期。
”吉他手說。
“你們要注意音量啊，練得那麼辛苦，總被開罰單得不償失。
”警察說着開出一張罰單。
他們接過罰單，然後女孩從冰箱裡拿出一罐啤酒給警察，警察擺擺手和他們道别。
“我們正在準備參加一個樂隊比賽，要是得到大獎，扣稅以後會有十七萬台币的獎金。
我們每個人分一萬塊錢，剩下的就可以存起來當作樂隊的基金。
等你們再來的時候，我們肯定已經找到了更穩定的排練房。
”吉他手轉身告訴我們。
“你們好像賞金獵人。
”王鹿說。
“這個稱呼好酷。
”女孩說。
然後他們關閉了效果器，打開窗戶。
外面是馬路上摩托車的洪流，他們在音箱裡放起輕柔的古典音樂。
“我一點也不想回去。
”我告訴王鹿。
“我也一樣。
”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離開台北，第二天回到電台開會。
廣播大廈門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說昨天他們也聚集在這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很冷，但人群安安靜靜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帶着吉他、海報和花，給往來的工作人員讓出行走通道。
歐老師在會議開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訴我們張宙的節目停播了。
除了持續低迷的收聽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從今年起，所有節目都将實行廣告自營，簡單說來，以後隻有能拿到廣告贊助的節目才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
歐老師向來未雨綢缪，從索尼公司為我們和張宙以及她所負責的其他幾個節目拉來第一筆贊助，但是張宙在此之前已經決意離開。
我們非常吃驚，因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處理結果，始終認為被停播的應該是我們的節目。
“張宙接下來要去哪裡？”王鹿問。
“他要和朋友去邊境辦學校。
但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歐老師說。
“哪裡的邊境？”王鹿繼續問。
“我不清楚。
他沒有說。
也可能他隻是喜歡邊境這個意象，他就是這樣的。
”歐老師說。
“外面的人是來和他道别的啊。
”我說。
“沒想到他有那麼多聽衆。
”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經有人等在了外面，張宙的節目那天播出最後一期。
但他已經走了，他早就作好了決定，之前沒有和其他任何人說。
”歐老師說。
“我不理解他為什麼要主動結束節目，總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我說。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歐老師說。
“我們還沒見過他。
”王鹿說。
“你們見過他。
在你們的派對上，那天他也去了。
”歐老師打斷我們。
“他來參加了我們的派對？”我和王鹿都很吃驚。
“凡是派對，跋山涉水他都會去的。
他很喜歡你們，和你們各自聊了天。
”歐老師說。
“我想起來了。
他來舞台邊找我，在京摔下來之前。
”王鹿說。
我也想起來了，那個夏威夷襯衫男孩。
“你們聊了些什麼？”我趕緊問王鹿。
“搖滾樂之類的。
”王鹿說。
“還有呢？再想想。
”我繼續追問。
“我那時在想着其他事情，沒法專心和他講話。
他能感覺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
”王鹿說。
“你呢？”王鹿問我。
“朋友。
我們聊了朋友和友誼。
”我現在又想起更多。
我們在水邊，在淺灘上，太陽遲遲沒有升起來，那真的是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始終都在交談，有時候是他在講，有時候是我在講，一點都沒有厚此薄彼。
水面吹過幹淨的風，雖然有很多雲，但光線透亮。
我的餅幹渣都掉在地上，麻雀過來，在我們腳邊走動。
後來張宙說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斷斷續續地說着我的朋友，懷着顯而易見的驕傲和快樂，他也說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為的被荒廢的時光。
我和王鹿走出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沒有散去，還不斷有人加入進來。
下班的人和放學的人，他們把包放下，坐在台階上。
于是我們也加入他們，氣氛輕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卻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場冬日派對來拉開序幕。
這時有人撥開人群，張開雙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來。
“潇潇！”王鹿大叫，繼而跳起來抱住潇潇。
天冷得要命，潇潇隻穿着運動衫和牛仔外套，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一模一樣，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本該出現在美國，而不是這裡。
我也想擁抱潇潇，但我遲疑了，然後那個時刻便過去了。
潇潇坐下，從口袋裡掏出煙分給我們。
“我那天聽完張宙的節目就跑來電台了，想要當面和他道個别，但我想他應該是已經離開了。
”潇潇說。
“這幾天你一直都在這裡？”王鹿問。
“前天來了，昨天也來了，今天剛剛過來。
我想即便見不到張宙，也能見到你們。
”潇潇說。
“我不知道你來上海了。
”我說。
“說來話長。
你們知道防風林轉手了嗎？”潇潇說。
“誰要接手那樣的地方啊。
”我說。
“有說要改造成書店，也有說要改造成遊戲廳。
”潇潇說。
“裡面那些人都去哪裡了？”我問。
“他們中間不少人已經離開南京了，而且他們總有可以去的地方。
”潇潇說。
“你呢？”我問。
“防風林的老闆搞到一筆日本人的投資，在上海開了一個演出俱樂部，設備和技術人員都是從日本運過來的。
我跟着他來到上海，已經是去年夏天的事情。
你走之後，我就去北京了，在那裡待着等簽證，但那段時間裡，送到美領館的簽證整個房間都被拒簽。
我頹廢了很久。
後來就來了上海。
”潇潇說。
“你早就可以聯絡我們的。
”我說。
“我知道。
來到上海以後，張宙的節目和你們的節目，我一期都沒錯過。
”潇潇回答。
“張宙在節目裡最後說了什麼？”王鹿問。
“他說再見。
”潇潇說。
“沒了？”王鹿問。
“沒啦。
但他那樣說，你會覺得，你們再也不會再見。
”潇潇說。
“其實我們都沒再繼續聽張宙的節目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說。
“那真不錯。
我想是因為你倆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那段時間。
”潇潇說。
“是嗎？”我問。
“那你接下來怎麼辦呢？”王鹿問。
“我嘛——我想先對生活負起責任來。
”潇潇這麼說，懷着樂觀和憂患。
我想他和以前多麼不同，他在擔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隻是在說夢話。
我們三個離開廣播大廈以後一起走了很長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邊又長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撐住薄薄的外套，看起來像是那種随處可見的憂心忡忡的年輕人。
某些時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
但我想，我不應該總是拿過去的事情作為參照物，而且我很久沒見到潇潇，變得陌生，也是極其自然的。
後來我們來到河邊。
風無遮無攔，又野蠻又刺骨。
我們遇見橋就翻過去，一會兒在岸的這一邊，一會兒在岸的另一邊。
有些地方極其破敗，防洪堤底下散發着尿味，天稍稍暗下來以後，水鳥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
路上結冰，我們走得極其小心，而且總是被棚屋、綠化帶以及突然出現的路障阻斷，不得不繞過小片小片的居民區，再想方設法回到河邊。
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見淺淺的浪和漩渦。
我們交談得越來越投入，對于周邊事物變得毫不在意。
河對岸的樓房漸漸亮起燈，枯萎的蘆葦大片大片倒在河邊，我們在中間穿來穿去，又累又渴，終于不得不停下來，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煙。
風小了，氣溫卻變得更低，空氣裡始終有冰冷的泥煤味。
我們不時站起來，跺腳，原地轉圈，跳來跳去，不讓自己凍僵。
附近不知道哪裡有籃球場，能聽到叫喊和球撞擊水泥地的聲音，還有夜釣的人在電魚，啪啪直響。
“蘇州河裡有人遊泳嗎？”潇潇問。
“從沒見過。
以前河水太髒了，現在慢慢好起來了。
”王鹿說。
“那有人劃船嗎？”潇潇問。
“沒有。
”王鹿說。
“皮劃艇呢？”潇潇繼續問。
“你的想法都過分浪漫了。
”我打斷了他。
“據說有遊船碼頭，船會沿河道行駛一段，但沒人見過，也不知道是哪一段。
”王鹿說。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自己劃船，遊覽兩岸風景，我肯定沒人這麼幹過。
”潇潇憧憬，“小時候我家有個充氣艇，用打氣筒充氣的那種。
你還記得以前有段時間嗎，好像人人家裡都有充氣艇，暑假裡我爸和我帶着充氣艇去水庫，特别管用。
” “河裡可以劃船嗎？”我問。
“不知道，沒人想過這樣的問題。
”王鹿說。
“我不是在說着玩，我是認真的。
”潇潇說。
“我知道。
你想要對生活負起責任。
”我這麼說，像是在嘲諷他，但其實完全沒有。
“是啊。
我也覺得艱難，但我會這樣去做的。
”潇潇說着，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
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結起薄薄的冰。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