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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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潇潇為什麼要強調這個，他又陷入憂心忡忡的狀态，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對他說：“我明白。
我理解你，我也是這樣想的。
” 五點半以後天便徹底暗了，我們爬下防洪堤，穿過瓦礫和雜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車。
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遠，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認識的路線。
随意跳上一輛開往人民廣場的車以後，車上沒什麼人，我們占據了整個後半部分的車廂。
沿途荒蕪，一路都是巨大廠房，襯托着冬日的無邊無際。
司機有時候接連幾站都不停，有時候又在一站停很久。
車再次停下的時候，潇潇突然跳起來，說他要下車，然後他便真的下車了。
下車以後他沒走，車也沒有開，我覺得那是非常漫長的一段時間。
我和王鹿看着車窗外面，除了夜晚寬闊的瀝青道路，和幾株不知是否能熬過冬天的小小樹苗，什麼都沒有。
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這裡，他隻是非常擅長以各種方式道别。
後來車終于開了，引擎振動着，潇潇站在原地點了一根煙，朝我和王鹿揮手。
我又扭頭看他，很快就看不見了。
春節之後我和王鹿振作起來，試圖自己去解決廣告和錢的問題。
然而這次面對的困難與以往不同，我們向來對更為龐大的系統和結構不屑一顧，缺乏基本認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無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
每次與專業人士溝通之後，挫敗感都在加劇，寫給各類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郵件也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複。
我們陸陸續續去了一些酒吧和俱樂部，有時與那裡的人開懷暢聊，結果他們往往比我們更需要錢和幫助。
這種情況持續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樂部正式開張，邀請王鹿和樂隊去演出，回來以後他們對那裡贊不絕口。
據說俱樂部老闆野心勃勃，想大幹一場，一口氣簽了不少樂隊，給的條件相當優厚。
他對我們的節目也很感興趣，說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邊的投資人過來，我們再一起談談贊助的事情。
但他希望我們在此之前能做出兩期分量重的節目，作為談判的籌碼。
我和王鹿不喜歡準備籌碼或者被人當作籌碼，但張宙的節目停播激勵了我們，懷着決心，與沉重的東西作戰，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下去。
正逢羅大佑在廣州開完演唱會以後來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濟和華東師範大學做兩場音樂講座。
我們向歐老師申報了選題，同時聯絡唱片公司進行采訪。
采訪被安排在同濟講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達，在教學樓的一間會議室裡等待。
羅大佑準時推門而入，跟随着兩三位工作人員。
他穿着樸素的深色夾克，精神抖擻，兩手空空，我卻立刻辨别出一些難忘的東西。
他坐下之後又起身，打開窗戶，窗戶對着操場，他問我們能不能去那裡采訪。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穿過操場，在領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
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錄音設備，從耳返裡能聽見遠遠的歡呼聲和口哨聲。
羅大佑說話的聲音像一隻從低空掠過的大鳥，舒展着翅膀。
那段時間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間。
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處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園總是那麼美。
說到這裡，我們每個人都點了一根煙。
風有一點料峭，有一點暖和。
“你還記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場演唱會，結束之後你做了什麼嗎？”我問羅大佑。
“我坐車回酒店，經過衡山路，聽到路邊有人在合唱《未來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
”他回答。
“我倆是在那天認識的，在那場演唱會上。
”我說。
“真的嗎？友誼萬歲。
”羅大佑說。
“友誼萬歲啊。
”我們說。
直到我和王鹿離開學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場龐大的好夢。
我們内心澎湃，無法平靜，于是回到電台徹夜剪輯錄音素材，最終剪出上中下三集節目。
除了有羅大佑的采訪之外，我們還将在台灣錄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
那些素材裡有大安森林公園裡的演出片段，朋友們在排練房和露台的聊天記錄，音像店裡播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謠，荒野裡飛機引擎的轟鳴。
等我和王鹿從剪輯室出來，清晨的馬路上空空蕩蕩。
我們在高架橋下走了一段路，沒有車，工地的機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聲唱着——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這期節目在全國廣播大獎賽中獲得了十佳節目的獎項。
小皮将節目壓制以後上傳到論壇，在其他各個網站和論壇間被轉載無數。
有一間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為從節目裡聽到台灣樂隊的小樣，通過我們聯絡他們，很快與他們簽訂了唱片合約。
正好他們沒能在那場重要的樂隊比賽中獲得頭獎，與獎金失之交臂，于是幹脆賣掉了摩托車，三個人搬到了北京，住進鼓樓附近的胡同，一邊錄制唱片，一邊演出。
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領獎，便和他們說好在北京見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發，學校停課，部分工廠停工，頒獎晚會取消了。
接下來上海也受到了影響，政府借此對全市防空洞進行整治，掃除頑疾，驅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設施。
服裝廠因為非法運營和勞工問題被整個端掉，一百台縫紉機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陳浩趁機用極其低廉的價格盤下服裝廠被清空的幾間房間，改造成排練房。
他預言從現在起，直到奧運會，将迎來一場文藝複興。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樂隊的演出和排練都停了下來，不少俱樂部和酒吧因為生意慘淡而歇業，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樂部。
據說日本方面已經撤資，值錢的設備被連夜運走，之前簽下的樂隊除了預付款之外，沒有拿到任何演出費用，滞留的員工也被拖欠了兩個月工資。
王鹿和其他幾支樂隊接連幾天去俱樂部催讨演出費，但老闆始終不見蹤影。
僵持幾天之後，大家撬開了酒櫃，合力喝空了那裡最貴的幾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說好的廣告贊助機會，但電台領導依然重視節目所得到的獎項，幾次找我和王鹿交談，數個小時，讨論未來構想。
我們做出一些計劃，結果卻并不理想。
我想，在與商業和體制的沖撞中，我們完全暴露出最軟弱和虛幻的部分。
不久之後，電台作出決定。
首先，加大投入，将節目打造成電台青春品牌。
從暑期開始，每周一三五在黃金時段直播。
其次，由廣告部專門負責節目的廣告合作和冠名。
并且，與王鹿簽署正式員工合同，接下來會有另外一位有經驗和聲譽的主持人與她搭檔。
與我的臨時合約将在八月底節目改版前到期，之後我不會再參與節目的制作。
在正式發布通告之前，歐老師将這個決定轉述給我和王鹿。
她的表達相當謹慎，不斷停頓，但我感激她沒有對我表現出遺憾或者同情，她的溫柔和決斷一如既往。
“我們其實早就讨論過關于結束節目的事情。
但不是以這樣的方式。
”王鹿說。
我和歐老師都保持着沉默。
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節目憑借好運，橫沖直撞，不知不覺已經穿過重重險灘。
然而我們所以為的無畏無阻終究還是幻覺和扯淡。
“是因為錢的問題嗎？”王鹿問。
“錢肯定是一部分原因，還有其他考慮。
”歐老師說。
“什麼樣的考慮？”王鹿肯定不願罷休。
“我和你一樣，不認同這個決定。
但我是站在節目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
電台想要打造的是一個青春品牌，卻在決策的過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
搖擺，傲慢，對具體事物的漠視，還有自蹈死地的熱情。
這樣是不對的。
”歐老師說。
“那個切割掉的部分，你說的是我嗎？”我說。
“我說的是你們啊。
但我想，對于你們個人來說，這樣的決定無所謂好壞。
你們可以再考慮一下，然後再作出你們自己的決定。
”歐老師說。
“你們還記得那個得一等獎的西北男孩嗎？”我問她們。
“記得啊。
”王鹿說。
“有時候我遇見困難，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風是怎麼樣的，草又如何翻滾成浪。
但我現在覺得，我其實從沒遇見過真正的困難。
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難的時候确實已經過去了啊。
”我這麼說，想要安慰她們。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階段性的吧。
困難啊快樂啊。
”歐老師說。
“是的。
我明白。
”我回答。
SARS的陰影消失殆盡之後，陳浩的預言得到應驗。
那段時間各地瘋狂舉辦音樂節，新組建的樂隊前赴後繼，他剛剛改造完成的兩間排練房突然檔期全滿。
排練房雖然裝修簡易，但設施齊備。
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從Ebay買的，都是便宜的二手進口樂器，對沒有演出經驗的年輕樂隊來說已經足夠。
四十塊錢一小時，學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論壇上開設了一個租賃闆塊，交換排練房的租賃信息，詢問價格和設備。
置頂的帖子裡強調了排練房的規則，禁止吸煙，禁止明火，禁止私拉電線，禁止留宿。
其實根本不管用。
後來有昆山和蘇州的樂隊坐火車過來排練，一百塊通宵。
排練房裡終日烏煙瘴氣，留宿着各種流浪兒。
防空洞的氣氛很快變了，塗鴉覆蓋了通道，更不用說遍地的煙頭和啤酒瓶。
有時候我們早晨回到指揮部，要穿過外面的嘔吐物和爛醉的樂手。
有過幾次鬥毆，最嚴重的一次從地下打到地面，招來警察和救護車。
漸漸論壇裡有人稱陳浩為地下搖滾教父，後來大家見面都這麼叫他，我們也跟着叫，覺得又好笑又諷刺。
後來有記者過來采訪，拍了很多照片，讓陳浩談談将來的規劃。
陳浩自嘲，說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國王。
記者也采訪了其他人，但我們每個人都在扯淡。
他問我們是否知道情境主義，沒人聽說過，以為是一種環保概念。
他解釋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洲，年輕人放下各種社會關系，在城市和鄉村中進行漂移實踐的活動——“但這裡的人不是什麼主義，他們隻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議。
”陳浩打斷他。
我能理解他在說什麼。
那段時間裡我和王鹿始終回避說起與節目相關的事情，不斷推遲作出決定的時間，并且不約而同地開始重聽張宙的磁帶。
采訪接近尾聲時，整片區域停電。
外面哄鬧叫嚣，大家打着手電，陸陸續續從防空洞裡出來。
我們送走記者，買了一個西瓜，坐在馬路旁邊吃。
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錄取邀請，我們都有些意外。
應屆畢業生受到SARS影響找工作都很困難，招聘會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再投放任何簡曆。
“有幾個程序員正在一起開發一個新的網站。
如果真的做出來可能會非常了不起。
所有音樂、書和電影，都能夠在上面搜索到條目，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感受。
”小皮說。
“牛啊。
你還遲疑什麼？”陳浩說。
“因為辦公在北京。
過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
”小皮說。
“這樣啊。
”陳浩說。
“你還記得你和我們打的賭嗎？冬天早就過去啦。
”小皮對陳浩說。
“京嘛，這個渾蛋。
”陳浩說。
“我也很想他啊。
我們應該給他打個電話。
”小皮說。
“俄羅斯現在幾點？”陳浩問。
沒有人知道，但我們還是給京打了電話，那頭立刻就接了起來。
“X。
”京罵罵咧咧。
“你在幹嘛？”我們問。
“我剛剛起床，在做早飯呢。
”京說。
“你早飯吃什麼呢？”我們又問。
“香腸、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
”他說。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裡？”我們繼續問。
“我要和朋友去貝加爾湖，我們要去裸泳。
”京說。
“有女孩嗎？”陳浩問。
“廢話。
”京說。
“哈哈哈。
吹牛。
”陳浩說。
我想象夏天的貝加爾湖，一道浪總是連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錄制最後一期節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電話給潇潇，約在人民廣場見面。
之後我們輾轉幾間大型體育用品商店，終于買到一艘充氣艇，熱心的店員詢問我們要去哪裡，又附贈了劃槳和救生衣。
我們從出租車下來，拖着充氣艇，穿過一片建築工地，來到蘇州河拐彎處一小片杳無人煙的綠汀。
時間還早，我們翻過橋到對岸踩點，觀察水的流向，規劃了線路，給小艇充氣，然後等待天黑。
水鳥也陸陸續續從四處飛回，撲進水裡捕捉小魚，站在樹枝上吃，不久便紛紛消失在樹陰裡。
“今天的天氣好像我們去紫霞湖的那天。
”我說。
“是啊。
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
”王鹿說。
“我告訴過你們，你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
”潇潇說。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高興。
”王鹿說。
“那竟然是你最高興的一天。
太可悲了。
”潇潇說。
“不是最高興，是從那一天起知道什麼是高興，知道了以後，就再也不想不高興了。
為了不要不高興，我想我關閉了與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
”王鹿說。
“你怎麼會發現那麼好的地方？”我問潇潇。
“紫霞湖嗎？張宙帶我去的，我沒告訴過你們嗎？”潇潇說。
“沒有。
你還有多少事情沒告訴過我們？”我和王鹿說。
“張宙當時就住在距離紫霞湖兩公裡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風林裡另外一個人去他家裡找他，忘記為了什麼。
晚上十一點多從他家裡出來，他帶着我們去紫霞湖遊泳。
也是現在的季節，風都是燙的。
湖裡就我們三個人，灌木叢裡都是螢火蟲，頭頂能看到銀河。
另外那個人好像是詩人之類的，所以張宙一直在和他談論詩歌。
我一個人遊泳，沒有加入他們的對話。
上岸的時候，我的一隻鞋在草叢裡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
我光着腳走下山，坐公交車回到學校宿舍。
你們說，經曆過這樣的夜晚，是不是會對人生造成一些影響？”潇潇說。
“當然了。
”我說。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
”王鹿說。
“别說過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啊。
”潇潇說。
于是我們在岸邊等到晚上十點，直到對岸樓房裡的燈漸漸熄滅，穿上救生衣，脫下鞋子，一起将充氣艇推入河道。
潇潇先跳了上去，然後是王鹿和我。
小艇劇烈晃動，等我們調整好自己的位置。
接着潇潇執槳，很快便找到了節奏和方向，帶起有力的波紋，小艇筆直駛向河道。
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渾濁和湍急，我們三個的重量把小艇壓得不堪重負，船舷緊緊貼着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進來。
兩岸是低矮的倉庫和廠房，我們經過一座橋，被台風刮斷的樹還沒有來得及被拖走，遒勁粗大的樹枝卡在橋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潔快艇駛過我們身邊，停了下來，甲闆上堆着從河裡撈出來的水草，堆成一個個小坡。
工人蹲在船舷抽煙，招呼我們說：“你們從哪裡搞來這玩意兒？” “買來的。
”潇潇說。
“可真不錯。
”他說着，駕駛員也探出腦袋，朝我們嘿嘿直樂。
“那邊的人好像是在喊你們。
”工人伸出手臂，左側的岸邊有人打着手電照向我們。
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隻能看到兩枚白色光點在灌木裡舞動。
有人朝我們喊話，但快艇的馬達太響了，我們也得扯着嗓子彼此說話。
“他們在喊什麼？”王鹿問。
“喊你們回去。
可能是警察，那你們就慘了。
”工人說。
“不是警察，是聯防隊的。
你們得回去，河上不讓劃船。
”駕駛員又探出腦袋來。
“我們也沒看到告示啊。
”潇潇說。
“你們要去哪裡？”工人問。
“前面是哪裡？”潇潇說。
“吳淞，然後從蘇州進入錢塘江。
但是你們這船不行，去不了遠的地方。
”工人說。
“我們沒打算去那裡，我們看看風景。
”我們紛紛解釋。
“晚上漲潮，你們當心。
我們收工了。
”工人彈出煙頭。
“回見啊。
”我們大聲說。
快艇的馬達轟鳴，拖出白色的浪，潇潇叼着煙，偶爾撥動一下槳。
岸邊的手電筒又多出幾束光，但聯防隊員似乎也不再着急，隻是在岸邊跟着我們慢慢走。
有時繞過棚屋和綠化帶，消失片刻，又繼續出現在前方。
我們停下來，他們也停下來。
我們抽煙，他們也抽煙。
河面的風溫暖濕潤，遠處有一些明亮的高樓，我們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霧包圍，憂心忡忡，像三個劫後餘生的人。
剛剛逃出一場災難，休息着，毫不費力地順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現一個荒涼的遊船碼頭。
水裡立着褪色的羅馬柱，棧闆腐爛了，成為水鳥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
”王鹿堅決地說。
“這裡嗎？”潇潇問。
“明天我們不是還有一場派對嗎。
”王鹿回答。
于是我們奮力将小艇劃向岸邊，潇潇探身抓住棧闆的纜繩。
我們三個扔下充氣艇，蹬過一小段柔軟的淤泥，亮晶晶的，埋着易拉罐、硬币、樹葉、死去的鳥。
直到終于踩在結實的地面，我心裡湧起感激，回頭望向河的對岸，那裡有十幾束手電的光，照在水裡，照在樹葉上。
我們朝他們揮手、吹口哨，我想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但其實我們都能聽見那邊，也傳來歡呼的聲音。
一道浪總是連着下一道浪 ——創作談BY周嘉甯 2020年夏天，朋友從微信上發來二十秒視頻，是夜晚的蘇州河。
我放了幾遍，才稍稍看清黑色的漣漪裡，一個腦袋起起伏伏朝對面遊去。
“上周去蘇州河裡遊了一個泳，不知道是否值得寫成一個短篇。
”朋友這樣說。
“這是蘇州河的哪一段？”我問。
“四行倉庫附近。
”朋友說。
“水好不好？”我問。
“水不行。
”朋友簡短地回答。
這幾年來朋友數次推薦我去坐蘇州河觀光船，而我一再拖延，朋友終于放棄希望後不久，遊船碼頭也關閉荒廢。
我自2020年夏天開始緩緩寫明日的派對，直到一年之後。
又再次在人大提案中看到了蘇州河浏覽線路重啟的計劃。
這期間蘇州河兩岸的步行道逐段貫通，有一天我與朋友一路往西走，在夜晚的蘆葦中穿梭，經過幾個工地，至力盡才折返，坐在中遠兩灣城的台階上喝水吃面包，觀看對岸夜色裡的公園。
我沒有将在夏夜蘇州河裡遊泳的事寫成短篇，也沒有坐上河道裡的船。
這幾年裡，我隻是花了很多時間記錄和描寫各種形态的浪，回過神來，我的主人公們已經劃着皮劃艇到達了河的對岸。
他們蹚過一小段柔軟的淤泥。
那裡埋着易拉罐、硬币、樹葉和死去的鳥，直到終于踩到結實的地面。
很多手電的光照在水裡，照在樹葉上，但無論如何都不再能照到他們的身上。
感謝姜亦朋姐姐在2020年夏天接受我的采訪，我自此積累起《明日派對》的第一筆素材。
但是我對他說：“我明白。
我理解你，我也是這樣想的。
” 五點半以後天便徹底暗了，我們爬下防洪堤，穿過瓦礫和雜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車。
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遠，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認識的路線。
随意跳上一輛開往人民廣場的車以後，車上沒什麼人，我們占據了整個後半部分的車廂。
沿途荒蕪，一路都是巨大廠房，襯托着冬日的無邊無際。
司機有時候接連幾站都不停，有時候又在一站停很久。
車再次停下的時候，潇潇突然跳起來，說他要下車，然後他便真的下車了。
下車以後他沒走，車也沒有開，我覺得那是非常漫長的一段時間。
我和王鹿看着車窗外面，除了夜晚寬闊的瀝青道路，和幾株不知是否能熬過冬天的小小樹苗，什麼都沒有。
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這裡，他隻是非常擅長以各種方式道别。
後來車終于開了，引擎振動着，潇潇站在原地點了一根煙，朝我和王鹿揮手。
我又扭頭看他，很快就看不見了。
春節之後我和王鹿振作起來，試圖自己去解決廣告和錢的問題。
然而這次面對的困難與以往不同，我們向來對更為龐大的系統和結構不屑一顧，缺乏基本認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無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
每次與專業人士溝通之後，挫敗感都在加劇，寫給各類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郵件也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複。
我們陸陸續續去了一些酒吧和俱樂部，有時與那裡的人開懷暢聊，結果他們往往比我們更需要錢和幫助。
這種情況持續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樂部正式開張，邀請王鹿和樂隊去演出，回來以後他們對那裡贊不絕口。
據說俱樂部老闆野心勃勃，想大幹一場，一口氣簽了不少樂隊，給的條件相當優厚。
他對我們的節目也很感興趣，說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邊的投資人過來，我們再一起談談贊助的事情。
但他希望我們在此之前能做出兩期分量重的節目，作為談判的籌碼。
我和王鹿不喜歡準備籌碼或者被人當作籌碼，但張宙的節目停播激勵了我們，懷着決心，與沉重的東西作戰，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下去。
正逢羅大佑在廣州開完演唱會以後來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濟和華東師範大學做兩場音樂講座。
我們向歐老師申報了選題，同時聯絡唱片公司進行采訪。
采訪被安排在同濟講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達，在教學樓的一間會議室裡等待。
羅大佑準時推門而入，跟随着兩三位工作人員。
他穿着樸素的深色夾克，精神抖擻，兩手空空，我卻立刻辨别出一些難忘的東西。
他坐下之後又起身，打開窗戶，窗戶對着操場，他問我們能不能去那裡采訪。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穿過操場，在領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
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錄音設備，從耳返裡能聽見遠遠的歡呼聲和口哨聲。
羅大佑說話的聲音像一隻從低空掠過的大鳥，舒展着翅膀。
那段時間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間。
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處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園總是那麼美。
說到這裡，我們每個人都點了一根煙。
風有一點料峭，有一點暖和。
“你還記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場演唱會，結束之後你做了什麼嗎？”我問羅大佑。
“我坐車回酒店，經過衡山路，聽到路邊有人在合唱《未來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
”他回答。
“我倆是在那天認識的，在那場演唱會上。
”我說。
“真的嗎？友誼萬歲。
”羅大佑說。
“友誼萬歲啊。
”我們說。
直到我和王鹿離開學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場龐大的好夢。
我們内心澎湃，無法平靜，于是回到電台徹夜剪輯錄音素材，最終剪出上中下三集節目。
除了有羅大佑的采訪之外，我們還将在台灣錄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
那些素材裡有大安森林公園裡的演出片段，朋友們在排練房和露台的聊天記錄，音像店裡播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謠，荒野裡飛機引擎的轟鳴。
等我和王鹿從剪輯室出來，清晨的馬路上空空蕩蕩。
我們在高架橋下走了一段路，沒有車，工地的機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聲唱着——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這期節目在全國廣播大獎賽中獲得了十佳節目的獎項。
小皮将節目壓制以後上傳到論壇，在其他各個網站和論壇間被轉載無數。
有一間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為從節目裡聽到台灣樂隊的小樣，通過我們聯絡他們，很快與他們簽訂了唱片合約。
正好他們沒能在那場重要的樂隊比賽中獲得頭獎，與獎金失之交臂，于是幹脆賣掉了摩托車，三個人搬到了北京，住進鼓樓附近的胡同，一邊錄制唱片，一邊演出。
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領獎，便和他們說好在北京見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發，學校停課，部分工廠停工，頒獎晚會取消了。
接下來上海也受到了影響，政府借此對全市防空洞進行整治，掃除頑疾，驅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設施。
服裝廠因為非法運營和勞工問題被整個端掉，一百台縫紉機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陳浩趁機用極其低廉的價格盤下服裝廠被清空的幾間房間，改造成排練房。
他預言從現在起，直到奧運會，将迎來一場文藝複興。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樂隊的演出和排練都停了下來，不少俱樂部和酒吧因為生意慘淡而歇業，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樂部。
據說日本方面已經撤資，值錢的設備被連夜運走，之前簽下的樂隊除了預付款之外，沒有拿到任何演出費用，滞留的員工也被拖欠了兩個月工資。
王鹿和其他幾支樂隊接連幾天去俱樂部催讨演出費，但老闆始終不見蹤影。
僵持幾天之後，大家撬開了酒櫃，合力喝空了那裡最貴的幾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說好的廣告贊助機會，但電台領導依然重視節目所得到的獎項，幾次找我和王鹿交談，數個小時，讨論未來構想。
我們做出一些計劃，結果卻并不理想。
我想，在與商業和體制的沖撞中，我們完全暴露出最軟弱和虛幻的部分。
不久之後，電台作出決定。
首先，加大投入，将節目打造成電台青春品牌。
從暑期開始，每周一三五在黃金時段直播。
其次，由廣告部專門負責節目的廣告合作和冠名。
并且，與王鹿簽署正式員工合同，接下來會有另外一位有經驗和聲譽的主持人與她搭檔。
與我的臨時合約将在八月底節目改版前到期，之後我不會再參與節目的制作。
在正式發布通告之前，歐老師将這個決定轉述給我和王鹿。
她的表達相當謹慎，不斷停頓，但我感激她沒有對我表現出遺憾或者同情，她的溫柔和決斷一如既往。
“我們其實早就讨論過關于結束節目的事情。
但不是以這樣的方式。
”王鹿說。
我和歐老師都保持着沉默。
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節目憑借好運，橫沖直撞，不知不覺已經穿過重重險灘。
然而我們所以為的無畏無阻終究還是幻覺和扯淡。
“是因為錢的問題嗎？”王鹿問。
“錢肯定是一部分原因，還有其他考慮。
”歐老師說。
“什麼樣的考慮？”王鹿肯定不願罷休。
“我和你一樣，不認同這個決定。
但我是站在節目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
電台想要打造的是一個青春品牌，卻在決策的過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
搖擺，傲慢，對具體事物的漠視，還有自蹈死地的熱情。
這樣是不對的。
”歐老師說。
“那個切割掉的部分，你說的是我嗎？”我說。
“我說的是你們啊。
但我想，對于你們個人來說，這樣的決定無所謂好壞。
你們可以再考慮一下，然後再作出你們自己的決定。
”歐老師說。
“你們還記得那個得一等獎的西北男孩嗎？”我問她們。
“記得啊。
”王鹿說。
“有時候我遇見困難，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風是怎麼樣的，草又如何翻滾成浪。
但我現在覺得，我其實從沒遇見過真正的困難。
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難的時候确實已經過去了啊。
”我這麼說，想要安慰她們。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階段性的吧。
困難啊快樂啊。
”歐老師說。
“是的。
我明白。
”我回答。
SARS的陰影消失殆盡之後，陳浩的預言得到應驗。
那段時間各地瘋狂舉辦音樂節，新組建的樂隊前赴後繼，他剛剛改造完成的兩間排練房突然檔期全滿。
排練房雖然裝修簡易，但設施齊備。
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從Ebay買的，都是便宜的二手進口樂器，對沒有演出經驗的年輕樂隊來說已經足夠。
四十塊錢一小時，學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論壇上開設了一個租賃闆塊，交換排練房的租賃信息，詢問價格和設備。
置頂的帖子裡強調了排練房的規則，禁止吸煙，禁止明火，禁止私拉電線，禁止留宿。
其實根本不管用。
後來有昆山和蘇州的樂隊坐火車過來排練，一百塊通宵。
排練房裡終日烏煙瘴氣，留宿着各種流浪兒。
防空洞的氣氛很快變了，塗鴉覆蓋了通道，更不用說遍地的煙頭和啤酒瓶。
有時候我們早晨回到指揮部，要穿過外面的嘔吐物和爛醉的樂手。
有過幾次鬥毆，最嚴重的一次從地下打到地面，招來警察和救護車。
漸漸論壇裡有人稱陳浩為地下搖滾教父，後來大家見面都這麼叫他，我們也跟着叫，覺得又好笑又諷刺。
後來有記者過來采訪，拍了很多照片，讓陳浩談談将來的規劃。
陳浩自嘲，說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國王。
記者也采訪了其他人，但我們每個人都在扯淡。
他問我們是否知道情境主義，沒人聽說過，以為是一種環保概念。
他解釋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洲，年輕人放下各種社會關系，在城市和鄉村中進行漂移實踐的活動——“但這裡的人不是什麼主義，他們隻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議。
”陳浩打斷他。
我能理解他在說什麼。
那段時間裡我和王鹿始終回避說起與節目相關的事情，不斷推遲作出決定的時間，并且不約而同地開始重聽張宙的磁帶。
采訪接近尾聲時，整片區域停電。
外面哄鬧叫嚣，大家打着手電，陸陸續續從防空洞裡出來。
我們送走記者，買了一個西瓜，坐在馬路旁邊吃。
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錄取邀請，我們都有些意外。
應屆畢業生受到SARS影響找工作都很困難，招聘會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再投放任何簡曆。
“有幾個程序員正在一起開發一個新的網站。
如果真的做出來可能會非常了不起。
所有音樂、書和電影，都能夠在上面搜索到條目，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感受。
”小皮說。
“牛啊。
你還遲疑什麼？”陳浩說。
“因為辦公在北京。
過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
”小皮說。
“這樣啊。
”陳浩說。
“你還記得你和我們打的賭嗎？冬天早就過去啦。
”小皮對陳浩說。
“京嘛，這個渾蛋。
”陳浩說。
“我也很想他啊。
我們應該給他打個電話。
”小皮說。
“俄羅斯現在幾點？”陳浩問。
沒有人知道，但我們還是給京打了電話，那頭立刻就接了起來。
“X。
”京罵罵咧咧。
“你在幹嘛？”我們問。
“我剛剛起床，在做早飯呢。
”京說。
“你早飯吃什麼呢？”我們又問。
“香腸、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
”他說。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裡？”我們繼續問。
“我要和朋友去貝加爾湖，我們要去裸泳。
”京說。
“有女孩嗎？”陳浩問。
“廢話。
”京說。
“哈哈哈。
吹牛。
”陳浩說。
我想象夏天的貝加爾湖，一道浪總是連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錄制最後一期節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電話給潇潇，約在人民廣場見面。
之後我們輾轉幾間大型體育用品商店，終于買到一艘充氣艇，熱心的店員詢問我們要去哪裡，又附贈了劃槳和救生衣。
我們從出租車下來，拖着充氣艇，穿過一片建築工地，來到蘇州河拐彎處一小片杳無人煙的綠汀。
時間還早，我們翻過橋到對岸踩點，觀察水的流向，規劃了線路，給小艇充氣，然後等待天黑。
水鳥也陸陸續續從四處飛回，撲進水裡捕捉小魚，站在樹枝上吃，不久便紛紛消失在樹陰裡。
“今天的天氣好像我們去紫霞湖的那天。
”我說。
“是啊。
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
”王鹿說。
“我告訴過你們，你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
”潇潇說。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高興。
”王鹿說。
“那竟然是你最高興的一天。
太可悲了。
”潇潇說。
“不是最高興，是從那一天起知道什麼是高興，知道了以後，就再也不想不高興了。
為了不要不高興，我想我關閉了與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
”王鹿說。
“你怎麼會發現那麼好的地方？”我問潇潇。
“紫霞湖嗎？張宙帶我去的，我沒告訴過你們嗎？”潇潇說。
“沒有。
你還有多少事情沒告訴過我們？”我和王鹿說。
“張宙當時就住在距離紫霞湖兩公裡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風林裡另外一個人去他家裡找他，忘記為了什麼。
晚上十一點多從他家裡出來，他帶着我們去紫霞湖遊泳。
也是現在的季節，風都是燙的。
湖裡就我們三個人，灌木叢裡都是螢火蟲，頭頂能看到銀河。
另外那個人好像是詩人之類的，所以張宙一直在和他談論詩歌。
我一個人遊泳，沒有加入他們的對話。
上岸的時候，我的一隻鞋在草叢裡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
我光着腳走下山，坐公交車回到學校宿舍。
你們說，經曆過這樣的夜晚，是不是會對人生造成一些影響？”潇潇說。
“當然了。
”我說。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
”王鹿說。
“别說過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啊。
”潇潇說。
于是我們在岸邊等到晚上十點，直到對岸樓房裡的燈漸漸熄滅，穿上救生衣，脫下鞋子，一起将充氣艇推入河道。
潇潇先跳了上去，然後是王鹿和我。
小艇劇烈晃動，等我們調整好自己的位置。
接着潇潇執槳，很快便找到了節奏和方向，帶起有力的波紋，小艇筆直駛向河道。
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渾濁和湍急，我們三個的重量把小艇壓得不堪重負，船舷緊緊貼着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進來。
兩岸是低矮的倉庫和廠房，我們經過一座橋，被台風刮斷的樹還沒有來得及被拖走，遒勁粗大的樹枝卡在橋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潔快艇駛過我們身邊，停了下來，甲闆上堆着從河裡撈出來的水草，堆成一個個小坡。
工人蹲在船舷抽煙，招呼我們說：“你們從哪裡搞來這玩意兒？” “買來的。
”潇潇說。
“可真不錯。
”他說着，駕駛員也探出腦袋，朝我們嘿嘿直樂。
“那邊的人好像是在喊你們。
”工人伸出手臂，左側的岸邊有人打着手電照向我們。
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隻能看到兩枚白色光點在灌木裡舞動。
有人朝我們喊話，但快艇的馬達太響了，我們也得扯着嗓子彼此說話。
“他們在喊什麼？”王鹿問。
“喊你們回去。
可能是警察，那你們就慘了。
”工人說。
“不是警察，是聯防隊的。
你們得回去，河上不讓劃船。
”駕駛員又探出腦袋來。
“我們也沒看到告示啊。
”潇潇說。
“你們要去哪裡？”工人問。
“前面是哪裡？”潇潇說。
“吳淞，然後從蘇州進入錢塘江。
但是你們這船不行，去不了遠的地方。
”工人說。
“我們沒打算去那裡，我們看看風景。
”我們紛紛解釋。
“晚上漲潮，你們當心。
我們收工了。
”工人彈出煙頭。
“回見啊。
”我們大聲說。
快艇的馬達轟鳴，拖出白色的浪，潇潇叼着煙，偶爾撥動一下槳。
岸邊的手電筒又多出幾束光，但聯防隊員似乎也不再着急，隻是在岸邊跟着我們慢慢走。
有時繞過棚屋和綠化帶，消失片刻，又繼續出現在前方。
我們停下來，他們也停下來。
我們抽煙，他們也抽煙。
河面的風溫暖濕潤，遠處有一些明亮的高樓，我們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霧包圍，憂心忡忡，像三個劫後餘生的人。
剛剛逃出一場災難，休息着，毫不費力地順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現一個荒涼的遊船碼頭。
水裡立着褪色的羅馬柱，棧闆腐爛了，成為水鳥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
”王鹿堅決地說。
“這裡嗎？”潇潇問。
“明天我們不是還有一場派對嗎。
”王鹿回答。
于是我們奮力将小艇劃向岸邊，潇潇探身抓住棧闆的纜繩。
我們三個扔下充氣艇，蹬過一小段柔軟的淤泥，亮晶晶的，埋着易拉罐、硬币、樹葉、死去的鳥。
直到終于踩在結實的地面，我心裡湧起感激，回頭望向河的對岸，那裡有十幾束手電的光，照在水裡，照在樹葉上。
我們朝他們揮手、吹口哨，我想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但其實我們都能聽見那邊，也傳來歡呼的聲音。
一道浪總是連着下一道浪 ——創作談BY周嘉甯 2020年夏天，朋友從微信上發來二十秒視頻，是夜晚的蘇州河。
我放了幾遍，才稍稍看清黑色的漣漪裡，一個腦袋起起伏伏朝對面遊去。
“上周去蘇州河裡遊了一個泳，不知道是否值得寫成一個短篇。
”朋友這樣說。
“這是蘇州河的哪一段？”我問。
“四行倉庫附近。
”朋友說。
“水好不好？”我問。
“水不行。
”朋友簡短地回答。
這幾年來朋友數次推薦我去坐蘇州河觀光船，而我一再拖延，朋友終于放棄希望後不久，遊船碼頭也關閉荒廢。
我自2020年夏天開始緩緩寫明日的派對，直到一年之後。
又再次在人大提案中看到了蘇州河浏覽線路重啟的計劃。
這期間蘇州河兩岸的步行道逐段貫通，有一天我與朋友一路往西走，在夜晚的蘆葦中穿梭，經過幾個工地，至力盡才折返，坐在中遠兩灣城的台階上喝水吃面包，觀看對岸夜色裡的公園。
我沒有将在夏夜蘇州河裡遊泳的事寫成短篇，也沒有坐上河道裡的船。
這幾年裡，我隻是花了很多時間記錄和描寫各種形态的浪，回過神來，我的主人公們已經劃着皮劃艇到達了河的對岸。
他們蹚過一小段柔軟的淤泥。
那裡埋着易拉罐、硬币、樹葉和死去的鳥，直到終于踩到結實的地面。
很多手電的光照在水裡，照在樹葉上，但無論如何都不再能照到他們的身上。
感謝姜亦朋姐姐在2020年夏天接受我的采訪，我自此積累起《明日派對》的第一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