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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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羅大佑的大陸首場演唱會上，兩個女孩因同為電台主持人張宙的粉絲而相識。
後來她們一起參加比賽，一起做節目、玩樂隊，一起度過“法外之徒”的時光。
在山裡，在海邊，飛沙正石，徹夜狂歡。
那是一個派對的時代，線下與線上皆縱情恣意。
那些在高潮時入場的年輕人，當大幕落下，他們去往何方？ 後來我的很多朋友都會記得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羅大佑的大陸首場演唱會在上海舉辦。
據說北京有幾千人南下，包攬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車。
列車上，青年徹夜長談，站在接縫處的風口抽煙。
多年以來，這番集體記憶不定期回湧，那天和誰在一起，坐在體育場的哪個位置，散場以後去哪裡迎來清晨。
然而在當時，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誰都還不認識誰。
那天我本該去大學報到，卻因為收到電台寄來的演唱會門票而推遲了報到時間。
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上海大學計算機系，等了兩波通知書都沒有我，第三波的時候收到了，被調劑到南京一所學校的通信專業。
這個結果雖然比預想得更為糟糕，卻也合情合理。
最後一個學期我的成績徘徊于年級下遊，表面還保持平靜和努力，内心早已處于随波逐流的狀态。
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撥号上網，遊蕩在各種聊天室和論壇。
有時候早晨醒來已經過了學校的出操時間。
那段時間午夜電台開播一檔新的音樂節目，片頭一段海菲茲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後，主持人說：“一道浪總是連接着下一道浪。
我是你們的朋友張宙。
”我每天都聽到尾聲，有時感覺自己是唯一接收到電波的人。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晚上我給張宙寫信至淩晨，但具體寫了什麼印象全無。
兩星期以後我收到來自電台的回信，信封極為單薄，打開以後裡面放着一張羅大佑演唱會門票，我把信封裡裡外外看了好幾遍，很遺憾，沒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
票是最便宜的，舞台側面的二樓山頂。
我第一次去體育場，走錯看台，翻山越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邊挨着的女孩核對暗号似的問我：“你也是張宙的聽衆嗎？” “是啊！”我高興地說，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
”王鹿說着從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熒光環，扣在我的手腕上。
舞台的燈光亮了幾次，又暗下去，呼喊聲便像浪一樣湧來湧去。
突然響起鋼琴聲，羅大佑出現在舞台一角，我們從山頂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褲，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邊是天空裡一輪真實的月亮。
前排一個人突然流淚到簌簌發抖。
我和王鹿擡起手來，我們手腕上的熒光環是粉色和藍色的，像兩片淺淺的星雲。
散場以後我和王鹿被人群沖散，又在出口相遇。
我問她怎麼回去，她說走回去。
她在戲劇學院念三年級，走得快一點，一個小時能回到宿舍。
于是我和她一起走。
從體育場出來的人正傾巢往衡山路遷徙，我們一會兒走在這群人中間，一會兒走在那群人中間，前前後後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過境的候鳥，最終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裡。
過了衡山路以後沒多久，深夜的林蔭路上隻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給張宙寫信了嗎？”我問王鹿。
“是啊。
我大部分同學都跟着劇組在外地拍戲，我沒戲拍，成天在宿舍聽電台。
”王鹿說。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來太普通，總有人感到吃驚。
” “不不。
” “中戲的導師說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
”王鹿自嘲。
然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發柔軟蓬松，五官淺淺的，脖子很長，像遼闊的草原上罕見的動物。
穿着牛仔褲和短袖襯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鑰匙鍊、手機鍊、五顔六色的小珠子、編織帶和絲帶。
她的氣質複雜混亂，舉手投足間卻沒有一樣多餘的動作。
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
她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蟲洞突然墜入我這一邊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戲的研究生。
”王鹿又說。
“你要去北京嗎？” “是啊。
反正我畢業以後也沒其他事可幹。
” “我從沒去過北京。
”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當于是舊金山。
”王鹿相當确定地說。
我們在戲劇學院門口道别，交換了手機号碼。
之後我趕上了末班車，回到家裡已經淩晨一點，打開收音機時發現張宙的節目結束了，輕柔的室内音樂将一直播放到清晨。
我身體疲憊，精神亢奮，整晚做着光怪陸離的淺夢，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來，他從單位借了輛面包車送我去南京報到。
我坐在後座，旁邊綁着我的自行車。
出了高速收費站不久，我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離開上海，但内心毫無波瀾，很快睡着了。
半途醒來，看到發電站滿山的白色風車，昨夜王鹿給的熒光環還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經不再發光，隻是一個暗淡的圓環。
我們在中午前到達南京，學校在玄武湖旁邊，挨着老火車站，很小，隻有一棟教學樓，沒有操場，從外表看不過是個普通的機關辦事處。
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傷感，報到完畢便趕他返程，獨自回到宿舍。
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塞好耳機，打開随身聽，然而同樣的波段上沒有海菲茲的序曲，隻有空洞遙遠的沙沙聲。
我這才想起來，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電台，張宙的電波被阻隔了。
我在黑暗中給王鹿發了一條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 收到我的求救之後，王鹿斷斷續續為我錄下張宙的節目，攢到一定數量便寄到南京。
每盒磁帶側面都貼着标簽，認真寫有日期。
王鹿寫的字，筆畫的折角像昆蟲細小的關節。
這些磁帶成為我最珍視的東西，我将它們整整齊齊擺在床頭，想象自己正在為幾百年後人類文明的考古保存下聲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締結了堅固的友誼。
之後王鹿去了好幾趟北京，參加中戲舉辦的講座和戲劇工作坊，聯絡導師，準備冬天的研究生考試。
中戲附近都是和她一樣在等待和尋找機會的人，她在那裡結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當羨慕。
我們有時在MSN上聊天，她行蹤不定，常常連續幾天杳無音信，再出現時往往剛從有趣的地方回來。
水庫、山、草原。
她還在郊外的派對上遇見過王朔和崔健。
這些事情我願意聽她講上幾天幾夜，但中間總被打斷，有男孩來找她借書，或者有男孩來找她聽音樂。
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個男孩，我問過，卻記不得她是怎麼回答的，我想她同時在和好幾個男孩談戀愛。
為了與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網吧，時間一久便與管理員潇潇成了朋友。
潇潇原本是郵電學院的，退學以後白天在網吧做管理員，晚上在俱樂部打工，同時還在準備托福考試。
有時我和他一起乘車去山裡，坐在被雨水侵蝕的石桌邊聊天，天總是很快就黑了。
再後來即便去上課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邊或者城牆。
我們像戀愛一樣相處，但因為潇潇計劃第二年去美國念書，所以誰都沒有明确這段關系。
我偶爾和王鹿說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廢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詩意。
王鹿好幾次喊我去北京找她。
冬天的時候她說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時候她說飛檐走壁的朋友們在四合院的屋頂燒烤。
我内心憧憬，卻始終沒有行動。
我們再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後，暑期結束，王鹿從北京回上海，順道來南京逗留一晚。
我問潇潇如果有朋友來南京，應該帶她去哪裡玩。
“上海來的朋友嗎？女孩嗎？好看嗎？”潇潇問我。
“戲劇學院表演系的，你說好看不好看吧。
” “趁天還沒涼下來，你們去紫霞湖公園遊泳吧。
” “去遊泳？” “你去了就知道。
我向你保證，你和你的朋友會永遠難忘。
” 我帶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後，去軍人俱樂部玩，從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後一家，避開了白天最熱的時間。
然後我們買了便宜的遊泳衣，坐公交車來到中山陵。
按照潇潇的說法，我想當然地以為紫霞湖公園裡面有一個露天遊泳池，結果尾随兩個戴泳帽的老頭沿小道進了公園，驚訝地看見巨大一面綠色的湖。
四面環樹，背後靠山，體力好的青年赤條條爬上湖邊的水塔，挨個往水裡跳，濺起朵朵水花。
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顔六色的泳帽和劃動的手臂。
我和王鹿高興到大聲歎息。
我們在幹淨的公共廁所裡換好了泳衣，繞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塊平坦的草地，放下書包和脫下來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
腳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溫暖，王鹿蹬出兩朵大水花潇灑地遊了出去，濺我一頭水，我也趕緊跟上。
水溫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陽光照在肩膀上還是燙的。
我在水裡笨拙地伸展身體，重新适應新的視平線。
亭子裡有人在拉手風琴，樹上挂着白色的鳥，不時浮起一層金色的水霧。
我遊泳很爛，隻會狗刨，無論多麼奮力地蹬腿，卻總在相同的地方打轉。
王鹿就厲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裡跳了兩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攏雙臂俯沖入水，像一頭捕食的水鳥。
等我氣喘籲籲爬上岸以後，環顧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時擡起一側手臂往後畫出一道弧線，長長一次呼吸之後，再擡起另外一側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緩緩漂流。
太陽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廁所的洗手池裡沖了頭發，洗了泳衣，然後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樹，把泳衣平攤在樹杈上。
空氣仍然溫暖，四周籠罩着一層極其不真實的淺色霞光。
半空中綠色的小蟲和嗡嗡的蚊子成團成團撞到我們身上，我們不停地拍打着雙腿和胳膊。
遊泳的人陸陸續續從水裡出來，坐在岸邊休息，鋪着塑料布打牌。
我和王鹿都饑腸辘辘，去小賣部買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書包上，等炙熱的風吹過來，把頭發和泳衣一起吹幹。
“你是怎麼找到這個好地方的？”王鹿問我。
“潇潇告訴我的。
” “潇潇現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嗎？” “我也不知道，情況總是有些不清不楚。
” “但是他知道這麼好的地方，一定會是很好的男朋友啊。
”王鹿說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從書包裡掏出一本《音像世界》來，翻到最後一頁給我看。
是廣播電台青年主持人比賽的啟事，規則很簡單，錄制一段二十分鐘的節目，主題不限，和報名表一起寄到電台。
“我們一起參加吧，我一看到這個就想到你，我們就像平常那樣聊聊音樂。
”王鹿說。
“但是我做不好。
”我雖然這樣說，卻把那則啟事看了一遍又一遍。
王鹿很快說服了我。
天黑以後，我們收拾好東西，在山裡走了長長一段路，坐公交車去潇潇打工的俱樂部借錄音機。
起了一點風，風依然是燙的，把頭發和皮膚都吹得幹燥清潔。
等車的時候，王鹿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包中南海，給了我一根，潮潮的。
我沒抽過煙，那個時候卻因為心裡湧動着的熱情，覺得非抽不可。
後來我們站在車廂靠窗的位置吹風，穿過隧道以後，是月光下的玄武湖。
我趴在欄杆上，感覺自己在一場夢裡，我想這是因為王鹿，似乎與王鹿在一起，四周萬物也随之如夢如幻。
防風林說是在南大隔壁，其實坐車到南大門口還要再走上二十分鐘，在一個居民小區裡。
經過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黴味和濕氣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風林。
這裡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倉庫，被改造成了俱樂部，走進去便是緩坡，擺放的東西和人都處于随時會傾塌的狀态，直到坡底有一個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樣子很久沒有正經演出了。
我隻在剛認識潇潇的時候跟着他來過一次，當時有兩三桌人圍在一起打撲克和喝啤酒，潇潇說他們都是老闆的朋友，一群詩人和導演。
但是在我看來，那裡煙霧騰騰，和棋牌室沒有兩樣，後來就再沒去過。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樣了。
等我們的視線适應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爛中間熱情驚歎：“這裡好像後海。
好像伍德斯托克。
”我和潇潇明明知道這裡和後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無關系，但我們看到王鹿高興，也都不由自主地高興起來，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時不一樣了，自己成了後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實看起來有所不同。
不是說他的外貌，他還是那樣，理着過時的郭富城頭，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褲子都嫌短，像是從别人那裡借來臨時穿一下的舊衣服，但是幹淨平整，連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過很多遍。
我分辨不清是因為王鹿的存在，還是我以王鹿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他，覺得他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
連同周圍的環境也變得不同。
我挪開幾個潮濕的靠墊，找到一塊幹燥的地方坐下。
風扇吹出的熱風把牆上糊着的報紙吹得嘩嘩響，視平線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戶對着外面的街沿，從那裡透進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訴潇潇我們要參加電台主持人比賽，潇潇也很來勁，他從破爛堆裡找出一台雙卡錄音機幫我們錄音，多年沒人用過，但插上電源以後功能完好。
雖然錄出來的音質糟糕，充滿環境噪音，但潇潇認為很酷，表現出青年的風貌。
後來我們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潇潇和王鹿都斷斷續續看過好幾遍，隻有我第一回看，感動得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在雜志上見過一張照片，他們演出完了從香港坐飛機回來，個個意氣風發，在飛機上抽煙喝酒，東倒西歪。
”潇潇說。
“飛機上也能抽煙喝酒嗎？”王鹿問。
“我沒坐過飛機。
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覺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麼都行。
”潇潇說。
“這張碟很難找，我以前是在學校資料室裡看的，你是從哪裡找到的？”王鹿問潇潇。
“朋友離開南京前給我的，他送給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夾克。
這個朋友後來去了上海的電台就再也沒聯絡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張宙。
”潇潇說。
“張宙啊！”我和王鹿驚呼。
“他那麼有名嗎？”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這樣。
”王鹿說。
“張宙在南京待過嗎？”我問。
“他當時在藝校當文化課老師，每天晚上都來防風林。
”潇潇說。
“那是什麼時候？”我問。
“三年前。
我剛剛來到南京。
”潇潇說。
我和王鹿還有更多問題，然而潇潇使勁回憶了一番，也沒什麼可說的。
“他對任何事都不太積極參與，純粹在這裡耗着。
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
”潇潇說。
“什麼努力啊？”我們問。
“努力擺脫頹廢和高興的氣氛。
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潇潇回答。
一個月以後，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來自電台的複賽通知，複賽在電台進行，當場抽簽決定主題，十五分鐘即興主持。
複賽當天我和王鹿在廣播大廈門口見面，換取了臨時出入證以後，按照指示來到一個橢圓形會議室裡等待。
會議室裡擺着沉重的桌椅，沉悶嚴肅，和普通辦公樓沒有兩樣。
之後陸陸續續來了二十個人，年齡相仿，聊起來全是電台迷。
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從西北趕來，他輾轉各地參加比賽，風塵仆仆，滔滔不絕。
我們好幾個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煙，推開防火門以後來到樓角的露台。
從那裡能看見高架上轉彎的車輛，一大片綠化帶，一大片工地。
我們站在大風裡，現實退得遠遠的，大家趴在欄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誰都沒再說話。
回來的時候我放慢腳步走在他們後面，走廊的對面是幾間錄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紅色指示燈。
那裡的光線更為深沉，空氣的質感和頻率也都有細微的變化。
後來的複試在其中一間錄音室裡進行，玻璃對面坐着三位面試老師。
我從耳返裡聽到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東西。
原本十五分鐘的限定時間，我和王鹿超時十分鐘，才終于被坐在左側的主審老師打斷。
那位老師辨認不出年紀，穿着男式工作夾克，看起來既像是科考隊員，又像是吉蔔賽人。
整個過程中她始終與我們保持着眼神接觸，又溫柔又堅決。
之後她又特意起身來到門口，鄭重地與我們握手道别。
離開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鐵工地的巨型挖掘機器都停工了，灰塵伴随雨水落下。
我和王鹿皮膚發燙，心裡懷着脆弱的希望，誰都不敢說出來。
我們在雨裡走了很長的路，來到王鹿的宿舍，擦幹了頭發。
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剝開橘子，打算整夜與我聊天。
臨近午夜我們坐在窗邊，一邊抽煙一邊聽張宙的節目，王鹿的眼睛裡充滿奇想和果斷，我的心裡也迸發着同樣的情感。
然後我們談論起張宙的事情。
他的年齡，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經的和現在的生活。
其實以上這些我們一無所知，像談論虛構一樣地談論他，其實更像是在談論我們自己。
“我這個人，從沒有過什麼好運。
”我說。
“别這麼說，我想所謂好運，就是專心緻志的願望終于得到來自宇宙的回應。
”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沒能再等來好運。
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雜志上看到比賽的結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
另外附有一篇關于他的采訪。
采訪中提到比賽結束後電台給了他一檔真正的電台節目，讓他擔任主持。
但是他離開上海以後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紀錄片攝制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裡遊曆半年，因此沒有回來領獎，并且放棄了節目。
我給王鹿發去長長的消息，她接連幾天都沒有再回複我。
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島的老家準備簽證資料，順便去青島玩兩天。
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立刻答應了。
幾天以後我們上了火車，我的書包裡帶着幾盒張宙的磁帶，一盒講披頭士，一盒講庫斯圖裡卡，一盒講一九六八年登月。
我聽了一路，潇潇則和鄰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
後半夜的窗外什麼都看不見，我和潇潇來到車廂的銜接處抽煙，模仿在飛機上抽煙的搖滾明星，卻被列車員阻止了兩回。
到了青島以後潇潇帶我去了朋友家。
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廠宿舍樓裡，他們幾個都是高中同學，那兩個人高大好看，像謝霆鋒和張柏芝。
下午潇潇和男孩們去參加廠裡的足球比賽，女友騎車載我去啤酒廠玩。
整個城市像是建造在連綿起伏的山上，大霧缭繞，遇見上坡就跳下來推車，爬到坡頂再俯沖直下。
路上她和我說起不少中學往事，她說沒有人會不喜歡潇潇。
我們在短暫的時間裡變得很親密，回來的路上兩個人都已經喝了不少啤酒，還買了扇貝和螃蟹，全是活的。
傍晚男孩們也回家了，他們洗澡、洗衣服、洗菜，吵吵鬧鬧，像過節一樣。
我們用芝麻醬和芥末蘸蔬菜和貝肉，剛炸好的小魚，脆脆的，裹着椒鹽。
電腦音箱裡播放着粵語
後來她們一起參加比賽，一起做節目、玩樂隊，一起度過“法外之徒”的時光。
在山裡，在海邊，飛沙正石，徹夜狂歡。
那是一個派對的時代，線下與線上皆縱情恣意。
那些在高潮時入場的年輕人，當大幕落下，他們去往何方？ 後來我的很多朋友都會記得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羅大佑的大陸首場演唱會在上海舉辦。
據說北京有幾千人南下，包攬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車。
列車上，青年徹夜長談，站在接縫處的風口抽煙。
多年以來，這番集體記憶不定期回湧，那天和誰在一起，坐在體育場的哪個位置，散場以後去哪裡迎來清晨。
然而在當時，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誰都還不認識誰。
那天我本該去大學報到，卻因為收到電台寄來的演唱會門票而推遲了報到時間。
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上海大學計算機系，等了兩波通知書都沒有我，第三波的時候收到了，被調劑到南京一所學校的通信專業。
這個結果雖然比預想得更為糟糕，卻也合情合理。
最後一個學期我的成績徘徊于年級下遊，表面還保持平靜和努力，内心早已處于随波逐流的狀态。
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撥号上網，遊蕩在各種聊天室和論壇。
有時候早晨醒來已經過了學校的出操時間。
那段時間午夜電台開播一檔新的音樂節目，片頭一段海菲茲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後，主持人說：“一道浪總是連接着下一道浪。
我是你們的朋友張宙。
”我每天都聽到尾聲，有時感覺自己是唯一接收到電波的人。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晚上我給張宙寫信至淩晨，但具體寫了什麼印象全無。
兩星期以後我收到來自電台的回信，信封極為單薄，打開以後裡面放着一張羅大佑演唱會門票，我把信封裡裡外外看了好幾遍，很遺憾，沒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
票是最便宜的，舞台側面的二樓山頂。
我第一次去體育場，走錯看台，翻山越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邊挨着的女孩核對暗号似的問我：“你也是張宙的聽衆嗎？” “是啊！”我高興地說，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
”王鹿說着從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熒光環，扣在我的手腕上。
舞台的燈光亮了幾次，又暗下去，呼喊聲便像浪一樣湧來湧去。
突然響起鋼琴聲，羅大佑出現在舞台一角，我們從山頂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褲，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邊是天空裡一輪真實的月亮。
前排一個人突然流淚到簌簌發抖。
我和王鹿擡起手來，我們手腕上的熒光環是粉色和藍色的，像兩片淺淺的星雲。
散場以後我和王鹿被人群沖散，又在出口相遇。
我問她怎麼回去，她說走回去。
她在戲劇學院念三年級，走得快一點，一個小時能回到宿舍。
于是我和她一起走。
從體育場出來的人正傾巢往衡山路遷徙，我們一會兒走在這群人中間，一會兒走在那群人中間，前前後後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過境的候鳥，最終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裡。
過了衡山路以後沒多久，深夜的林蔭路上隻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給張宙寫信了嗎？”我問王鹿。
“是啊。
我大部分同學都跟着劇組在外地拍戲，我沒戲拍，成天在宿舍聽電台。
”王鹿說。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來太普通，總有人感到吃驚。
” “不不。
” “中戲的導師說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
”王鹿自嘲。
然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發柔軟蓬松，五官淺淺的，脖子很長，像遼闊的草原上罕見的動物。
穿着牛仔褲和短袖襯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鑰匙鍊、手機鍊、五顔六色的小珠子、編織帶和絲帶。
她的氣質複雜混亂，舉手投足間卻沒有一樣多餘的動作。
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
她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蟲洞突然墜入我這一邊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戲的研究生。
”王鹿又說。
“你要去北京嗎？” “是啊。
反正我畢業以後也沒其他事可幹。
” “我從沒去過北京。
”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當于是舊金山。
”王鹿相當确定地說。
我們在戲劇學院門口道别，交換了手機号碼。
之後我趕上了末班車，回到家裡已經淩晨一點，打開收音機時發現張宙的節目結束了，輕柔的室内音樂将一直播放到清晨。
我身體疲憊，精神亢奮，整晚做着光怪陸離的淺夢，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來，他從單位借了輛面包車送我去南京報到。
我坐在後座，旁邊綁着我的自行車。
出了高速收費站不久，我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離開上海，但内心毫無波瀾，很快睡着了。
半途醒來，看到發電站滿山的白色風車，昨夜王鹿給的熒光環還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經不再發光，隻是一個暗淡的圓環。
我們在中午前到達南京，學校在玄武湖旁邊，挨着老火車站，很小，隻有一棟教學樓，沒有操場，從外表看不過是個普通的機關辦事處。
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傷感，報到完畢便趕他返程，獨自回到宿舍。
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塞好耳機，打開随身聽，然而同樣的波段上沒有海菲茲的序曲，隻有空洞遙遠的沙沙聲。
我這才想起來，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電台，張宙的電波被阻隔了。
我在黑暗中給王鹿發了一條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 收到我的求救之後，王鹿斷斷續續為我錄下張宙的節目，攢到一定數量便寄到南京。
每盒磁帶側面都貼着标簽，認真寫有日期。
王鹿寫的字，筆畫的折角像昆蟲細小的關節。
這些磁帶成為我最珍視的東西，我将它們整整齊齊擺在床頭，想象自己正在為幾百年後人類文明的考古保存下聲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締結了堅固的友誼。
之後王鹿去了好幾趟北京，參加中戲舉辦的講座和戲劇工作坊，聯絡導師，準備冬天的研究生考試。
中戲附近都是和她一樣在等待和尋找機會的人，她在那裡結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當羨慕。
我們有時在MSN上聊天，她行蹤不定，常常連續幾天杳無音信，再出現時往往剛從有趣的地方回來。
水庫、山、草原。
她還在郊外的派對上遇見過王朔和崔健。
這些事情我願意聽她講上幾天幾夜，但中間總被打斷，有男孩來找她借書，或者有男孩來找她聽音樂。
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個男孩，我問過，卻記不得她是怎麼回答的，我想她同時在和好幾個男孩談戀愛。
為了與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網吧，時間一久便與管理員潇潇成了朋友。
潇潇原本是郵電學院的，退學以後白天在網吧做管理員，晚上在俱樂部打工，同時還在準備托福考試。
有時我和他一起乘車去山裡，坐在被雨水侵蝕的石桌邊聊天，天總是很快就黑了。
再後來即便去上課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邊或者城牆。
我們像戀愛一樣相處，但因為潇潇計劃第二年去美國念書，所以誰都沒有明确這段關系。
我偶爾和王鹿說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廢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詩意。
王鹿好幾次喊我去北京找她。
冬天的時候她說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時候她說飛檐走壁的朋友們在四合院的屋頂燒烤。
我内心憧憬，卻始終沒有行動。
我們再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後，暑期結束，王鹿從北京回上海，順道來南京逗留一晚。
我問潇潇如果有朋友來南京，應該帶她去哪裡玩。
“上海來的朋友嗎？女孩嗎？好看嗎？”潇潇問我。
“戲劇學院表演系的，你說好看不好看吧。
” “趁天還沒涼下來，你們去紫霞湖公園遊泳吧。
” “去遊泳？” “你去了就知道。
我向你保證，你和你的朋友會永遠難忘。
” 我帶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後，去軍人俱樂部玩，從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後一家，避開了白天最熱的時間。
然後我們買了便宜的遊泳衣，坐公交車來到中山陵。
按照潇潇的說法，我想當然地以為紫霞湖公園裡面有一個露天遊泳池，結果尾随兩個戴泳帽的老頭沿小道進了公園，驚訝地看見巨大一面綠色的湖。
四面環樹，背後靠山，體力好的青年赤條條爬上湖邊的水塔，挨個往水裡跳，濺起朵朵水花。
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顔六色的泳帽和劃動的手臂。
我和王鹿高興到大聲歎息。
我們在幹淨的公共廁所裡換好了泳衣，繞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塊平坦的草地，放下書包和脫下來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
腳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溫暖，王鹿蹬出兩朵大水花潇灑地遊了出去，濺我一頭水，我也趕緊跟上。
水溫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陽光照在肩膀上還是燙的。
我在水裡笨拙地伸展身體，重新适應新的視平線。
亭子裡有人在拉手風琴，樹上挂着白色的鳥，不時浮起一層金色的水霧。
我遊泳很爛，隻會狗刨，無論多麼奮力地蹬腿，卻總在相同的地方打轉。
王鹿就厲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裡跳了兩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攏雙臂俯沖入水，像一頭捕食的水鳥。
等我氣喘籲籲爬上岸以後，環顧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時擡起一側手臂往後畫出一道弧線，長長一次呼吸之後，再擡起另外一側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緩緩漂流。
太陽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廁所的洗手池裡沖了頭發，洗了泳衣，然後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樹，把泳衣平攤在樹杈上。
空氣仍然溫暖，四周籠罩着一層極其不真實的淺色霞光。
半空中綠色的小蟲和嗡嗡的蚊子成團成團撞到我們身上，我們不停地拍打着雙腿和胳膊。
遊泳的人陸陸續續從水裡出來，坐在岸邊休息，鋪着塑料布打牌。
我和王鹿都饑腸辘辘，去小賣部買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書包上，等炙熱的風吹過來，把頭發和泳衣一起吹幹。
“你是怎麼找到這個好地方的？”王鹿問我。
“潇潇告訴我的。
” “潇潇現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嗎？” “我也不知道，情況總是有些不清不楚。
” “但是他知道這麼好的地方，一定會是很好的男朋友啊。
”王鹿說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從書包裡掏出一本《音像世界》來，翻到最後一頁給我看。
是廣播電台青年主持人比賽的啟事，規則很簡單，錄制一段二十分鐘的節目，主題不限，和報名表一起寄到電台。
“我們一起參加吧，我一看到這個就想到你，我們就像平常那樣聊聊音樂。
”王鹿說。
“但是我做不好。
”我雖然這樣說，卻把那則啟事看了一遍又一遍。
王鹿很快說服了我。
天黑以後，我們收拾好東西，在山裡走了長長一段路，坐公交車去潇潇打工的俱樂部借錄音機。
起了一點風，風依然是燙的，把頭發和皮膚都吹得幹燥清潔。
等車的時候，王鹿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包中南海，給了我一根，潮潮的。
我沒抽過煙，那個時候卻因為心裡湧動着的熱情，覺得非抽不可。
後來我們站在車廂靠窗的位置吹風，穿過隧道以後，是月光下的玄武湖。
我趴在欄杆上，感覺自己在一場夢裡，我想這是因為王鹿，似乎與王鹿在一起，四周萬物也随之如夢如幻。
防風林說是在南大隔壁，其實坐車到南大門口還要再走上二十分鐘，在一個居民小區裡。
經過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黴味和濕氣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風林。
這裡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倉庫，被改造成了俱樂部，走進去便是緩坡，擺放的東西和人都處于随時會傾塌的狀态，直到坡底有一個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樣子很久沒有正經演出了。
我隻在剛認識潇潇的時候跟着他來過一次，當時有兩三桌人圍在一起打撲克和喝啤酒，潇潇說他們都是老闆的朋友，一群詩人和導演。
但是在我看來，那裡煙霧騰騰，和棋牌室沒有兩樣，後來就再沒去過。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樣了。
等我們的視線适應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爛中間熱情驚歎：“這裡好像後海。
好像伍德斯托克。
”我和潇潇明明知道這裡和後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無關系，但我們看到王鹿高興，也都不由自主地高興起來，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時不一樣了，自己成了後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實看起來有所不同。
不是說他的外貌，他還是那樣，理着過時的郭富城頭，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褲子都嫌短，像是從别人那裡借來臨時穿一下的舊衣服，但是幹淨平整，連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過很多遍。
我分辨不清是因為王鹿的存在，還是我以王鹿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他，覺得他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
連同周圍的環境也變得不同。
我挪開幾個潮濕的靠墊，找到一塊幹燥的地方坐下。
風扇吹出的熱風把牆上糊着的報紙吹得嘩嘩響，視平線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戶對着外面的街沿，從那裡透進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訴潇潇我們要參加電台主持人比賽，潇潇也很來勁，他從破爛堆裡找出一台雙卡錄音機幫我們錄音，多年沒人用過，但插上電源以後功能完好。
雖然錄出來的音質糟糕，充滿環境噪音，但潇潇認為很酷，表現出青年的風貌。
後來我們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潇潇和王鹿都斷斷續續看過好幾遍，隻有我第一回看，感動得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在雜志上見過一張照片，他們演出完了從香港坐飛機回來，個個意氣風發，在飛機上抽煙喝酒，東倒西歪。
”潇潇說。
“飛機上也能抽煙喝酒嗎？”王鹿問。
“我沒坐過飛機。
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覺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麼都行。
”潇潇說。
“這張碟很難找，我以前是在學校資料室裡看的，你是從哪裡找到的？”王鹿問潇潇。
“朋友離開南京前給我的，他送給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夾克。
這個朋友後來去了上海的電台就再也沒聯絡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張宙。
”潇潇說。
“張宙啊！”我和王鹿驚呼。
“他那麼有名嗎？”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這樣。
”王鹿說。
“張宙在南京待過嗎？”我問。
“他當時在藝校當文化課老師，每天晚上都來防風林。
”潇潇說。
“那是什麼時候？”我問。
“三年前。
我剛剛來到南京。
”潇潇說。
我和王鹿還有更多問題，然而潇潇使勁回憶了一番，也沒什麼可說的。
“他對任何事都不太積極參與，純粹在這裡耗着。
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
”潇潇說。
“什麼努力啊？”我們問。
“努力擺脫頹廢和高興的氣氛。
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潇潇回答。
一個月以後，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來自電台的複賽通知，複賽在電台進行，當場抽簽決定主題，十五分鐘即興主持。
複賽當天我和王鹿在廣播大廈門口見面，換取了臨時出入證以後，按照指示來到一個橢圓形會議室裡等待。
會議室裡擺着沉重的桌椅，沉悶嚴肅，和普通辦公樓沒有兩樣。
之後陸陸續續來了二十個人，年齡相仿，聊起來全是電台迷。
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從西北趕來，他輾轉各地參加比賽，風塵仆仆，滔滔不絕。
我們好幾個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煙，推開防火門以後來到樓角的露台。
從那裡能看見高架上轉彎的車輛，一大片綠化帶，一大片工地。
我們站在大風裡，現實退得遠遠的，大家趴在欄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誰都沒再說話。
回來的時候我放慢腳步走在他們後面，走廊的對面是幾間錄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紅色指示燈。
那裡的光線更為深沉，空氣的質感和頻率也都有細微的變化。
後來的複試在其中一間錄音室裡進行，玻璃對面坐着三位面試老師。
我從耳返裡聽到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東西。
原本十五分鐘的限定時間，我和王鹿超時十分鐘，才終于被坐在左側的主審老師打斷。
那位老師辨認不出年紀，穿着男式工作夾克，看起來既像是科考隊員，又像是吉蔔賽人。
整個過程中她始終與我們保持着眼神接觸，又溫柔又堅決。
之後她又特意起身來到門口，鄭重地與我們握手道别。
離開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鐵工地的巨型挖掘機器都停工了，灰塵伴随雨水落下。
我和王鹿皮膚發燙，心裡懷着脆弱的希望，誰都不敢說出來。
我們在雨裡走了很長的路，來到王鹿的宿舍，擦幹了頭發。
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剝開橘子，打算整夜與我聊天。
臨近午夜我們坐在窗邊，一邊抽煙一邊聽張宙的節目，王鹿的眼睛裡充滿奇想和果斷，我的心裡也迸發着同樣的情感。
然後我們談論起張宙的事情。
他的年齡，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經的和現在的生活。
其實以上這些我們一無所知，像談論虛構一樣地談論他，其實更像是在談論我們自己。
“我這個人，從沒有過什麼好運。
”我說。
“别這麼說，我想所謂好運，就是專心緻志的願望終于得到來自宇宙的回應。
”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沒能再等來好運。
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雜志上看到比賽的結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
另外附有一篇關于他的采訪。
采訪中提到比賽結束後電台給了他一檔真正的電台節目，讓他擔任主持。
但是他離開上海以後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紀錄片攝制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裡遊曆半年，因此沒有回來領獎，并且放棄了節目。
我給王鹿發去長長的消息，她接連幾天都沒有再回複我。
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島的老家準備簽證資料，順便去青島玩兩天。
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立刻答應了。
幾天以後我們上了火車，我的書包裡帶着幾盒張宙的磁帶，一盒講披頭士，一盒講庫斯圖裡卡，一盒講一九六八年登月。
我聽了一路，潇潇則和鄰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
後半夜的窗外什麼都看不見，我和潇潇來到車廂的銜接處抽煙，模仿在飛機上抽煙的搖滾明星，卻被列車員阻止了兩回。
到了青島以後潇潇帶我去了朋友家。
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廠宿舍樓裡，他們幾個都是高中同學，那兩個人高大好看，像謝霆鋒和張柏芝。
下午潇潇和男孩們去參加廠裡的足球比賽，女友騎車載我去啤酒廠玩。
整個城市像是建造在連綿起伏的山上，大霧缭繞，遇見上坡就跳下來推車，爬到坡頂再俯沖直下。
路上她和我說起不少中學往事，她說沒有人會不喜歡潇潇。
我們在短暫的時間裡變得很親密，回來的路上兩個人都已經喝了不少啤酒，還買了扇貝和螃蟹，全是活的。
傍晚男孩們也回家了，他們洗澡、洗衣服、洗菜，吵吵鬧鬧，像過節一樣。
我們用芝麻醬和芥末蘸蔬菜和貝肉，剛炸好的小魚，脆脆的，裹着椒鹽。
電腦音箱裡播放着粵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