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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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不知道天高地厚地以為，2003年是我青年時代最倒黴的一年。
按照計劃，我本應順利度過大專最後一學期。
但是四月非典疫情變得嚴峻，我就讀的野雞學校封校的同時，提前解散了應屆生。
沒有對我造成具體影響，我當時已經在一所廣告公司實習了整整三年，這份工作是群青跟着彬彬去日本前留給我的，他走了，我多少有點頂替的意思。
和群青相比，我缺乏野心，這個行業不适合我，而我也沒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于是老老實實地學習軟件。
被學校解散以後，反而多出來很多時間可以每天都去辦公室學習。
結果到了五月中旬，業務受到疫情影響嚴重，将上海分部遣散了。
我稀裡糊塗地接受了這個消息，隻想着接下來既不用去學校，也不用去上班，不知道該做什麼。
為了回避父母的擔憂和責難，我依舊像平常一樣每天按時出門，甚至更早。
網吧裡空蕩蕩的，隻有一些不怕死的衰人，我也不怕死，但受不了那種極度警惕和絕望的氣氛，不願待在那種地方，于是便沿着黃浦江畔，一片區域一片區域的尋找露天籃球場，那裡有大量和我一樣，不分晝夜閑逛的人，我們每日流動，與不同的陌生人打球。
我還去了多年沒有去過的植物園和動物園，去了舊機場的停機坪，去了崇明島，看見不少平常想象不到的風景。
搭最晚一班船渡過東海回家時，二樓甲闆隻坐着我一個人，外面的黑暗中也看不到别的船，我在春日溫暖的海風中玩手機上的俄羅斯方塊，幾乎忘記了被打斷的未來。
之後的就業市場極其不景氣，而我無心投放的簡曆竟然收到一份回複，甚至不需要面試，于是酷暑來臨之前我成為一間畫廊的臨時工。
去了才知道負責人口口聲聲所謂的布展全部都是工地上的體力活。
我和幾位真正的工人一起搭腳手架、搬運、測量、砌牆和粉刷。
幾年前在美校沒有學好的東西在這裡又跟着師傅從頭學了一遍。
每天傍晚我爬下腳手架，心想目前的局面就是這樣了，我毫無未來可言，此刻卻在做着自己能夠勝任的事情。
九月開學以後，社會秩序已經慢慢恢複，我一再拖延，終于還是回到學校正式辦理畢業手續。
學校竟然又縮小了一圈，不是心理錯覺，學校原本借用了鬧市區背面一棟機關建築，一再縮水，那年一樓和二樓被收回，成為知青聯誼會。
我往上爬了兩層，在辦公室裡遇見兩位同樣來辦理手續的同學，但大家都埋頭核對材料，一心隻想和這裡告别，誰都不願和誰打招呼，也不關心彼此的去向。
辦完手續以後我與社會上的一切正式脫離了關系。
本應該給家裡打個電話，卻第一時間打給了群青。
他上個星期回國了。
“你在哪裡？我去找你。
”群青接起電話說。
“你說個地方吧。
”我回答。
“那去外灘看燈啊。
”群青說。
我這才想起來，這原本是一年裡我最喜歡的日子，國慶假期前一天。
夏季一事無成，然而空氣幹燥，氣溫适宜，高架一半在陰影裡，一半是金色的。
真正的假期甚至連第一天都還沒有開始。
群青是我在美校關系班的同學，不是高中，是中專。
這個班上的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學習不行，沒有特長，父母有一些人脈關系，但人脈關系不過硬，沒多大用處，隻能把我們安排在這裡作為過渡，希望我們在流落社會之前能夠開竅，或者至少學會一些謀生的技能。
學校在吳淞郊區，靠近海，與世隔絕，曾經是海軍訓練基地的營房，所以操場上仍然留有很多身體訓練設備，我們在這裡像法外之徒一樣度過了成年前最自由的三年。
群青是班裡唯一有美術基礎的，他能調配出差别細微的顔色，使用工具得心應手，了解各種材料的特征和形态的變化。
他的父母都是貴州一所工廠技術學校的美術老師，上海過去的知青。
群青原本可以考上當地最好的重點高中，但他隻想往外面跑，于是堅持獨自回到上海參加中考。
回來以後才知道兩地使用的教材不同，這樣稀裡糊塗準備了一個多月，自然一所像樣的學校都沒有考上。
群青這個人在學校裡沒什麼朋友，一來他專業成績太好，和我們班甚至整個學校的整體氛圍不符合，二來他性格内向，心事重重，不好接近。
開學第一個星期，我在宿舍打賭輸了以後連做五十個俯地挺身跳，還沒做到二十個，就暈頭轉向撞到床架，撞得滿口血。
在醫務室裡面遇見群青，他因為擅自使用工作間的車床，削掉半個手指尖，血染半邊衣袖。
我們兩個人哼哼着一同被校車送往市區的醫院，路上相互展示牙齒的缺口和指尖露出的骨頭。
回來的時候，群青的手指包紮完畢，我則永遠失去了半顆門牙。
我倆因此成為患難之交。
之後我和群青都選了标本處理課，因為無法滿足于課堂上隻能擺弄死魚和飛蛾，便一起去學校後山碰運氣，希望能捉到鳥或者其他小動物。
大部分時候一無所獲，但最終在冬天結束前撞了大運，我們撿到一隻剛剛死去的黃鼠狼，遵循物盡其用的自然法則，将腐爛的肉留給後山的昆蟲食用，取下頭部帶回學校，去腐清潔，再經過一個星期雙氧水的浸泡之後，獲得一枚潔白堅固的紀念物。
群青去日本的前夜，我們買了兩支紅星小二，學習古惑仔那一套，以黃鼠狼的頭骨為證，一飲而盡，約定了永恒的友誼。
轉眼幾年沒見，我們約定在英雄紀念碑底下見面。
橫穿過中山東路以後，我不由自主朝防波堤飛奔，直到一眼在人群中看見群青。
他長得普普通通，但向來都極其好認，穿着一件迷彩沖鋒衣，走的時候是寸頭，現在留成了長發。
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他，他也大力朝我揮手。
“你的牙怎麼還沒修好？”群青見到我就大笑。
“不重要！”我也大笑，知道自己非凡的心情絕非幻覺。
我和群青上次來外灘還是五年前的國慶前夜，全市市民都湧向黃浦江看焰火，無論從哪個方向進入外灘都寸步難移。
人群像層層巨浪一樣往防波堤傾軋，警察手挽手站成人牆，目不斜視，并且有卡車不斷運來一車又一車公安學校在校生。
所幸我們逆着人流在開始焰火表演前爬上了福州大樓樓頂。
很多居民帶着躺椅和闆凳，旁邊鴿棚裡的鴿子在黑暗中休息，輕輕發出咕咕聲。
天空中升起第一朵煙花時，美得好像夜空本身的産物，是和閃電或者雨水一樣的大自然。
人們内心的贊歎也成為共振。
但是那天沒有一絲風，江面上燃燒以後的硫磺煙霧無法消散，反而在空中凝聚，很快我們便什麼都看不見了。
焰火表演結束以後，人群漸漸松動，公安學校的學生先行撤離，接着是警察，到了後半夜，整片外灘隻剩下巡邏隊和成群結隊不肯離去的中學生。
每個人手裡都握着巨大的充氣塑料玩具，從任意兩個方向迎面遇見的隊伍，瞬間彙攏開始戰鬥，又瞬間結束各自繼續向前，直到遇見下一群對手。
我們買了大号充氣榔頭，但不屬于任何一支隊伍，我們跟着勝利的隊伍跑，也跟着失敗的隊伍跑。
直到馬路徹底空了，公交車都已經停運，我和群青回到防波堤，和剩下的人一起，圍成一小堆一小堆坐着，在郊遊的氣氛中，等待清晨的到來。
那之後不久彬彬家裡突然出事，臨時決定舉家搬去日本投靠親戚，避避風頭。
學校裡的人都以為群青和彬彬的戀愛就此到頭了，出人意料的是，群青花了大半年時間就考出了日語三級資格證書。
第二年春天，他放棄了美術類大學的專業考試，通過留學中介找到一所位于橫濱的語言學校。
當年出國留學在我們這樣的破學校裡并不常見，幾位老師雖想挽留，卻立場不定，于是不知怎麼的便木已成舟。
高考前夕我到機場和群青告别，之後獨自坐大巴回到學校，跑去網吧打了一宿遊戲。
高考失利以後我不想出去混社會，鼓起勇氣回到補習學校複讀，第二年春季招生勉強考上一所大專。
報到第一天我就後悔了，學校裡死氣沉沉，沒有住宿，我不得不搬回家裡，和父母住在一起，這讓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蟑螂。
但群青的情況比我糟一百倍。
他剛到日本便發現學校的注冊地在橫濱，就讀的學區卻在偏遠鄉郊，不通新幹線，每天從火車站發兩班巴士，四周皆是荒野。
而且按照規定，在校期間不允許打工，他相當于是被中介騙了。
由于父母為他出國而背了債，他隻能離開學校，回東京打黑工，到日本的第一個月就成為黑戶。
然而群青在電話裡和我講得驚心動魄，一點沒有沮喪的意思。
我問過好幾次彬彬家裡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我看新聞裡很多人去了日本以後打一輩子黑工，和家人十年沒有相見。
我的意思是他别把自己整個搭進去。
但群青保證說彬彬家裡隻是被牽連，事情會過去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會重新獲得自由。
在此之前，他有他的計劃。
他要先還清父母的錢，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也想繼續在東京找個學校念書，走一步看一步。
結果幾年裡平平靜靜的，群青打工的餐廳卻遭遇同行舉報，幾個黑戶都被遣返。
他告知我的時候，已經坐上了虹橋機場的巴士。
這對他來說是重創還是解脫，我也說不好。
我們逆着人流離開防波堤，提着一袋零食，回到樓頂的天台。
鴿子已經回到棚裡，天台上沒有其他人，刮着秋季罕見的大風。
晚上不會再有焰火表演，現在都改成燈光秀了，激光在對面的樓群上打出虛拟的浪，還有海豚躍出浪尖。
但我們在樓頂看不到，前面的樓群遮住了視線，爬到水塔上面，還是不行，隻能聽見時斷時續的音樂裡，低音的轟鳴。
群青費很大勁才在大風裡點上一根煙。
“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他問我。
我沒想過，我沒有什麼打算。
“喂，那我和你說件事情，你考慮考慮。
”他語氣變得嚴肅。
“你說啊，我聽着。
”我回過神來。
“我和你提過我有一個朋友吧，之前往來東京和上海做二手衣物和古董買賣的。
他要移民去加拿大，所以在人民廣場的服裝檔口着急找人接盤。
我昨天去見了他，也去檔口看過，和以前老謝那裡肯定不能比，但是氣氛不錯，都是同齡人。
我在日本沒少幫他忙，他答應前兩個月不收我們租金，相當于送給我們練手。
之後的合同我們直接跟台主簽。
我問了老謝的意見——” “趕緊接下來啊，這麼好的條件，别拱手讓人了。
”我有點着急。
“你聽我把話講完行不行。
我現在的情況是，彬彬一時回不來，我五年之内簽證受限也别想再回日本，從前的計劃都泡湯了。
但我得賺錢，遣返的罰款，外加父母那裡欠的錢也都還沒有還清。
所以現在我沒有回頭路，也沒有自由。
你也得先考慮考慮清楚，可能會很苦，也可能會失敗。
過兩天再告訴我就行。
” “别過兩天了，過了這村沒這店。
”我心裡泛起—些熱浪，是很久沒有過的感覺。
“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群青也站了起來，把煙頭彈開很遠。
我們靠在水塔的欄杆上，能看到對岸巨大的白色光柱打向天空。
服裝檔口的事情不是空穴來風。
念書時，我和群青在學校裡幾個青年老師的影響下迷上搖滾樂。
傍晚他們在學校廣播室裡一邊喝啤酒一邊用高音喇叭放平克樂隊的歌，我們在操場上一邊跑圈一邊聽得熱淚盈眶。
當時能夠找到的資訊極其稀少，書店裡的音像制品櫃台翻來覆去隻有兩排搖滾磁帶。
還有一檔電台節目，但每周隻有一次，而且主持人瘋瘋癫癫的，有時候整整半個小時聽衆們都迷失在失真的噪音中，不知如何是好。
我後來從這檔節目裡了解到一則歌友會的信息，便叫上群青一起懷着朝聖的心情去參加過幾次活動。
活動多半在五角場附近幾所大學的學生活動室裡，組織者放一晚上演唱會的錄像帶，介紹歐洲和美國的搖滾新浪潮。
大家七倒八歪坐在地上看，可能因為心情過分鄭重，都看得疲憊萬分，結束以後全體像夢遊一樣湧到門口大口大口呼吸和抽煙。
來的人大多是附近大學裡詩社和劇團的成員，都在練吉他，都在找排練場地，都說自己的樂隊在招募樂手，人也都挺好的，又憂郁，又懂禮貌。
起初我以為老謝是歌友會的組織者。
他年齡最大，體格如勞動者一樣強壯，因為極度熱情而顯得笨拙，說一口滔滔不絕的髒話，與知識分子大學生們内向拘謹的氣氛格格不入，卻幾乎每次活動都到場。
我一開始以為老謝就是那位瘋狂的主持人，打聽下來才知道他是華亭路服裝市場的個體戶。
他這個人誇誇其談，特别容易動情，有時候讓人受不了。
有幾次他講述他親眼見證的偉大演出時幾乎要泛起淚花。
但老謝因為搞服裝的關系，交際甚廣，常常能帶來稀缺珍貴的演出錄像帶，所以大部分人雖然看不上他，歌友會卻沒他不行。
不過老謝不知為何卻對我和群青刮目相看。
他說群青是年輕版的窦唯，而我是年輕版的——他想了半天說出一個我從沒聽說過的外國人名字，他解釋說反正也是傳奇級别的朋克。
他這個人誇起人來沒譜到了不真誠的地步，不太能信，但我心裡還是挺高興的。
有一次活動上放的是平克樂隊的迷牆現場錄像帶，結束以後大家的情緒格外激動，遲遲不甘心散去，于是我和群青又跟着他們去了大學附近的一間酒吧。
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沒有帶夠錢，就隻要了一杯啤酒，從頭喝到尾。
雖然我當時對柏林牆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其他人一路聊到布拉格之春，我昏頭昏腦地聽着，被感動得一塌糊塗，結果出來的時候回吳淞的末班車已經沒有了。
我和群青也沒有太擔心，和其他人一起走在路上，陸續握手告别，最後隻剩下我們和老謝，老謝的熱情沒有消散，還在說個沒完。
鄭重其事的氣氛随着夜晚的流逝而變得更為深邃，我感覺自己被當作真正的成年人一樣平等地對待着。
我們又在路燈底下站了很久，最後老謝借給我們一百塊錢打車回宿舍，我們問他留了聯絡地址。
過了一個星期再去歌友會的時候卻沒有遇見他，于是我和群青按照地址去還錢給他。
當時的華亭路服裝市場還在鼎盛時期，層層疊疊的露天檔口罩着鐵皮或者遮雨布。
我和群青一頭鑽進迷宮般的通道，頓時懵了。
原本隻在音樂錄像帶裡見過的事物突然變得觸手可及。
美軍風衣，利維斯牛仔褲，阿迪達斯複古運動衫可以随意挑選。
仿佛檔口的世界不遵循外面的物質流通法則，專将幻夢變為現實。
老謝的檔口是從自己家的天井延伸出來的違章搭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他沒想到我和群青會去找他，很高興，提早收攤，領着我們去了他的倉庫。
他的倉庫就是身後自己家的閣樓，也是違章搭建，樓梯又窄又陡，我的頭幾乎頂着前面群青的屁股。
但是倉庫裡面整潔幹燥，一股迷人的牛仔布料味道。
挪開貨物之後，是一塊兩米見方的狹窄空間，按照年代分類排列着各個國家的軍隊防寒大衣、戰地迷彩、工作服和海軍毛衣，牆上貼着海報和唱片封套。
老謝說上面有的大明星都在他這裡買過牛仔褲。
群青指着一張窦唯的海報問，“窦唯也在你這裡買過褲子？” “魔岩三傑都來過。
”老謝得意地回答。
“什麼時候的事情啊？”群青将信将疑。
“也就是香港紅硼之後那兩年吧，他們從南京一路演到上海。
”老謝說。
“真的假的，都沒聽說過。
”我說。
“你們知道什麼，那時候還在聽小虎隊呢。
”老謝說。
“窦唯在現實中是什麼樣？”群青問。
“特别牛逼、特别時髦，穿美軍風衣和鬼冢虎球鞋。
當時沒人那麼穿。
”老謝說。
“那他在你這裡買了什麼？”群青問。
“你們等等。
”老謝說着在身後的書架上翻找，抽出來一本雜志來，指着裡面的一張照片說就是這條褲子。
那是一本日本雜志，通篇采訪也不知道講了什麼，但照片配的确實是極其年輕的窦唯，而且有好幾張，是他和朋友們在北京郊區的水庫玩耍。
我和群青拿在手上看了半天，沒有任何一張照片裡能看清他到底穿的是什麼褲子。
但是群青立刻對老謝說，他要買這條褲子，就要窦唯穿着的這條褲子。
群青當時是同學裡最有錢的，因為他自學網頁設計，輕松找到好幾份兼職，賺到的錢都花在老謝那裡。
升旗儀式的時候，他穿着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緊身利維斯牛仔褲和牛仔襯衫，大搖大擺地橫穿操場，看得其他同學目瞪口呆。
漸漸的，學校裡那幾個青年老師都專門來向他打聽褲子是哪裡買的。
于是群青找我商量，從老謝那裡進一些褲子到學校裡賣。
起初我們小心謹慎，每周末隻帶兩三條回學校。
等現金流滾動起來以後，膽子也敞開了。
直至生意被學校教導處出面取締之前，我們陸陸續續賣出四十多條褲子，都是緊身到繃着蛋的款式。
于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每周一全校升旗儀式的時候，操場上有四十多個人穿着我們賣出去的牛仔褲，不時扯着裆部調整蛋的位置一一我覺得這幾乎算是一場革命了。
群青要分給我賣褲子的錢，我沒要，他想盡辦法給我，我又想盡辦法還給他。
最開始用來進貨的錢都是他做網頁賺來的，而且他在上海寄住親戚家裡，各方面都需要錢。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群青送給我一雙匡威球鞋，最正統的高幫系帶，白底紅邊，整條華亭路都沒有賣。
我吃驚地問他是從哪裡弄來的，他說他橫掃了整個上海，最後在第一百貨商店的運動專櫃找到，僅此一雙，英國制造，我至今都記得價格是375元，一筆巨款。
這是我得到過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和群青一起去簽檔口合同的那天，我穿着他送給我的匡威鞋，他穿着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窦唯同款牛仔褲，這兩樣東西都不可避免地磨損和褪色，但在我們心中永遠代表着尊嚴和好運。
路上我不時去摸左側肋下，那裡的衣服内兜裡插着一隻牛皮信封，裝着我全部存款。
我們簽下的檔口在人民廣場迪美地下城，轉來的租約又續簽五年。
我對五年沒有什麼概念，我生命中還不曾出現任何一件事情是以五年作為計數單位的。
我們入場的時候外貿市場已經發生過一次大震蕩。
華亭路市場2000年拆遷以後，有資本和人脈的老闆在淮海路區域開設獨立商鋪，剩下的彙入襄陽路。
老謝的檔口和家裡的違章搭建在拆遷中被全部移除。
他這個人善于一蹶不振，無法适應時代的震蕩，于是沒有參與襄陽路市場搶占地盤的腥風血雨，在家裡炒股票，荒度時日，一年之後才重出江湖，盤下兩個小倉庫，退居到七浦路市場，自此隻做批發買賣。
市場的大生意都在一樓二樓交易，三樓是廢物們的荒漠。
老謝盤踞三樓一角，手機信号若有若無，用電子設備聯絡不上，要找到他就得轉兩趟公交車親自相見。
整片批發市場以天橋為起點，烏煙瘴氣，小偷成群。
全國各地貨源彙集，因為搶貨和幫派鬥争，巷子裡的械鬥時有發生。
老謝的境遇表面看起來一落千丈，實際卻因為陸續接了好幾筆貿易公司的大單而交了好運。
但他無動于衷，大聲哀歎，堅持認為自己被流放了，從上世紀的幻夢中被流放。
所幸，我們的友誼從那個幻夢中被保存下來。
當時的迪美地下城與其他地方壟斷貨源和勢力割據的狀況完全不同，進駐的多半是我和群青這樣剛剛入場的同齡人。
地下城是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新型防空洞，面積等同于半個人民廣場，分區域招商，緩慢拓展。
一半已成規模，另外一半還無人管理。
我們的檔口位于邊界，編号A37。
雖然與期待中的一切相距甚遠，但這裡的氣氛極其地下，男孩女孩都沒錢沒背景，美院和服裝學院的學生居多，也不着急賺錢，因此有一種不成氣候的學校社團感覺。
大家每天交換來自批發市場和服裝廠各種無用的小道消息，使盡渾身解數打扮，隻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同于外面的普通人。
我和群青雖然幹勁十足，卻毫無頭緒。
頭一個月我們搭乘地鐵和輕軌，縱向和橫向掃蕩了上海市區和近郊的紡織批發市場，卻始終無法在貨源上達成一緻，
按照計劃，我本應順利度過大專最後一學期。
但是四月非典疫情變得嚴峻，我就讀的野雞學校封校的同時，提前解散了應屆生。
沒有對我造成具體影響，我當時已經在一所廣告公司實習了整整三年，這份工作是群青跟着彬彬去日本前留給我的，他走了，我多少有點頂替的意思。
和群青相比，我缺乏野心，這個行業不适合我，而我也沒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于是老老實實地學習軟件。
被學校解散以後，反而多出來很多時間可以每天都去辦公室學習。
結果到了五月中旬，業務受到疫情影響嚴重，将上海分部遣散了。
我稀裡糊塗地接受了這個消息，隻想着接下來既不用去學校，也不用去上班，不知道該做什麼。
為了回避父母的擔憂和責難，我依舊像平常一樣每天按時出門，甚至更早。
網吧裡空蕩蕩的，隻有一些不怕死的衰人，我也不怕死，但受不了那種極度警惕和絕望的氣氛，不願待在那種地方，于是便沿着黃浦江畔，一片區域一片區域的尋找露天籃球場，那裡有大量和我一樣，不分晝夜閑逛的人，我們每日流動，與不同的陌生人打球。
我還去了多年沒有去過的植物園和動物園，去了舊機場的停機坪，去了崇明島，看見不少平常想象不到的風景。
搭最晚一班船渡過東海回家時，二樓甲闆隻坐着我一個人，外面的黑暗中也看不到别的船，我在春日溫暖的海風中玩手機上的俄羅斯方塊，幾乎忘記了被打斷的未來。
之後的就業市場極其不景氣，而我無心投放的簡曆竟然收到一份回複，甚至不需要面試，于是酷暑來臨之前我成為一間畫廊的臨時工。
去了才知道負責人口口聲聲所謂的布展全部都是工地上的體力活。
我和幾位真正的工人一起搭腳手架、搬運、測量、砌牆和粉刷。
幾年前在美校沒有學好的東西在這裡又跟着師傅從頭學了一遍。
每天傍晚我爬下腳手架，心想目前的局面就是這樣了，我毫無未來可言，此刻卻在做着自己能夠勝任的事情。
九月開學以後，社會秩序已經慢慢恢複，我一再拖延，終于還是回到學校正式辦理畢業手續。
學校竟然又縮小了一圈，不是心理錯覺，學校原本借用了鬧市區背面一棟機關建築，一再縮水，那年一樓和二樓被收回，成為知青聯誼會。
我往上爬了兩層，在辦公室裡遇見兩位同樣來辦理手續的同學，但大家都埋頭核對材料，一心隻想和這裡告别，誰都不願和誰打招呼，也不關心彼此的去向。
辦完手續以後我與社會上的一切正式脫離了關系。
本應該給家裡打個電話，卻第一時間打給了群青。
他上個星期回國了。
“你在哪裡？我去找你。
”群青接起電話說。
“你說個地方吧。
”我回答。
“那去外灘看燈啊。
”群青說。
我這才想起來，這原本是一年裡我最喜歡的日子，國慶假期前一天。
夏季一事無成，然而空氣幹燥，氣溫适宜，高架一半在陰影裡，一半是金色的。
真正的假期甚至連第一天都還沒有開始。
群青是我在美校關系班的同學，不是高中，是中專。
這個班上的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學習不行，沒有特長，父母有一些人脈關系，但人脈關系不過硬，沒多大用處，隻能把我們安排在這裡作為過渡，希望我們在流落社會之前能夠開竅，或者至少學會一些謀生的技能。
學校在吳淞郊區，靠近海，與世隔絕，曾經是海軍訓練基地的營房，所以操場上仍然留有很多身體訓練設備，我們在這裡像法外之徒一樣度過了成年前最自由的三年。
群青是班裡唯一有美術基礎的，他能調配出差别細微的顔色，使用工具得心應手，了解各種材料的特征和形态的變化。
他的父母都是貴州一所工廠技術學校的美術老師，上海過去的知青。
群青原本可以考上當地最好的重點高中，但他隻想往外面跑，于是堅持獨自回到上海參加中考。
回來以後才知道兩地使用的教材不同，這樣稀裡糊塗準備了一個多月，自然一所像樣的學校都沒有考上。
群青這個人在學校裡沒什麼朋友，一來他專業成績太好，和我們班甚至整個學校的整體氛圍不符合，二來他性格内向，心事重重，不好接近。
開學第一個星期，我在宿舍打賭輸了以後連做五十個俯地挺身跳，還沒做到二十個，就暈頭轉向撞到床架，撞得滿口血。
在醫務室裡面遇見群青，他因為擅自使用工作間的車床，削掉半個手指尖，血染半邊衣袖。
我們兩個人哼哼着一同被校車送往市區的醫院，路上相互展示牙齒的缺口和指尖露出的骨頭。
回來的時候，群青的手指包紮完畢，我則永遠失去了半顆門牙。
我倆因此成為患難之交。
之後我和群青都選了标本處理課，因為無法滿足于課堂上隻能擺弄死魚和飛蛾，便一起去學校後山碰運氣，希望能捉到鳥或者其他小動物。
大部分時候一無所獲，但最終在冬天結束前撞了大運，我們撿到一隻剛剛死去的黃鼠狼，遵循物盡其用的自然法則，将腐爛的肉留給後山的昆蟲食用，取下頭部帶回學校，去腐清潔，再經過一個星期雙氧水的浸泡之後，獲得一枚潔白堅固的紀念物。
群青去日本的前夜，我們買了兩支紅星小二，學習古惑仔那一套，以黃鼠狼的頭骨為證，一飲而盡，約定了永恒的友誼。
轉眼幾年沒見，我們約定在英雄紀念碑底下見面。
橫穿過中山東路以後，我不由自主朝防波堤飛奔，直到一眼在人群中看見群青。
他長得普普通通，但向來都極其好認，穿着一件迷彩沖鋒衣，走的時候是寸頭，現在留成了長發。
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他，他也大力朝我揮手。
“你的牙怎麼還沒修好？”群青見到我就大笑。
“不重要！”我也大笑，知道自己非凡的心情絕非幻覺。
我和群青上次來外灘還是五年前的國慶前夜，全市市民都湧向黃浦江看焰火，無論從哪個方向進入外灘都寸步難移。
人群像層層巨浪一樣往防波堤傾軋，警察手挽手站成人牆，目不斜視，并且有卡車不斷運來一車又一車公安學校在校生。
所幸我們逆着人流在開始焰火表演前爬上了福州大樓樓頂。
很多居民帶着躺椅和闆凳，旁邊鴿棚裡的鴿子在黑暗中休息，輕輕發出咕咕聲。
天空中升起第一朵煙花時，美得好像夜空本身的産物，是和閃電或者雨水一樣的大自然。
人們内心的贊歎也成為共振。
但是那天沒有一絲風，江面上燃燒以後的硫磺煙霧無法消散，反而在空中凝聚，很快我們便什麼都看不見了。
焰火表演結束以後，人群漸漸松動，公安學校的學生先行撤離，接着是警察，到了後半夜，整片外灘隻剩下巡邏隊和成群結隊不肯離去的中學生。
每個人手裡都握着巨大的充氣塑料玩具，從任意兩個方向迎面遇見的隊伍，瞬間彙攏開始戰鬥，又瞬間結束各自繼續向前，直到遇見下一群對手。
我們買了大号充氣榔頭，但不屬于任何一支隊伍，我們跟着勝利的隊伍跑，也跟着失敗的隊伍跑。
直到馬路徹底空了，公交車都已經停運，我和群青回到防波堤，和剩下的人一起，圍成一小堆一小堆坐着，在郊遊的氣氛中，等待清晨的到來。
那之後不久彬彬家裡突然出事，臨時決定舉家搬去日本投靠親戚，避避風頭。
學校裡的人都以為群青和彬彬的戀愛就此到頭了，出人意料的是，群青花了大半年時間就考出了日語三級資格證書。
第二年春天，他放棄了美術類大學的專業考試，通過留學中介找到一所位于橫濱的語言學校。
當年出國留學在我們這樣的破學校裡并不常見，幾位老師雖想挽留，卻立場不定，于是不知怎麼的便木已成舟。
高考前夕我到機場和群青告别，之後獨自坐大巴回到學校，跑去網吧打了一宿遊戲。
高考失利以後我不想出去混社會，鼓起勇氣回到補習學校複讀，第二年春季招生勉強考上一所大專。
報到第一天我就後悔了，學校裡死氣沉沉，沒有住宿，我不得不搬回家裡，和父母住在一起，這讓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蟑螂。
但群青的情況比我糟一百倍。
他剛到日本便發現學校的注冊地在橫濱，就讀的學區卻在偏遠鄉郊，不通新幹線，每天從火車站發兩班巴士，四周皆是荒野。
而且按照規定，在校期間不允許打工，他相當于是被中介騙了。
由于父母為他出國而背了債，他隻能離開學校，回東京打黑工，到日本的第一個月就成為黑戶。
然而群青在電話裡和我講得驚心動魄，一點沒有沮喪的意思。
我問過好幾次彬彬家裡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我看新聞裡很多人去了日本以後打一輩子黑工，和家人十年沒有相見。
我的意思是他别把自己整個搭進去。
但群青保證說彬彬家裡隻是被牽連，事情會過去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會重新獲得自由。
在此之前，他有他的計劃。
他要先還清父母的錢，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也想繼續在東京找個學校念書，走一步看一步。
結果幾年裡平平靜靜的，群青打工的餐廳卻遭遇同行舉報，幾個黑戶都被遣返。
他告知我的時候，已經坐上了虹橋機場的巴士。
這對他來說是重創還是解脫，我也說不好。
我們逆着人流離開防波堤，提着一袋零食，回到樓頂的天台。
鴿子已經回到棚裡，天台上沒有其他人，刮着秋季罕見的大風。
晚上不會再有焰火表演，現在都改成燈光秀了，激光在對面的樓群上打出虛拟的浪，還有海豚躍出浪尖。
但我們在樓頂看不到，前面的樓群遮住了視線，爬到水塔上面，還是不行，隻能聽見時斷時續的音樂裡，低音的轟鳴。
群青費很大勁才在大風裡點上一根煙。
“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他問我。
我沒想過，我沒有什麼打算。
“喂，那我和你說件事情，你考慮考慮。
”他語氣變得嚴肅。
“你說啊，我聽着。
”我回過神來。
“我和你提過我有一個朋友吧，之前往來東京和上海做二手衣物和古董買賣的。
他要移民去加拿大，所以在人民廣場的服裝檔口着急找人接盤。
我昨天去見了他，也去檔口看過，和以前老謝那裡肯定不能比，但是氣氛不錯，都是同齡人。
我在日本沒少幫他忙，他答應前兩個月不收我們租金，相當于送給我們練手。
之後的合同我們直接跟台主簽。
我問了老謝的意見——” “趕緊接下來啊，這麼好的條件，别拱手讓人了。
”我有點着急。
“你聽我把話講完行不行。
我現在的情況是，彬彬一時回不來，我五年之内簽證受限也别想再回日本，從前的計劃都泡湯了。
但我得賺錢，遣返的罰款，外加父母那裡欠的錢也都還沒有還清。
所以現在我沒有回頭路，也沒有自由。
你也得先考慮考慮清楚，可能會很苦，也可能會失敗。
過兩天再告訴我就行。
” “别過兩天了，過了這村沒這店。
”我心裡泛起—些熱浪，是很久沒有過的感覺。
“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群青也站了起來，把煙頭彈開很遠。
我們靠在水塔的欄杆上，能看到對岸巨大的白色光柱打向天空。
服裝檔口的事情不是空穴來風。
念書時，我和群青在學校裡幾個青年老師的影響下迷上搖滾樂。
傍晚他們在學校廣播室裡一邊喝啤酒一邊用高音喇叭放平克樂隊的歌，我們在操場上一邊跑圈一邊聽得熱淚盈眶。
當時能夠找到的資訊極其稀少，書店裡的音像制品櫃台翻來覆去隻有兩排搖滾磁帶。
還有一檔電台節目，但每周隻有一次，而且主持人瘋瘋癫癫的，有時候整整半個小時聽衆們都迷失在失真的噪音中，不知如何是好。
我後來從這檔節目裡了解到一則歌友會的信息，便叫上群青一起懷着朝聖的心情去參加過幾次活動。
活動多半在五角場附近幾所大學的學生活動室裡，組織者放一晚上演唱會的錄像帶，介紹歐洲和美國的搖滾新浪潮。
大家七倒八歪坐在地上看，可能因為心情過分鄭重，都看得疲憊萬分，結束以後全體像夢遊一樣湧到門口大口大口呼吸和抽煙。
來的人大多是附近大學裡詩社和劇團的成員，都在練吉他，都在找排練場地，都說自己的樂隊在招募樂手，人也都挺好的，又憂郁，又懂禮貌。
起初我以為老謝是歌友會的組織者。
他年齡最大，體格如勞動者一樣強壯，因為極度熱情而顯得笨拙，說一口滔滔不絕的髒話，與知識分子大學生們内向拘謹的氣氛格格不入，卻幾乎每次活動都到場。
我一開始以為老謝就是那位瘋狂的主持人，打聽下來才知道他是華亭路服裝市場的個體戶。
他這個人誇誇其談，特别容易動情，有時候讓人受不了。
有幾次他講述他親眼見證的偉大演出時幾乎要泛起淚花。
但老謝因為搞服裝的關系，交際甚廣，常常能帶來稀缺珍貴的演出錄像帶，所以大部分人雖然看不上他，歌友會卻沒他不行。
不過老謝不知為何卻對我和群青刮目相看。
他說群青是年輕版的窦唯，而我是年輕版的——他想了半天說出一個我從沒聽說過的外國人名字，他解釋說反正也是傳奇級别的朋克。
他這個人誇起人來沒譜到了不真誠的地步，不太能信，但我心裡還是挺高興的。
有一次活動上放的是平克樂隊的迷牆現場錄像帶，結束以後大家的情緒格外激動，遲遲不甘心散去，于是我和群青又跟着他們去了大學附近的一間酒吧。
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沒有帶夠錢，就隻要了一杯啤酒，從頭喝到尾。
雖然我當時對柏林牆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其他人一路聊到布拉格之春，我昏頭昏腦地聽着，被感動得一塌糊塗，結果出來的時候回吳淞的末班車已經沒有了。
我和群青也沒有太擔心，和其他人一起走在路上，陸續握手告别，最後隻剩下我們和老謝，老謝的熱情沒有消散，還在說個沒完。
鄭重其事的氣氛随着夜晚的流逝而變得更為深邃，我感覺自己被當作真正的成年人一樣平等地對待着。
我們又在路燈底下站了很久，最後老謝借給我們一百塊錢打車回宿舍，我們問他留了聯絡地址。
過了一個星期再去歌友會的時候卻沒有遇見他，于是我和群青按照地址去還錢給他。
當時的華亭路服裝市場還在鼎盛時期，層層疊疊的露天檔口罩着鐵皮或者遮雨布。
我和群青一頭鑽進迷宮般的通道，頓時懵了。
原本隻在音樂錄像帶裡見過的事物突然變得觸手可及。
美軍風衣，利維斯牛仔褲，阿迪達斯複古運動衫可以随意挑選。
仿佛檔口的世界不遵循外面的物質流通法則，專将幻夢變為現實。
老謝的檔口是從自己家的天井延伸出來的違章搭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他沒想到我和群青會去找他，很高興，提早收攤，領着我們去了他的倉庫。
他的倉庫就是身後自己家的閣樓，也是違章搭建，樓梯又窄又陡，我的頭幾乎頂着前面群青的屁股。
但是倉庫裡面整潔幹燥，一股迷人的牛仔布料味道。
挪開貨物之後，是一塊兩米見方的狹窄空間，按照年代分類排列着各個國家的軍隊防寒大衣、戰地迷彩、工作服和海軍毛衣，牆上貼着海報和唱片封套。
老謝說上面有的大明星都在他這裡買過牛仔褲。
群青指着一張窦唯的海報問，“窦唯也在你這裡買過褲子？” “魔岩三傑都來過。
”老謝得意地回答。
“什麼時候的事情啊？”群青将信将疑。
“也就是香港紅硼之後那兩年吧，他們從南京一路演到上海。
”老謝說。
“真的假的，都沒聽說過。
”我說。
“你們知道什麼，那時候還在聽小虎隊呢。
”老謝說。
“窦唯在現實中是什麼樣？”群青問。
“特别牛逼、特别時髦，穿美軍風衣和鬼冢虎球鞋。
當時沒人那麼穿。
”老謝說。
“那他在你這裡買了什麼？”群青問。
“你們等等。
”老謝說着在身後的書架上翻找，抽出來一本雜志來，指着裡面的一張照片說就是這條褲子。
那是一本日本雜志，通篇采訪也不知道講了什麼，但照片配的确實是極其年輕的窦唯，而且有好幾張，是他和朋友們在北京郊區的水庫玩耍。
我和群青拿在手上看了半天，沒有任何一張照片裡能看清他到底穿的是什麼褲子。
但是群青立刻對老謝說，他要買這條褲子，就要窦唯穿着的這條褲子。
群青當時是同學裡最有錢的，因為他自學網頁設計，輕松找到好幾份兼職，賺到的錢都花在老謝那裡。
升旗儀式的時候，他穿着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緊身利維斯牛仔褲和牛仔襯衫，大搖大擺地橫穿操場，看得其他同學目瞪口呆。
漸漸的，學校裡那幾個青年老師都專門來向他打聽褲子是哪裡買的。
于是群青找我商量，從老謝那裡進一些褲子到學校裡賣。
起初我們小心謹慎，每周末隻帶兩三條回學校。
等現金流滾動起來以後，膽子也敞開了。
直至生意被學校教導處出面取締之前，我們陸陸續續賣出四十多條褲子，都是緊身到繃着蛋的款式。
于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每周一全校升旗儀式的時候，操場上有四十多個人穿着我們賣出去的牛仔褲，不時扯着裆部調整蛋的位置一一我覺得這幾乎算是一場革命了。
群青要分給我賣褲子的錢，我沒要，他想盡辦法給我，我又想盡辦法還給他。
最開始用來進貨的錢都是他做網頁賺來的，而且他在上海寄住親戚家裡，各方面都需要錢。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群青送給我一雙匡威球鞋，最正統的高幫系帶，白底紅邊，整條華亭路都沒有賣。
我吃驚地問他是從哪裡弄來的，他說他橫掃了整個上海，最後在第一百貨商店的運動專櫃找到，僅此一雙，英國制造，我至今都記得價格是375元，一筆巨款。
這是我得到過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和群青一起去簽檔口合同的那天，我穿着他送給我的匡威鞋，他穿着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窦唯同款牛仔褲，這兩樣東西都不可避免地磨損和褪色，但在我們心中永遠代表着尊嚴和好運。
路上我不時去摸左側肋下，那裡的衣服内兜裡插着一隻牛皮信封，裝着我全部存款。
我們簽下的檔口在人民廣場迪美地下城，轉來的租約又續簽五年。
我對五年沒有什麼概念，我生命中還不曾出現任何一件事情是以五年作為計數單位的。
我們入場的時候外貿市場已經發生過一次大震蕩。
華亭路市場2000年拆遷以後，有資本和人脈的老闆在淮海路區域開設獨立商鋪，剩下的彙入襄陽路。
老謝的檔口和家裡的違章搭建在拆遷中被全部移除。
他這個人善于一蹶不振，無法适應時代的震蕩，于是沒有參與襄陽路市場搶占地盤的腥風血雨，在家裡炒股票，荒度時日，一年之後才重出江湖，盤下兩個小倉庫，退居到七浦路市場，自此隻做批發買賣。
市場的大生意都在一樓二樓交易，三樓是廢物們的荒漠。
老謝盤踞三樓一角，手機信号若有若無，用電子設備聯絡不上，要找到他就得轉兩趟公交車親自相見。
整片批發市場以天橋為起點，烏煙瘴氣，小偷成群。
全國各地貨源彙集，因為搶貨和幫派鬥争，巷子裡的械鬥時有發生。
老謝的境遇表面看起來一落千丈，實際卻因為陸續接了好幾筆貿易公司的大單而交了好運。
但他無動于衷，大聲哀歎，堅持認為自己被流放了，從上世紀的幻夢中被流放。
所幸，我們的友誼從那個幻夢中被保存下來。
當時的迪美地下城與其他地方壟斷貨源和勢力割據的狀況完全不同，進駐的多半是我和群青這樣剛剛入場的同齡人。
地下城是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新型防空洞，面積等同于半個人民廣場，分區域招商，緩慢拓展。
一半已成規模，另外一半還無人管理。
我們的檔口位于邊界，編号A37。
雖然與期待中的一切相距甚遠，但這裡的氣氛極其地下，男孩女孩都沒錢沒背景，美院和服裝學院的學生居多，也不着急賺錢，因此有一種不成氣候的學校社團感覺。
大家每天交換來自批發市場和服裝廠各種無用的小道消息，使盡渾身解數打扮，隻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同于外面的普通人。
我和群青雖然幹勁十足，卻毫無頭緒。
頭一個月我們搭乘地鐵和輕軌，縱向和橫向掃蕩了上海市區和近郊的紡織批發市場，卻始終無法在貨源上達成一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