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精英、霸權與我們世界的未來：圍繞《沉船貴客：精英政治與大國的衰落》的讨論并紀念理查德·拉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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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收入進入中央财政的比例大大提高，軍隊也由中央國家有效控制（去除C、A、U、I）。
19世紀中期，精英有分裂的趨勢，殖民地産生離心力（C、A重新産生），英國通過将東印度公司國有化等一系列改革重新調整了精英關系，重新穩固了霸權。
盡管如此，19世紀後期開始，金融精英還是成功扭曲了政策，定居殖民者促進帝國解體，對外投資增加導緻英國國内産業空心化（C、A重新産生），霸權喪失。
5.相比之下，拿破侖時期和納粹時期并不存在精英鬥争，也沒有殖民精英的高度自主，也不存在基礎設施能力低下的問題（去除C、A、I）。
然而，如前所述，單一軍事精英統治無法長久(U)，霸權無法制度化。
6.相較之下，古代帝國的問題是缺乏通信、運輸以及其他控制手段和治理技術(I)，因而殖民地精英一直離心力較強(A)，從國民整體财富中能夠提取的比例也相當有限，因而無法達到現代意義上的霸權。
7.最後的重點是美國。
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不同精英之間有一個利益分配和政治上的制度化協商的方案，即“嵌入性自由主義”（去除C），美國實現了全球霸權；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金融精英相對産業精英占據了上風，全國甚至全球性精英壓倒了地方精英。
整個國民經濟金融化程度加深是精英鬥争加劇的重要反映(C)。
金融精英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動國際和國内的持續金融化，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也依然推動對其有利的政策，這從奧巴馬政府在次貸危機後依然堅持新自由主義方案就看得很清楚。
另一種仍然相當重要的精英是軍事精英。
其組織與文化上的種種錯位，包括缺乏中央控制、指揮官的高度自主性、内部分裂、自利的武器供應系統和缺乏戰略創新等，使其成為全球層面的危險力量，但實際又無力保護美國的戰略盟友。
特朗普的出現是危機的表征，也推動了危機的深化。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霸權的衰落無可避免，而中下層将承擔衰落主要的成本。
概而言之，當C、A、U、I這四個條件可被有效控制時，中央國家能更有效地控制資源和政策，實現霸權；而這些條件逆轉時，精英的首要目标是攫取更多資源、推動自肥的政策，任由帝國衰落。
二 “精英”作為概念和方法 曹寅：從一個曆史學家的角度來看，我對精英的概念有些疑惑。
我就從我研究的印度出發來講一講。
作者在第一章差不多花了兩到三頁的篇幅講了“什麼是精英”，但是完全沒有讓我理解“英屬印度的精英是誰”這個問題。
從18世紀到19世紀初，英國人在印度主要是做生意的。
英國人認為高種姓的婆羅門是當地的精英。
這些婆羅門也認為他們自己是精英。
但是到了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時，參加起義的很大一部分卻正是這些婆羅門。
英國人在東印度公司時期建立了軍隊，公司軍隊的士兵主要由婆羅門種姓構成，他們為什麼還要去起義呢？這就到了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即作者對于精英的定義沒有太多涉及身份認同和建構的問題。
精英這種身份是一種自我和他者都參與建構的集合。
一個穩定的身份認同可能需要三個支點：首先，我認同自己是這個身份；第二，他者也認同我的這個身份；第三，我明白他者對我這個身份的認同。
在英屬印度1857年的起義中，為什麼那些婆羅門會起義？婆羅門知道自己是精英，沒問題。
英國人也覺得這些婆羅門是精英，也沒問題。
但是第三點出了問題，婆羅門覺得英國人不把他們當成當地的精英。
婆羅門覺得英國人是想要污染他們的信仰，毀滅他們的宗教，把牛油塗到子彈上。
所以這是個身份認同和建構的問題。
而這本書的“精英”概念是作者在21世紀的美國大學裡想象和定義出來的。
還有精英與大衆的關系。
印度的例子，如果按照拉克曼的解釋，印度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應當是一個精英之間互動或者内鬥的過程。
這些精英分為兩派，一派代表了基層的宗教民族主義，另外一派可能是世俗的民族主義者。
這兩派之間互相的競争是獨立前後印度政治進程的表層邏輯。
我後來發現這種精英競争逐漸演化為了兩種動員機制的競争。
而對群衆的動員競争最終使群衆運動反噬了精英政治。
最能夠動員的那一派往往被其所動員的群衆所反噬、綁架和挾持，這點很有趣。
精英和群衆的關系在這裡被倒置了。
如果我來寫這段曆史，我會這麼寫。
張楊：我簡單回應一下曹老師。
拉克曼不可能不知道身份的問題，但他這麼大尺度的曆史比較研究可能無法處理所有細節。
我想到曆史上一個非常有名的辯論，就是階級概念的主客觀定義之争。
一開始大家認為階級是客觀形成的，直到湯普森說工人和工人階級之間隔着十萬八千裡。
他的書出版之後，曆史社會學也開始關注階級文化、階級意識的形成（湯普森2013）。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階級形成的主觀學派才蔚為壯觀。
精英研究肯定有類似的問題。
最開始做的人是顧大不顧小，會用客觀的指标去定義精英。
如果後來做細了，肯定會有更多的人來分析誰認同自己是精英，誰認同對方是精英，誰認同對方的認同。
我們可以說他沒有馬克思成功，沒有韋伯成功，但他選擇了這個理論，提出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思路和方法。
他對馬克思、韋伯這些人有一些系統的批評，他說明了為什麼要用精英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或者韋伯的國家理論。
我們可以覺得他不對，但是我覺得他是有自己的理論想法的。
尤怡文：我正在寫作的書稿裡也涵括了荷蘭與英國兩個案例，這讓我在閱讀過程中總是會想：精英在不同框架下是否有不一樣的分類和解釋？例如，圖2中拉克曼将荷蘭共和國歸類為“中心不存在高度精英沖突”“殖民地精英不具高度自主性”。
從經濟上而言，攝政階層(regents)的确壟斷了聯省共和國絕大部分的商業及财富；但在政治上，荷蘭自始至終都存在親王派(prinsgezindheid)與共和派(staatsgezinde)兩個派系的沖突。
再者，海外殖民地作為公司資産，由母國董事會直接經營，但卻不受聯省共和國政府指揮。
換言之，若将政治面向加入，聯省共和國的中心精英沖突及殖民地自主性分類，可能就和拉克曼的分類相異，進而對霸權的興起與衰落的解釋可能也不同。
接下來，我想提出兩個比較政治經濟學(CPE)方向的衍生性思考。
此書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更多是一個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問題，即解釋國際霸權相對權力的起落。
相對而言，探究國内政經問題及解釋改革是否能成功，在書中所占篇幅不大。
但對本職CPE研究的我而言，這是更有意思的部分。
首先是關于後霸權時代各國進行改革的可能性。
該書最後一章從英國及荷蘭後霸權時代的發展經驗——精英特權與不平等、稅收與社會福利、軍隊與外交等，來探究霸權衰落将如何影響美國政治經濟，以及阻止不平等擴大的可能。
這個問題衍生出另一重思考：書中解釋霸權興衰時，更多側重于精英沖突/凝聚，我們是否能同樣以此變量解釋各國社會不平等改革能否成功？又或者，在此問題上，“反精英聯盟”的凝聚/沖突更具解釋力？例如，英國經濟精英随着金融發展，在19世紀吸納了更多跨部門精英及跨階層成員，相對于荷蘭精英階層的排他性，英國精英群體包容性及凝聚力更強，但強大的工會組織仍迫使精英做出妥協進行改革。
再者，在展望美國前景時，拉克曼也悲觀地提到，美國工會組織的弱化使其難以成為改革動力。
這兩個案例都說明“反精英聯盟”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影響改革的關鍵因素，而不是精英聯盟。
第二個議題也是我自己的書稿比較關心的：金融工具(financialinstru-ment)在不同時代所形成的精英連結及其政治影響。
該書第八章提到，20世紀80年代前，美國精英是通過“董監連結”(interlockingdirectorates)形成跨産業精英核心圈，并形成尋租及分配共識。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金融化浪潮中，企業間董監連結程度下降了，尋租行為轉向個人化，和過去以企業或者産業為基礎的尋租分配不同。
這個時代的精英是以犧牲企業、組織利益為代價，謀取個人利益極大化。
拉克曼的分析留下了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這種更加個人導向的精英階層，凝聚力是更強還是更脆弱？精英圈是更開放還是更封閉？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是否與“前80年代”的模式相異？另外，我很好奇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化後，倫敦金融精英階層及其政治影響途徑是否也出現了變化。
據我了解，他們在英國失去霸權後依然維持寡頭壟斷地位，不過作者沒有多提。
最後是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
随着董監連結程度普遍下降，董監連結作為精英分析工具是否還有效
19世紀中期，精英有分裂的趨勢，殖民地産生離心力（C、A重新産生），英國通過将東印度公司國有化等一系列改革重新調整了精英關系，重新穩固了霸權。
盡管如此，19世紀後期開始，金融精英還是成功扭曲了政策，定居殖民者促進帝國解體，對外投資增加導緻英國國内産業空心化（C、A重新産生），霸權喪失。
5.相比之下，拿破侖時期和納粹時期并不存在精英鬥争，也沒有殖民精英的高度自主，也不存在基礎設施能力低下的問題（去除C、A、I）。
然而，如前所述，單一軍事精英統治無法長久(U)，霸權無法制度化。
6.相較之下，古代帝國的問題是缺乏通信、運輸以及其他控制手段和治理技術(I)，因而殖民地精英一直離心力較強(A)，從國民整體财富中能夠提取的比例也相當有限，因而無法達到現代意義上的霸權。
7.最後的重點是美國。
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不同精英之間有一個利益分配和政治上的制度化協商的方案，即“嵌入性自由主義”（去除C），美國實現了全球霸權；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金融精英相對産業精英占據了上風，全國甚至全球性精英壓倒了地方精英。
整個國民經濟金融化程度加深是精英鬥争加劇的重要反映(C)。
金融精英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動國際和國内的持續金融化，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也依然推動對其有利的政策，這從奧巴馬政府在次貸危機後依然堅持新自由主義方案就看得很清楚。
另一種仍然相當重要的精英是軍事精英。
其組織與文化上的種種錯位，包括缺乏中央控制、指揮官的高度自主性、内部分裂、自利的武器供應系統和缺乏戰略創新等，使其成為全球層面的危險力量，但實際又無力保護美國的戰略盟友。
特朗普的出現是危機的表征，也推動了危機的深化。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霸權的衰落無可避免，而中下層将承擔衰落主要的成本。
概而言之，當C、A、U、I這四個條件可被有效控制時，中央國家能更有效地控制資源和政策，實現霸權；而這些條件逆轉時，精英的首要目标是攫取更多資源、推動自肥的政策，任由帝國衰落。
二 “精英”作為概念和方法 曹寅：從一個曆史學家的角度來看，我對精英的概念有些疑惑。
我就從我研究的印度出發來講一講。
作者在第一章差不多花了兩到三頁的篇幅講了“什麼是精英”，但是完全沒有讓我理解“英屬印度的精英是誰”這個問題。
從18世紀到19世紀初，英國人在印度主要是做生意的。
英國人認為高種姓的婆羅門是當地的精英。
這些婆羅門也認為他們自己是精英。
但是到了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時，參加起義的很大一部分卻正是這些婆羅門。
英國人在東印度公司時期建立了軍隊，公司軍隊的士兵主要由婆羅門種姓構成，他們為什麼還要去起義呢？這就到了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即作者對于精英的定義沒有太多涉及身份認同和建構的問題。
精英這種身份是一種自我和他者都參與建構的集合。
一個穩定的身份認同可能需要三個支點：首先，我認同自己是這個身份；第二，他者也認同我的這個身份；第三，我明白他者對我這個身份的認同。
在英屬印度1857年的起義中，為什麼那些婆羅門會起義？婆羅門知道自己是精英，沒問題。
英國人也覺得這些婆羅門是精英，也沒問題。
但是第三點出了問題，婆羅門覺得英國人不把他們當成當地的精英。
婆羅門覺得英國人是想要污染他們的信仰，毀滅他們的宗教，把牛油塗到子彈上。
所以這是個身份認同和建構的問題。
而這本書的“精英”概念是作者在21世紀的美國大學裡想象和定義出來的。
還有精英與大衆的關系。
印度的例子，如果按照拉克曼的解釋，印度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應當是一個精英之間互動或者内鬥的過程。
這些精英分為兩派，一派代表了基層的宗教民族主義，另外一派可能是世俗的民族主義者。
這兩派之間互相的競争是獨立前後印度政治進程的表層邏輯。
我後來發現這種精英競争逐漸演化為了兩種動員機制的競争。
而對群衆的動員競争最終使群衆運動反噬了精英政治。
最能夠動員的那一派往往被其所動員的群衆所反噬、綁架和挾持，這點很有趣。
精英和群衆的關系在這裡被倒置了。
如果我來寫這段曆史，我會這麼寫。
張楊：我簡單回應一下曹老師。
拉克曼不可能不知道身份的問題，但他這麼大尺度的曆史比較研究可能無法處理所有細節。
我想到曆史上一個非常有名的辯論，就是階級概念的主客觀定義之争。
一開始大家認為階級是客觀形成的，直到湯普森說工人和工人階級之間隔着十萬八千裡。
他的書出版之後，曆史社會學也開始關注階級文化、階級意識的形成（湯普森2013）。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階級形成的主觀學派才蔚為壯觀。
精英研究肯定有類似的問題。
最開始做的人是顧大不顧小，會用客觀的指标去定義精英。
如果後來做細了，肯定會有更多的人來分析誰認同自己是精英，誰認同對方是精英，誰認同對方的認同。
我們可以說他沒有馬克思成功，沒有韋伯成功，但他選擇了這個理論，提出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思路和方法。
他對馬克思、韋伯這些人有一些系統的批評，他說明了為什麼要用精英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或者韋伯的國家理論。
我們可以覺得他不對，但是我覺得他是有自己的理論想法的。
尤怡文：我正在寫作的書稿裡也涵括了荷蘭與英國兩個案例，這讓我在閱讀過程中總是會想：精英在不同框架下是否有不一樣的分類和解釋？例如，圖2中拉克曼将荷蘭共和國歸類為“中心不存在高度精英沖突”“殖民地精英不具高度自主性”。
從經濟上而言，攝政階層(regents)的确壟斷了聯省共和國絕大部分的商業及财富；但在政治上，荷蘭自始至終都存在親王派(prinsgezindheid)與共和派(staatsgezinde)兩個派系的沖突。
再者，海外殖民地作為公司資産，由母國董事會直接經營，但卻不受聯省共和國政府指揮。
換言之，若将政治面向加入，聯省共和國的中心精英沖突及殖民地自主性分類，可能就和拉克曼的分類相異，進而對霸權的興起與衰落的解釋可能也不同。
接下來，我想提出兩個比較政治經濟學(CPE)方向的衍生性思考。
此書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更多是一個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問題，即解釋國際霸權相對權力的起落。
相對而言，探究國内政經問題及解釋改革是否能成功，在書中所占篇幅不大。
但對本職CPE研究的我而言，這是更有意思的部分。
首先是關于後霸權時代各國進行改革的可能性。
該書最後一章從英國及荷蘭後霸權時代的發展經驗——精英特權與不平等、稅收與社會福利、軍隊與外交等，來探究霸權衰落将如何影響美國政治經濟，以及阻止不平等擴大的可能。
這個問題衍生出另一重思考：書中解釋霸權興衰時，更多側重于精英沖突/凝聚，我們是否能同樣以此變量解釋各國社會不平等改革能否成功？又或者，在此問題上，“反精英聯盟”的凝聚/沖突更具解釋力？例如，英國經濟精英随着金融發展，在19世紀吸納了更多跨部門精英及跨階層成員，相對于荷蘭精英階層的排他性，英國精英群體包容性及凝聚力更強，但強大的工會組織仍迫使精英做出妥協進行改革。
再者，在展望美國前景時，拉克曼也悲觀地提到，美國工會組織的弱化使其難以成為改革動力。
這兩個案例都說明“反精英聯盟”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影響改革的關鍵因素，而不是精英聯盟。
第二個議題也是我自己的書稿比較關心的：金融工具(financialinstru-ment)在不同時代所形成的精英連結及其政治影響。
該書第八章提到，20世紀80年代前，美國精英是通過“董監連結”(interlockingdirectorates)形成跨産業精英核心圈，并形成尋租及分配共識。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金融化浪潮中，企業間董監連結程度下降了，尋租行為轉向個人化，和過去以企業或者産業為基礎的尋租分配不同。
這個時代的精英是以犧牲企業、組織利益為代價，謀取個人利益極大化。
拉克曼的分析留下了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這種更加個人導向的精英階層，凝聚力是更強還是更脆弱？精英圈是更開放還是更封閉？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是否與“前80年代”的模式相異？另外，我很好奇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化後，倫敦金融精英階層及其政治影響途徑是否也出現了變化。
據我了解，他們在英國失去霸權後依然維持寡頭壟斷地位，不過作者沒有多提。
最後是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
随着董監連結程度普遍下降，董監連結作為精英分析工具是否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