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魯西奇：鄉村社會的權力構造與非正式制度——由周雪光教授的評論引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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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于鄉裡制與家族制關系的讨論，實際上是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及其關系的理論背景下展開的，這是周老師最為擅長的領域。
我對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了解，就是從周老師的研究開始的。
我的理解是，鄉裡制度應當是正式制度，家族制度大抵是非正式制度。
在我的認識中，正式制度是由國家等權力主體以某種明确的形式确定下來的組織框架和行為規範，所以，鄉裡制度是由王朝國家自上而下地“強加”給鄉村社會的。
正是因為有這種認識，再加上較多地受馬克斯·韋伯和邁克爾·曼(MichaelMann)的影響，我試圖努力追索鄉裡制度的“意識形态”基礎或“思想”根源。
周老師說我“強調了國家意圖以及自上而下的整體設計路徑”，認為“這一思路帶有很強的理性預設的色彩”，是非常敏銳而且一針見血的評論。
這是我的“意識形态”——直白地說，我研究鄉裡制度、強調“皇權下縣”，背後的“思想”目标或最終的“意識形态關懷”，都是揭示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統治壓迫民衆的本質，批判古代國家權力對于鄉村民衆、社會的控制與剝奪。
我知道，這樣的“意識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對于國家、權力、制度等“強制”因素的看法，使我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未能保持“超然”的中正态度，從而影響了部分判斷，甚至出現一些偏見。
這很可能是我的學術研究的“緻命傷”。
我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并努力在實證研究領域盡可能地減低或避免（或者說“隐藏”）這種傾向性。
雖然我聲稱要着意探究和揭示鄉裡制度背後的思想（或理論、認知），但在拙作中，相關的探讨其實非常克制——是我有意識地“掩蓋”了研究的批判指向，努力将其控制在對曆史“實然”的實證研究範圍内。
可是，周老師評論中提出的許多思考路向，對我“蟄伏”的“意識形态”訴求實在是很大的激發，而不是抑制——作為擅長理論思考的社會學家，周老師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預設與問題，這對于每一個具有理論敏感和現實關懷的曆史學者都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比如，周老師談到：“非正式制度也包括了弱者使用自己的武器對正式制度加以抵抗的各種形式。
這些抵抗形式不僅适用于當代社會，也應該适用于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隻是具體表現方式不同。
這些非正式制度、運作和抗争行為難以記錄在案，因此難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然而，離開這些非正式制度，我們也難以恰當地評估鄉裡制度的實際運行狀況。
”這段話，實際上給曆史學實證研究提示了很大的研究空間。
我以前理解“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将之視為與正式制度目标一緻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從未想過與正式制度逆向的或對抗的制度性安排，也可以屬于非正式制度的範疇。
周老師的這個提示，再結合此前對我産生影響的艾瑞克·沃爾夫(EricR.Wolf)關于鄉民社會的研究，促使我去思考鄉村普通民衆（不包括鄉紳、地主土豪等鄉村“精英”）的“意識形态”或“道義”（即斯科特的表達），及其行為和行為規範，乃至組織架構，亦即鄉民的“制度”（其“正式”與否且不論）。
鄉村民衆的意識形态（農民的“道義”“民意”）、行為規範以及鄉民的社會組織形态，可能會是我未來一些年中試圖開展實證研究的核心問題。
周老師在評論中把我稱為曆史學者，我非常高興。
我努力固守所謂“曆史學研究的本位”，雖然也時常懷疑這個本位的存在與意義，更懷疑自己對它的固守。
讀周老師的評論，最大的感覺就是周老師在吸引我離開這個本位。
所以，這個回應，其實是在拒絕這種“誘惑”：對社會曆史理論的向往促使我在曆史學者的座位上立起身來，頓了一會兒，我還是坐下了。
吳于廑先生曾談到，做學問要立足于種好自己的菜園（也許是花園吧），也要不時地擡起頭來，看看别人的菜園，看看人家在種什麼、怎樣種，再想想自己的菜園（大意）。
周老師的評論讓我知道别的菜園主人怎樣看我種的菜，促使我擡起頭來，看看一個更大世界裡别人的菜園子。
雖然我又低下了頭，但我心裡已經有了别人菜園的景象。
也許，我的菜園裡下一季的番茄會長得有點不一樣。
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于武昌珞珈山東山頭 【參考文獻】 陳立著，1984，《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
徐暢，2021，《讀〈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百裡不同制》，“澎湃新聞·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68311（訪問日期：2022/02/16）。
我對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了解，就是從周老師的研究開始的。
我的理解是，鄉裡制度應當是正式制度，家族制度大抵是非正式制度。
在我的認識中，正式制度是由國家等權力主體以某種明确的形式确定下來的組織框架和行為規範，所以，鄉裡制度是由王朝國家自上而下地“強加”給鄉村社會的。
正是因為有這種認識，再加上較多地受馬克斯·韋伯和邁克爾·曼(MichaelMann)的影響，我試圖努力追索鄉裡制度的“意識形态”基礎或“思想”根源。
周老師說我“強調了國家意圖以及自上而下的整體設計路徑”，認為“這一思路帶有很強的理性預設的色彩”，是非常敏銳而且一針見血的評論。
這是我的“意識形态”——直白地說，我研究鄉裡制度、強調“皇權下縣”，背後的“思想”目标或最終的“意識形态關懷”，都是揭示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統治壓迫民衆的本質，批判古代國家權力對于鄉村民衆、社會的控制與剝奪。
我知道，這樣的“意識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對于國家、權力、制度等“強制”因素的看法，使我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未能保持“超然”的中正态度，從而影響了部分判斷，甚至出現一些偏見。
這很可能是我的學術研究的“緻命傷”。
我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并努力在實證研究領域盡可能地減低或避免（或者說“隐藏”）這種傾向性。
雖然我聲稱要着意探究和揭示鄉裡制度背後的思想（或理論、認知），但在拙作中，相關的探讨其實非常克制——是我有意識地“掩蓋”了研究的批判指向，努力将其控制在對曆史“實然”的實證研究範圍内。
可是，周老師評論中提出的許多思考路向，對我“蟄伏”的“意識形态”訴求實在是很大的激發，而不是抑制——作為擅長理論思考的社會學家，周老師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預設與問題，這對于每一個具有理論敏感和現實關懷的曆史學者都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比如，周老師談到：“非正式制度也包括了弱者使用自己的武器對正式制度加以抵抗的各種形式。
這些抵抗形式不僅适用于當代社會，也應該适用于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隻是具體表現方式不同。
這些非正式制度、運作和抗争行為難以記錄在案，因此難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然而，離開這些非正式制度，我們也難以恰當地評估鄉裡制度的實際運行狀況。
”這段話，實際上給曆史學實證研究提示了很大的研究空間。
我以前理解“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将之視為與正式制度目标一緻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從未想過與正式制度逆向的或對抗的制度性安排，也可以屬于非正式制度的範疇。
周老師的這個提示，再結合此前對我産生影響的艾瑞克·沃爾夫(EricR.Wolf)關于鄉民社會的研究，促使我去思考鄉村普通民衆（不包括鄉紳、地主土豪等鄉村“精英”）的“意識形态”或“道義”（即斯科特的表達），及其行為和行為規範，乃至組織架構，亦即鄉民的“制度”（其“正式”與否且不論）。
鄉村民衆的意識形态（農民的“道義”“民意”）、行為規範以及鄉民的社會組織形态，可能會是我未來一些年中試圖開展實證研究的核心問題。
周老師在評論中把我稱為曆史學者，我非常高興。
我努力固守所謂“曆史學研究的本位”，雖然也時常懷疑這個本位的存在與意義，更懷疑自己對它的固守。
讀周老師的評論，最大的感覺就是周老師在吸引我離開這個本位。
所以，這個回應，其實是在拒絕這種“誘惑”：對社會曆史理論的向往促使我在曆史學者的座位上立起身來，頓了一會兒，我還是坐下了。
吳于廑先生曾談到，做學問要立足于種好自己的菜園（也許是花園吧），也要不時地擡起頭來，看看别人的菜園，看看人家在種什麼、怎樣種，再想想自己的菜園（大意）。
周老師的評論讓我知道别的菜園主人怎樣看我種的菜，促使我擡起頭來，看看一個更大世界裡别人的菜園子。
雖然我又低下了頭，但我心裡已經有了别人菜園的景象。
也許，我的菜園裡下一季的番茄會長得有點不一樣。
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于武昌珞珈山東山頭 【參考文獻】 陳立著，1984，《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
徐暢，2021，《讀〈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百裡不同制》，“澎湃新聞·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