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魯西奇：鄉村社會的權力構造與非正式制度——由周雪光教授的評論引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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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會的權力構造與非正式制度
由周雪光教授的評論引發的思考
魯西奇<注："魯西奇，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主要從事曆史地理與中國古代史研究。
代表作有《區域曆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2000、2019)、《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2014)、《中國曆史的空間結構》(2014)、《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2021)等。
另著有學術随筆《何草不黃》(2015)、《誰的曆史》(2019)等。
"> 周雪光教授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細讀了拙作《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并給予全面深入的評論，我非常感激。
作為作者，對于周老師的美意與肯定，隻宜讓它随風飄去。
我一直很關注周老師的研究，讀過他以中文發表的大部分論著，所以，對周老師評論的出發點與基本理路，可以大緻理解與把握。
因此，我細讀周老師的評論，努力将周老師的提示與自己的研究結合起來，思考哪些問題可以落到曆史學的實證研究上來，拓展未來的研究空間，調整自己的研究重心和具體路徑。
本文主要談談周老師的評論給我帶來的啟發，以及由此引發的三點思考，作為對周老師的回應和感謝。
第一，周老師引錢穆先生之言，認為政治應該從人事與制度兩個方面來講，指出拙作主要着眼于對于制度的考證，對于運行制度的“人事”則未予充分關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于制度意義、性質的進一步闡釋和讨論。
這是知者之言。
在此之前，徐暢(2021)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發表的評論中，有更為明确的批評：“作者主要對王朝國家鄉裡制實施的原則和方式進行了系統探讨，基本沒有對漫長曆史時段内鄉裡制下執事人員的身份、性質、職掌開展辨析與對比”；“也正是由于并未着力于捕捉制度史圖景中‘人’的角色，對于中國古代鄉裡制研究中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如隋唐之際鄉官被廢除的原因，唐宋鄉裡執役者由官而役的轉變，本書并未給出強有力的闡釋與回應”。
（徐暢2021）——這些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這确實是拙作的缺失。
應當說，我當然注意過這些問題，也曾經認真地考慮将“人”的因素更多地放在鄉裡制度中加以考查，但最終卻并沒有能夠實現。
其原因，除了拙作篇幅已經過長，遠超預想，更因為我實際上未能真正找到最合适的研究路徑。
關于鄉裡制度下執事者的身份、職掌及其地位、性質，已有的研究大多将其置入戶籍賦役制度中加以分析，特别是考查其在戶籍制度中的身份與戶籍等，但由于鄉裡制度、戶籍制度、賦役制度三者在結構上高度重疊、職能上也高度互補，這種辦法實際上易于造成循環論證。
指出某位鄉裡執事人具有怎樣的戶籍身份（以及其所包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具有怎樣的賦役責任或者可以減免哪些賦役責任，雖然也有意義，但其實并沒有能夠真正展示出“人”的動态身影。
我一直在想，怎樣才能“捕捉”到鄉裡制度下執事人的動态身影，予以描述并定位，并盡可能避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呢？直到2021年，我才慢慢地找到了一些路向，并着手開展一些具體的研究。
我試圖引入“權力”（以及“權威”）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我把“權力”粗略地理解為對他人的控制、剝奪，以及對資源及财富的占有、控制和使用。
我設想自己站在鄉村社會，特别是普通民戶的立場上，去看鄉村社會中哪些是有權力（以及權威）的人，他們（分别）有怎樣的權力，如何運用其權力，他們之間又怎樣分配權力，以及如何互相制衡。
在一個普通農民看來，鄉村裡擁有權力的，主要是三種人：一是鄉吏裡胥，也就是鄉裡制度下的各種執事人，我把他們稱作中國古代的“基層幹部”，他們主要擁有行政權力；二是地主土豪，也就是鄉村中擁有财富和勢力，可以“設财役貧”“武斷鄉曲”的人，他們掌握鄉村中的經濟權力以及部分社會權力；三是“鄉紳”，或者說是“居鄉紳衿”，也就是居鄉的退休或罷官的官員，以及有功名的人，他們在鄉村中擁有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力，是鄉村中的“名望”，掌握鄉村社會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教育權力。
以上三種人及其權力，當然可能相互疊合。
還有一種人，“長老”，或者稱之為“父老”或者“父兄”，也就是鄉村中齒序輩分較高的人，每家每戶都有，在家庭、宗族以及村落的不同範圍内擁有、行使權力，其中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得到官府認可或委任的、年高而有德望的長老，被賦予教化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中。
鄉吏裡胥、地主土豪、鄉紳名望以及長老（父老），共同構成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
由此，我設想可以将鄉吏裡胥（鄉裡制度的執事人）置入這樣的鄉村權力體系中加以考查，或能明晰其在鄉村社會以及王朝國家鄉村控制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而在這個體系中履行職能、使用其權力并發揮作用的鄉吏裡
主要從事曆史地理與中國古代史研究。
代表作有《區域曆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2000、2019)、《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2014)、《中國曆史的空間結構》(2014)、《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2021)等。
另著有學術随筆《何草不黃》(2015)、《誰的曆史》(2019)等。
"> 周雪光教授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細讀了拙作《中國古代鄉裡制度研究》，并給予全面深入的評論，我非常感激。
作為作者，對于周老師的美意與肯定，隻宜讓它随風飄去。
我一直很關注周老師的研究，讀過他以中文發表的大部分論著，所以，對周老師評論的出發點與基本理路，可以大緻理解與把握。
因此，我細讀周老師的評論，努力将周老師的提示與自己的研究結合起來，思考哪些問題可以落到曆史學的實證研究上來，拓展未來的研究空間，調整自己的研究重心和具體路徑。
本文主要談談周老師的評論給我帶來的啟發，以及由此引發的三點思考，作為對周老師的回應和感謝。
第一，周老師引錢穆先生之言，認為政治應該從人事與制度兩個方面來講，指出拙作主要着眼于對于制度的考證，對于運行制度的“人事”則未予充分關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于制度意義、性質的進一步闡釋和讨論。
這是知者之言。
在此之前，徐暢(2021)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發表的評論中，有更為明确的批評：“作者主要對王朝國家鄉裡制實施的原則和方式進行了系統探讨，基本沒有對漫長曆史時段内鄉裡制下執事人員的身份、性質、職掌開展辨析與對比”；“也正是由于并未着力于捕捉制度史圖景中‘人’的角色，對于中國古代鄉裡制研究中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如隋唐之際鄉官被廢除的原因，唐宋鄉裡執役者由官而役的轉變，本書并未給出強有力的闡釋與回應”。
（徐暢2021）——這些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這确實是拙作的缺失。
應當說，我當然注意過這些問題，也曾經認真地考慮将“人”的因素更多地放在鄉裡制度中加以考查，但最終卻并沒有能夠實現。
其原因，除了拙作篇幅已經過長，遠超預想，更因為我實際上未能真正找到最合适的研究路徑。
關于鄉裡制度下執事者的身份、職掌及其地位、性質，已有的研究大多将其置入戶籍賦役制度中加以分析，特别是考查其在戶籍制度中的身份與戶籍等，但由于鄉裡制度、戶籍制度、賦役制度三者在結構上高度重疊、職能上也高度互補，這種辦法實際上易于造成循環論證。
指出某位鄉裡執事人具有怎樣的戶籍身份（以及其所包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具有怎樣的賦役責任或者可以減免哪些賦役責任，雖然也有意義，但其實并沒有能夠真正展示出“人”的動态身影。
我一直在想，怎樣才能“捕捉”到鄉裡制度下執事人的動态身影，予以描述并定位，并盡可能避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呢？直到2021年，我才慢慢地找到了一些路向，并着手開展一些具體的研究。
我試圖引入“權力”（以及“權威”）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我把“權力”粗略地理解為對他人的控制、剝奪，以及對資源及财富的占有、控制和使用。
我設想自己站在鄉村社會，特别是普通民戶的立場上，去看鄉村社會中哪些是有權力（以及權威）的人，他們（分别）有怎樣的權力，如何運用其權力，他們之間又怎樣分配權力，以及如何互相制衡。
在一個普通農民看來，鄉村裡擁有權力的，主要是三種人：一是鄉吏裡胥，也就是鄉裡制度下的各種執事人，我把他們稱作中國古代的“基層幹部”，他們主要擁有行政權力；二是地主土豪，也就是鄉村中擁有财富和勢力，可以“設财役貧”“武斷鄉曲”的人，他們掌握鄉村中的經濟權力以及部分社會權力；三是“鄉紳”，或者說是“居鄉紳衿”，也就是居鄉的退休或罷官的官員，以及有功名的人，他們在鄉村中擁有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力，是鄉村中的“名望”，掌握鄉村社會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教育權力。
以上三種人及其權力，當然可能相互疊合。
還有一種人，“長老”，或者稱之為“父老”或者“父兄”，也就是鄉村中齒序輩分較高的人，每家每戶都有，在家庭、宗族以及村落的不同範圍内擁有、行使權力，其中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得到官府認可或委任的、年高而有德望的長老，被賦予教化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中。
鄉吏裡胥、地主土豪、鄉紳名望以及長老（父老），共同構成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
由此，我設想可以将鄉吏裡胥（鄉裡制度的執事人）置入這樣的鄉村權力體系中加以考查，或能明晰其在鄉村社會以及王朝國家鄉村控制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而在這個體系中履行職能、使用其權力并發揮作用的鄉吏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