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張曉鳴：在數字中發現曆史：曆史社會學與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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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字中發現曆史
曆史社會學與定量方法
張曉鳴<注："張曉鳴，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百人計劃研究員，研究領域為量化曆史、曆史社會學、組織理論。
感謝陳雨新、郦菁、王海骁、趙鼎新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感謝劉曉敏、王子賀與鄭翔益協助研究，當然文責自負。
郵箱：[email protected]。
"> 【摘要】傳統的曆史社會學以比較案例分析為主要論證手段，然而近些年，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使用定量方法。
本文指出，這一趨勢的出現源于定量方法在描述典型事實、識别因果關系與排除競争性假說等方面具備優勢。
定量方法的普及，亦得益于學者構建大規模曆史數據庫的努力以及分析技術的成熟。
本文同時指出，定量方法在因果論證過程中也面臨着度量誤差、樣本選擇以及假設前提不符等挑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定量分析将事實濃縮成數據，容易忽視經驗材料生成時的曆史情景與内生選擇過程。
因此，綜合定量與定性方法進行論證，充分還原曆史場景的複雜性以及規律性是可取的研究方向。
一 引言 曆史社會學是一門利用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重要曆史現象，提煉曆史規律，同時也從中發展社會科學理論的學問(Abrams1982，190；Skocpol1984；Clemens2007；Lachmann2013，9)。
曆史過程中的部分規律往往展現為因果關系，即，某事導緻了另一件事的産生。
因此，學者在從事曆史社會學的研究時，往往試圖證明其所發現的規律為因果關系，而非相關關系(Ermakoff2019)。
因果關系的論證大緻可以分為定性與定量方法。
<注："盡管有學者認為兩種方法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規範(King,Keohane,andVerba1995，7)，但是學者普遍認為兩者的論證邏輯存在本質區别，更多讨論見MahoneyandGary(2006)；BradyandCollier(2010)；GaryandMahoney(2012)；Ivan(2019)；朱天飚(2015)。
">盡管在曆史社會學的傳統叙事中，定性比較案例分析是主流論證方式，<注："關于曆史社會學中定性方法的讨論請見：Mahoney(2003)MahoneyandRueschemeyer(2003)MahoneyandThelen(2015)。
">近些年，越來越多研究開始使用定量方法，定量方法運用的廣度與深度都在不斷提高。
本文旨在讨論曆史社會學中定量方法運用的現狀、優勢與局限。
<注："本文主要讨論基于統計理論的定量分析方法，關于博弈論與數理邏輯演繹在曆史解釋中的運用請見Bates,Greif,Rosenthal,andWeingast(1998)；考慮到曆史社會學的曆史屬性，本文主要讨論基于觀測數據(observationaldata)的統計方法，不讨論利用實驗數據的統計方法(experimentaldata)，更多讨論請見JacksonandCox(2013)；ImbensandRubin(2015，47)。
定量方法包括統計推斷、網絡分析等多種方法，而前者應用最廣，本文也以此為讨論重點。
">本文将指出：第一，基于大樣本的定量分析已經成為曆史社會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論證手段；第二，定量方法在曆史社會學研究的特定方面有其獨特優勢，包括描述典型事實、識别因果關系與排除競争性假說等，但定量方法也面臨着度量誤差、樣本選擇以及假設前提不符等挑戰；第三，如果要在進行因果推斷的同時不忘回歸社會科學的常識，綜合多種方法論證是一種基本取向。
一方面，方法要服務于問題；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因果關系的複雜性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
本文安排如下：首先，我們将分析社會學主流期刊所發表的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使用的基本情況，同時将分析樣本拓展至獲獎的曆史社會學論文與書籍（巴林頓·摩爾書籍獎與查爾斯·蒂利論文獎）；其次，本文将結合具體案例，闡述定量方法在研究曆史社會學問題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及存在的問題與應對策略；最後是總結性評述。
二 定量方法在曆史社會學中的應用 利用定量數據描述典型事實、論證理論命題，是社會科學常見的叙事模式。
單純依靠定量方法進行因果論證的研究在曆史社會學中比較少見，大多數作品都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混合方法(mixed-method)。
根據這些使用了混合方法的作品的特征，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典型的混合方法：第一，使用定量方法描述趨勢特征，使用定性方法分析因果關系；第二，使用定量方法回答定性方法難以清楚回答的問題；第三，使用定量方法識别相關/因果關系，使用定性分析提供機制解釋。
這三種模式對定量的要求依次提高。
為了解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的使用情況，本文首先對近五年(2015—2020)發表于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以下簡稱AJ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以下簡稱ASR），以及曆史社會學的專業期刊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以下簡稱JHS）<注："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toc/ajs/current（訪問日期2022/02/08）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asr（訪問日期2022/02/08）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76443（訪問日期2022/02/08）">上的642篇論文進行初步分析。
<注："我們将那些主要使用曆史材料研究曆史事件的論文歸類為曆史社會學論文，同時排除盡管使用了曆史材料，但是研究議題明顯屬于其他領域的論文，如曆史人口學、社會分層與不平等等議題。
"> 我們可以從表一中看到一個清晰的趨勢，那就是學者廣泛地在曆史社會學的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這一點在廣受認可的社會學期刊如AJS與ASR中更為明顯。
2015年至2020年發表于AJS與ASR的共47篇曆史社會學論文中，有40篇（占比85%）使用了定量數據與分析方法，其中有30篇（占比75%）使用了比較複雜的統計回歸或網絡分析進行相關關系或者因果關系的檢驗。
這說明第三類混合方法目前逐漸成為主流，定量方法已經成為曆史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論證手段，并且對定量技術的要求也較高。
不過，這些論文的趨勢也不一定就反映了曆史社會學界的整體取向，而有可能僅僅隻是反映了特定期刊的偏好。
為了進一步了解曆史社會學家對定量方法的使用情況，我們另外選擇一個樣本，那就是巴林頓·摩爾著作獎以及查爾斯·蒂利論文獎的獲獎作品。
<注："參見http://chs.asa-comparative-historical.org/awards/barrington-moore-book-award/（訪問日期2022/02/08）和http://chs.asa-comparative-historical.org/awards/charles-tilly-best-article-award/（訪問日期2022/02/08）；樣本均不包括提名著作或者論文。
">2005年至2019年間，在總計23篇查爾斯·蒂利獲獎論文中，有14篇（占比61%）使用了定量數據進行論證，盡管大多數隻限于描述性分析，但其中仍有三篇論文使用了統計回歸或者網絡分析方法，而這三篇都發表于2015年後。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其中有20篇發表于AJS或者ASR，而這些論文在2015年前大多使用第一類混合方法，直到2015年後才開始使用比較複雜的定量技術。
在2002年至2019年間的23本巴林頓·摩爾獎獲獎著作中，有15本使用了大樣本數據進行論證，大多數論著都采用了第一類混合方法，即使用定量數據描述趨勢與典型事實，運用定性方法讨論因果機制。
概而言之，越來越多的曆史社會學者在近年傾向于在其作品中使用定量數據與方法進行分析，這一趨勢在期刊論文中尤為明顯。
這與近些年學者基于一手材料構建大樣本數據庫的努力分不開。
另一方面，定量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電腦計算能力與分析軟件的普及也極大地降低了定量方法的使用難度（陳志武2016；林展、陳志武2021）。
表1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使用統計(2015—2020) 注：資料來源為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以及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
具體數據可于作者主頁下載：https://xiaoming-zhang.wixsite.com/academics/about。
三 定量方法的優勢 定量方法在刻畫典型事實、确定相關關系以及論證因果關系等方面有其獨特優勢，這也是為什麼近些年曆史社會學者越來越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
這一節我将結合具體案例來進行詳述。
1.描述典型事實，揭示宏觀趨勢 定量方法将事實濃縮成數據，讓我們對一些相對“客觀”的特征或宏觀趨勢有更直觀的了解，從而為定性分析提供基礎。
在曆史社會學的經典作品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論證方式。
例如，邁克爾·曼在描述軍事壓力如何推動國家轉型時，通過對12世紀至15世紀英國王室的财政收入與支出數據的分析，發現從12世紀晚期開始，歐洲早期國家之間戰争形态的升級——尤其是雇傭兵對自帶裝備來履行封建軍事義務的騎士的取代——導緻軍費猛增，政府稅收開始超越王室領土收入成為主要财政收入來源，這最終推動了英國公共财政的出現(Mann1986，425)。
由于定量方法在描述趨勢特征方面的優勢，很多社會科學著作都使用定量數據來輔助分析，第一類混合方法也是曆史社會學研究中最常見的分析模式，這裡我們不做過多介紹。
定量方法的另一大優勢在于能夠回答使用定性方法無法回答或者難以清楚回答的問題。
例如，在關于春秋戰國時期戰争形态的研究中，趙鼎新繪制了發生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43年的戰争的地理分布與交戰網絡(Zhao2015，115，Figure4.1)。
通過分析戰争的空間網絡，作者發現春秋時期實際存在四大局部戰區，即以齊國為中心的東方（中原）戰區，以楚國為中心的南方戰區，以晉國為中心的北方戰區，以及以秦國為中心的西方戰區。
齊、楚、晉、秦四國在各自戰區都面臨周圍國家的軍事威脅與挑戰，四大戰區相對分隔，不存在單一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
這一發現挑戰了傳統史學認為春秋時期存在前後相繼的幾任霸主的陳見(Zhao2015，115)。
從交戰雙（多）方的地理網絡中，作者進一步發現，齊、楚、晉、秦之所以能夠擁有軍事優勢，一方面是由于其效率驅動的文化轉型，另一方面則是這四國都位于四大戰區的地理邊緣，使得這四國不會在多個方向面臨軍事威脅。
對定量數據的靈活運用可以使我們避免曆史書寫者在描述史實時所夾雜的偏見，這一點在作者關于晉楚争雄的分析中展現得尤為精彩。
利用位于晉楚兩國中間位置的趙國與兩國的結盟年數、兩國主動軍事進攻次數與征戰距離等定量指标，作者巧妙地捕捉了兩國的實力差異，因為脅迫戰略中間國與其結盟的能力以及能夠主動發起進攻并進行長距離征戰的能力，都說明該國在各國間的政治影響力與軍事實力上都更具優勢。
通過這些定量指标，作者發現楚國在兩國争雄中實際更占有優勢，而非如一些曆史學者所認為的，晉國是具有主導地位的霸主(Zhao2015，120)。
在利用大樣本數據推翻既有成見方面，艾德林的一項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例(Eidlin2016)。
他探讨了一個經典話題：為什麼美國沒有工黨？傳統的“政黨反映理論”(ReflectionModel)認為政黨的産生是對社會已有的政治文化、制度與“社會裂痕”的反映，而美國的個人主義傳統、總統制的選舉體制以及階級内部分立是導緻美國沒有産生工黨的主要原因。
為了回答這一重要問題以及檢驗傳統理論，作者比較了美國與加拿大兩國工黨的曆史發展路徑。
美國與加拿大的地理位置臨近，在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也存在諸多相似性，但是美國一直未能發展出工黨，而加拿大卻形成了新民主黨（工黨），因此兩國的差異能夠幫助我們檢驗之前的理論是否有經驗支持。
為了追溯兩國工黨發展的曆史，作者首先收集了兩國1867年至2009年間獨立左翼第三黨(IndependentLeftThirdParties)的支持率數據。
<注："按照該文作者的定義，“獨立左翼第三黨”包括所有不屬于主流政黨（如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以及加拿大的自由黨與保守黨），且帶有左翼意識形态的政黨。
">通過繪制簡單的曲線圖，作者發現了一個十分令人驚訝的事實，即兩國獨立左翼第三黨的支持率并非從一開始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而是在某個時點之後才出現明顯分流。
具體來說，在“一戰”前，美國獨立左翼第三黨在本國的支持率要高于加拿大。
從“一戰”爆發到20世紀30年代之間，加拿大獨立左翼第三黨的支持率出現劇烈波動，而美國卻相對穩定。
關鍵的曆史節點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此後獨立左翼第三黨在美國的支持率迅速下降，而在加拿大卻不斷上升(Eidlin2016，3,Figure1)。
這對“反映理論”提出了挑戰，因為無論是兩國的政治文化還是選舉體制短期内都沒有變化。
為解釋這一事實，作者提出了“政黨匹配理論”(ArticulationModelofParties)。
這一理論認為，政黨在結構約束下的政治動員策略是解釋兩國工黨發展差異的關鍵因素。
具體來說，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兩國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與農民抗議，然而兩國執政黨對此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
在此過程中，兩國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聯盟形态以回應執政黨的處理政策，因此塑造了之後兩國工黨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在美國，羅斯福及其領導的民主黨對勞工運動采取了“吸納”與同化策略，通過新政将勞工與農民這一“被遺忘階層”納入政治同盟。
這一策略加劇了勞工内
感謝陳雨新、郦菁、王海骁、趙鼎新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感謝劉曉敏、王子賀與鄭翔益協助研究，當然文責自負。
郵箱：
"> 【摘要】傳統的曆史社會學以比較案例分析為主要論證手段，然而近些年，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使用定量方法。
本文指出，這一趨勢的出現源于定量方法在描述典型事實、識别因果關系與排除競争性假說等方面具備優勢。
定量方法的普及，亦得益于學者構建大規模曆史數據庫的努力以及分析技術的成熟。
本文同時指出，定量方法在因果論證過程中也面臨着度量誤差、樣本選擇以及假設前提不符等挑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定量分析将事實濃縮成數據，容易忽視經驗材料生成時的曆史情景與内生選擇過程。
因此，綜合定量與定性方法進行論證，充分還原曆史場景的複雜性以及規律性是可取的研究方向。
一 引言 曆史社會學是一門利用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重要曆史現象，提煉曆史規律，同時也從中發展社會科學理論的學問(Abrams1982，190；Skocpol1984；Clemens2007；Lachmann2013，9)。
曆史過程中的部分規律往往展現為因果關系，即，某事導緻了另一件事的産生。
因此，學者在從事曆史社會學的研究時，往往試圖證明其所發現的規律為因果關系，而非相關關系(Ermakoff2019)。
因果關系的論證大緻可以分為定性與定量方法。
<注："盡管有學者認為兩種方法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規範(King,Keohane,andVerba1995，7)，但是學者普遍認為兩者的論證邏輯存在本質區别，更多讨論見MahoneyandGary(2006)；BradyandCollier(2010)；GaryandMahoney(2012)；Ivan(2019)；朱天飚(2015)。
">盡管在曆史社會學的傳統叙事中，定性比較案例分析是主流論證方式，<注："關于曆史社會學中定性方法的讨論請見：Mahoney(2003)MahoneyandRueschemeyer(2003)MahoneyandThelen(2015)。
">近些年，越來越多研究開始使用定量方法，定量方法運用的廣度與深度都在不斷提高。
本文旨在讨論曆史社會學中定量方法運用的現狀、優勢與局限。
<注："本文主要讨論基于統計理論的定量分析方法，關于博弈論與數理邏輯演繹在曆史解釋中的運用請見Bates,Greif,Rosenthal,andWeingast(1998)；考慮到曆史社會學的曆史屬性，本文主要讨論基于觀測數據(observationaldata)的統計方法，不讨論利用實驗數據的統計方法(experimentaldata)，更多讨論請見JacksonandCox(2013)；ImbensandRubin(2015，47)。
定量方法包括統計推斷、網絡分析等多種方法，而前者應用最廣，本文也以此為讨論重點。
">本文将指出：第一，基于大樣本的定量分析已經成為曆史社會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論證手段；第二，定量方法在曆史社會學研究的特定方面有其獨特優勢，包括描述典型事實、識别因果關系與排除競争性假說等，但定量方法也面臨着度量誤差、樣本選擇以及假設前提不符等挑戰；第三，如果要在進行因果推斷的同時不忘回歸社會科學的常識，綜合多種方法論證是一種基本取向。
一方面，方法要服務于問題；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因果關系的複雜性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
本文安排如下：首先，我們将分析社會學主流期刊所發表的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使用的基本情況，同時将分析樣本拓展至獲獎的曆史社會學論文與書籍（巴林頓·摩爾書籍獎與查爾斯·蒂利論文獎）；其次，本文将結合具體案例，闡述定量方法在研究曆史社會學問題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及存在的問題與應對策略；最後是總結性評述。
二 定量方法在曆史社會學中的應用 利用定量數據描述典型事實、論證理論命題，是社會科學常見的叙事模式。
單純依靠定量方法進行因果論證的研究在曆史社會學中比較少見，大多數作品都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混合方法(mixed-method)。
根據這些使用了混合方法的作品的特征，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典型的混合方法：第一，使用定量方法描述趨勢特征，使用定性方法分析因果關系；第二，使用定量方法回答定性方法難以清楚回答的問題；第三，使用定量方法識别相關/因果關系，使用定性分析提供機制解釋。
這三種模式對定量的要求依次提高。
為了解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的使用情況，本文首先對近五年(2015—2020)發表于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以下簡稱AJ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以下簡稱ASR），以及曆史社會學的專業期刊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以下簡稱JHS）<注："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toc/ajs/current（訪問日期2022/02/08）
<注："我們将那些主要使用曆史材料研究曆史事件的論文歸類為曆史社會學論文，同時排除盡管使用了曆史材料，但是研究議題明顯屬于其他領域的論文，如曆史人口學、社會分層與不平等等議題。
"> 我們可以從表一中看到一個清晰的趨勢，那就是學者廣泛地在曆史社會學的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這一點在廣受認可的社會學期刊如AJS與ASR中更為明顯。
2015年至2020年發表于AJS與ASR的共47篇曆史社會學論文中，有40篇（占比85%）使用了定量數據與分析方法，其中有30篇（占比75%）使用了比較複雜的統計回歸或網絡分析進行相關關系或者因果關系的檢驗。
這說明第三類混合方法目前逐漸成為主流，定量方法已經成為曆史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論證手段，并且對定量技術的要求也較高。
不過，這些論文的趨勢也不一定就反映了曆史社會學界的整體取向，而有可能僅僅隻是反映了特定期刊的偏好。
為了進一步了解曆史社會學家對定量方法的使用情況，我們另外選擇一個樣本，那就是巴林頓·摩爾著作獎以及查爾斯·蒂利論文獎的獲獎作品。
<注："參見
">2005年至2019年間，在總計23篇查爾斯·蒂利獲獎論文中，有14篇（占比61%）使用了定量數據進行論證，盡管大多數隻限于描述性分析，但其中仍有三篇論文使用了統計回歸或者網絡分析方法，而這三篇都發表于2015年後。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其中有20篇發表于AJS或者ASR，而這些論文在2015年前大多使用第一類混合方法，直到2015年後才開始使用比較複雜的定量技術。
在2002年至2019年間的23本巴林頓·摩爾獎獲獎著作中，有15本使用了大樣本數據進行論證，大多數論著都采用了第一類混合方法，即使用定量數據描述趨勢與典型事實，運用定性方法讨論因果機制。
概而言之，越來越多的曆史社會學者在近年傾向于在其作品中使用定量數據與方法進行分析，這一趨勢在期刊論文中尤為明顯。
這與近些年學者基于一手材料構建大樣本數據庫的努力分不開。
另一方面，定量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電腦計算能力與分析軟件的普及也極大地降低了定量方法的使用難度（陳志武2016；林展、陳志武2021）。
表1曆史社會學論文中定量方法使用統計(2015—2020) 注：資料來源為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以及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
具體數據可于作者主頁下載：
三 定量方法的優勢 定量方法在刻畫典型事實、确定相關關系以及論證因果關系等方面有其獨特優勢，這也是為什麼近些年曆史社會學者越來越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
這一節我将結合具體案例來進行詳述。
1.描述典型事實，揭示宏觀趨勢 定量方法将事實濃縮成數據，讓我們對一些相對“客觀”的特征或宏觀趨勢有更直觀的了解，從而為定性分析提供基礎。
在曆史社會學的經典作品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論證方式。
例如，邁克爾·曼在描述軍事壓力如何推動國家轉型時，通過對12世紀至15世紀英國王室的财政收入與支出數據的分析，發現從12世紀晚期開始，歐洲早期國家之間戰争形态的升級——尤其是雇傭兵對自帶裝備來履行封建軍事義務的騎士的取代——導緻軍費猛增，政府稅收開始超越王室領土收入成為主要财政收入來源，這最終推動了英國公共财政的出現(Mann1986，425)。
由于定量方法在描述趨勢特征方面的優勢，很多社會科學著作都使用定量數據來輔助分析，第一類混合方法也是曆史社會學研究中最常見的分析模式，這裡我們不做過多介紹。
定量方法的另一大優勢在于能夠回答使用定性方法無法回答或者難以清楚回答的問題。
例如，在關于春秋戰國時期戰争形态的研究中，趙鼎新繪制了發生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43年的戰争的地理分布與交戰網絡(Zhao2015，115，Figure4.1)。
通過分析戰争的空間網絡，作者發現春秋時期實際存在四大局部戰區，即以齊國為中心的東方（中原）戰區，以楚國為中心的南方戰區，以晉國為中心的北方戰區，以及以秦國為中心的西方戰區。
齊、楚、晉、秦四國在各自戰區都面臨周圍國家的軍事威脅與挑戰，四大戰區相對分隔，不存在單一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
這一發現挑戰了傳統史學認為春秋時期存在前後相繼的幾任霸主的陳見(Zhao2015，115)。
從交戰雙（多）方的地理網絡中，作者進一步發現，齊、楚、晉、秦之所以能夠擁有軍事優勢，一方面是由于其效率驅動的文化轉型，另一方面則是這四國都位于四大戰區的地理邊緣，使得這四國不會在多個方向面臨軍事威脅。
對定量數據的靈活運用可以使我們避免曆史書寫者在描述史實時所夾雜的偏見，這一點在作者關于晉楚争雄的分析中展現得尤為精彩。
利用位于晉楚兩國中間位置的趙國與兩國的結盟年數、兩國主動軍事進攻次數與征戰距離等定量指标，作者巧妙地捕捉了兩國的實力差異，因為脅迫戰略中間國與其結盟的能力以及能夠主動發起進攻并進行長距離征戰的能力，都說明該國在各國間的政治影響力與軍事實力上都更具優勢。
通過這些定量指标，作者發現楚國在兩國争雄中實際更占有優勢，而非如一些曆史學者所認為的，晉國是具有主導地位的霸主(Zhao2015，120)。
在利用大樣本數據推翻既有成見方面，艾德林的一項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例(Eidlin2016)。
他探讨了一個經典話題：為什麼美國沒有工黨？傳統的“政黨反映理論”(ReflectionModel)認為政黨的産生是對社會已有的政治文化、制度與“社會裂痕”的反映，而美國的個人主義傳統、總統制的選舉體制以及階級内部分立是導緻美國沒有産生工黨的主要原因。
為了回答這一重要問題以及檢驗傳統理論，作者比較了美國與加拿大兩國工黨的曆史發展路徑。
美國與加拿大的地理位置臨近，在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也存在諸多相似性，但是美國一直未能發展出工黨，而加拿大卻形成了新民主黨（工黨），因此兩國的差異能夠幫助我們檢驗之前的理論是否有經驗支持。
為了追溯兩國工黨發展的曆史，作者首先收集了兩國1867年至2009年間獨立左翼第三黨(IndependentLeftThirdParties)的支持率數據。
<注："按照該文作者的定義，“獨立左翼第三黨”包括所有不屬于主流政黨（如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以及加拿大的自由黨與保守黨），且帶有左翼意識形态的政黨。
">通過繪制簡單的曲線圖，作者發現了一個十分令人驚訝的事實，即兩國獨立左翼第三黨的支持率并非從一開始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而是在某個時點之後才出現明顯分流。
具體來說，在“一戰”前，美國獨立左翼第三黨在本國的支持率要高于加拿大。
從“一戰”爆發到20世紀30年代之間，加拿大獨立左翼第三黨的支持率出現劇烈波動，而美國卻相對穩定。
關鍵的曆史節點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此後獨立左翼第三黨在美國的支持率迅速下降，而在加拿大卻不斷上升(Eidlin2016，3,Figure1)。
這對“反映理論”提出了挑戰，因為無論是兩國的政治文化還是選舉體制短期内都沒有變化。
為解釋這一事實，作者提出了“政黨匹配理論”(ArticulationModelofParties)。
這一理論認為，政黨在結構約束下的政治動員策略是解釋兩國工黨發展差異的關鍵因素。
具體來說，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兩國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與農民抗議，然而兩國執政黨對此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
在此過程中，兩國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聯盟形态以回應執政黨的處理政策，因此塑造了之後兩國工黨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在美國，羅斯福及其領導的民主黨對勞工運動采取了“吸納”與同化策略，通過新政将勞工與農民這一“被遺忘階層”納入政治同盟。
這一策略加劇了勞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