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郦菁：時間危機與社會科學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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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切入曆史研究，而不是注重具體曆史案例的比較，并沒有成為這一少壯派群體實際的領導人。
斯考切波等以ASA作為其主要的學術陣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關注微觀問題的“社會科學曆史”(socialsciencehistory)研究者則以SSHA作為其主要陣地。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存在多種不同的擁抱曆史的實驗。
這段曆史詳見阿伯特(Abbott2001,91—120)。
當然，阿伯特對于社會科學曆史轉向的解釋，主要是學科内部的“分形差異”(fractaldistinction)帶來的運動，是一種“内部視角”，我并不完全同意。
">相應地，大約從1975年開始，曆史社會學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開始猛增，美國社會學會(ASA)比較曆史研究論壇和社會科學曆史學會(SSHA)中相關的學術群體也迅速擴張。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是這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的底色，而韋伯對于政治領域相對獨立性的論斷亦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當然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實踐和“長時段”概念也對其影響良多。
其角力的對手主要是戰後美國主流的結構功能主義(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15—22)。
這些曆史社會學運動内部不乏多元脈絡和紛纭表述，但以早期的斯考切波為代表的曆史比較曾經引起廣泛的争議，此處也值得詳述。
這種靜态的比較方法将曆史事實和過程從曆史情境中抽拔出來，并仍以自然科學的演繹方法為出發點。
在時間性的層面，休厄爾曾稱其以“實驗性時間性”為基礎，因而—— “類實驗性的比較方法最大的問題還不在于無法搜集足夠的案例，這隻會影響一些研究的（具體）問題。
最大的問題毋甯是有關時間性的非曆史假設，這是嚴格遵循實驗邏輯所必需的。
我會說有關時間性的實驗性概念和一般的比較方法是不可分的，且隻有在布洛維十分恰切地稱之為‘把曆史凍結’之後才能施行——我還要把這個比喻擴展一下，即把凝結成團的曆史時間人為切分為可以相互替代的單位。
”(Sewell2005，94—95)<注："此段為作者翻譯。
此段所引的布洛維對斯考切波的批評，請見Burawoy(1989)。
"> 正如休厄爾所批評的，這種曆史社會學的議題固然是曆史的，但其處理曆史的方式是非曆史的。
截然不同的、分屬不同時期和情境的“過去”，被當下的研究者調用，成為“相互替代的單位”被并置在一起，在當下的理論尺度中進行比較。
并且，這種曆史社會學始終認為自己的根本任務是進行社會科學式的“解釋”，仍需從社會學理論出發進行分析，因而并沒有在本質上接受曆史學的“叙事”傳統，而他們的自我認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謂的“天然的曆史學家”。
此外，這種曆史社會學研究雖然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内在的進步主義和曆史主義，并接受韋伯主義對于現代性的批評和重構，但并沒有質疑與現代性社會理論相關的基本概念，從而排斥或壓抑了這些概念之外的社會事實和議題。
這繼承了20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科學對于現代性的信心與信任。
在某種程度上，這無非是用一種當下主義，替代了另一種當下主義。
另一種曆史社會學的實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展開。
其中，亞當斯、克萊門斯和奧爾洛夫所編纂的《重構現代性》是這一運動的重要宣言之一，她們自稱這次運動為曆史社會學“第三波”。
<注："有關曆史社會學不同浪潮（波）的劃分也有不同說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認為隻有兩波，其中第二波分為三個階段。
">盡管這一運動至今仍缺乏相對統一的理論語言，也沒有像“第二波”那樣明确的議題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幾個大緻的動向：第一，将行動者及其能動性移入理論的中心位置，讨論其利益、理念與身份是如何具體形成的，而并不假設它們是由其結構性位置事先給定的；第二，重新引入被“第二波”曆史社會學所忽略和壓抑的多元“庶民”群體和社會領域，比如關注性别、性取向、少數族裔問題等等；第三，從關注結構性權力的運行方式轉向關注毛細管式的權力實施的過程，比如研究分類體系的制度化、醫療過程中的話語建構和技術創造的新秩序；第四，從關注政治經濟學轉向關注宗教、情感、暴力和其他所謂“非理性”的社會因素，易言之，這也是曆史社會學的“文化轉向”。
(Adamsetal.2005，63—64) 此外，休厄爾對于“事件”及其背後的“事件性時間性”的理論化和實證嘗試也和“第三波”展開了對話，這使得他在曆史社會學中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他所在的曆史學科。
所謂的“事件”，即“能夠深刻改變結構的、相對來說罕見的一類事情”。
所謂的“事件性時間性”，則強調曆史的路徑依賴于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認因果多元與異質性，并将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會關系重構的核心。
休厄爾以法國大革命中的攻占巴士底獄事件為例，說明在具體的事件中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過改變文化圖式的集體行動來變革結構本身(Sewell2005，100—102；225—270)。
而厄馬考夫的曆史或然性理論的原創性，在于其試圖将能動性、曆史因素的耦合等概念充分操作化——盡管其過于精細的實證化傾向與艱澀的分析限制了其影響(Ermakoff2008；Ermakoff2015)。
這些探索并非美國學界的原創，遠可追溯到本雅明時代，近則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法國事件(évènement)理論有隐匿的聯系。
早在20世紀70年代，福柯就曾提出自己的曆史研究試圖捕捉的是“事件”，并指出了“事件化”路徑的理論——政治功能，即打破“顯而易見性”，以及維持這種顯而易見性背後的“聯系、遭遇、支持、阻礙、力量和策略等”(Foucault1991，76—78)。
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迪歐(2018)的《存在與事件》，德勒茲(2017)的《感覺的邏輯》以及齊澤克(2016)更為通俗的作品《事件》等，都把事件理解為某種解放性事件，是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地帶，是既定結構内部無法收編的冗餘之物，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使得我們一直停駐于一種持續性的“前事件狀态”：能使新事物崛起之真正事件遲遲無法發生，恒常的、非實質性的變化維持的則是一種實質性的不變。
此外，前文所述的記憶研究的代表人物諾拉，也早在1974年就提出“事件的回歸”，不過他更強調事件是與場所相聯系的，過去在具體的事件中湧入當下的記憶。
因此，回憶主體/叙事者、記憶的場所與事件是同時建構起來的，特定場所與事件是不同記憶路徑的交彙之處（Nora1974，轉引自Sewell2005）。
回過頭來看，休厄爾的理論資源來自人類學家薩林斯，而薩林斯亦受到法國學界“事件轉向”的極大影響。
概而言之，如果說事件是法國激進左翼的理論工具，以期在公共空間中培成真正的解放性事件以突破資本主義制度的壁壘，那麼事件理論在美國更多隻是一場學術運動，并可能在實證操作中被庸俗化。
事件研究極有可能陷入當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主觀個體的崇尚，緻力于發掘無窮多元的事件，而忽略了事件的公共性與集體性，尤其是在公共空間普遍私有化的當下世界。
<注："公共空間的私人化指個體在社交平台等本應作為公共空間的場域，大量發布個人的信息來博取關注，并取代公共讨論，從而極大改變了公私之間的界限。
">這也許和前述的記憶研究面臨的困境是類似的。
而曆史社會學“第三波”對于能動性的充分關注，使其在能動—結構的矛盾中決定性地傾向于前者，這既是美國實用主義社科精神的複興，也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倫理暗合。
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中，個體的生存體驗更多是在每一個當下發揮能動性将最大價值提取出來，或根據自己的身份和需求把過去與未來都組織進一種消費經濟當中。
結構作為過去不同曆史時期社會關系（特别是權力關系）的層疊積澱，至少在表面上并沒有這麼強的約束力了，被放逐到實證研究和理論建構的邊緣也并不奇怪。
而同時發生的文化轉向，也從關注文化如何作為社會團結的基礎，轉向了關注文化如何成為個體或小群體身份的基礎和标識——文化因之變成了自由漂浮的能指。
當然，曆史社會學内部一直以來都有多重實驗，比如研究生涯中後期的蒂利、趙鼎新(Zhao2015)、拉克曼(Lachmann2020)、斯坦梅茨(Steinmetz2007)，以及作品成熟時期的斯考切波(Skocpol1992)，自成一格的邁克爾·曼（Mann1986—2012時期），他們都始終注重結構的關系性和情境性作用，并沒有轉向對文化、能動性與多元性的過度慶祝。
但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盡管曆史社會學家感知到了美國社會的巨變，但“宏大理論”的理想和對未來的期待早已被挫敗，實證研究仍陷于當下主義的自我循環之中。
曆史社會學遠未在社會變革的熔冶中形成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的革命性連接方式。
這是至今我們尚未看到美國社會學出現重大理論突破的原因之一。
四 中國當代的本土化運動與曆史複興 當我們進一步轉向非西方的社會科學時，問題除了現代性内部不同時間性的更替及相關危機，還面臨西方的時間性與本土性之間的恒常張力。
在最近的40年中，這種張力在廣大的非西方學術界表現為民族主義認識論(ethno-epistemology)的重新上升，以及本土主義、新傳統主義的普遍回歸。
其中，本土曆史的複興是核心内容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遠非孤例。
中國社會科學的主要門類于改革開放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重建，其發展主要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術潮流與範式轉型，内核是“現代化”“科學化”“與世界接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思想界的話語逐漸發生轉變，本土主義開其端緒，其中最早的嘗試之一接續了20世紀80年代港台和離散華人學者的“新儒家”研究，繼而推動了各種語義暧昧的“國學”複興；而社會科學的本土主義與曆史轉向則要晚至21世紀以後，特别是最近十年，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都出現了類似的趨勢。
以筆者所在的社會學為例，本土曆史複興的趨勢集中體現在近年來曆史社會學的急遽上升，大有漸成顯學之勢。
若根據本書應星老師一文，中國社會學早在21世紀初就展開了一場“過程—事件分析”與“結構—制度分析”之間的論戰。
這也許是中國社會學家嚴肅讨論時間性問題，處理有關曆史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重要開端。
此前的社會學研究固然也離不開曆史（當然任何社會科學都離不開曆史），但并沒有如此清晰的本土曆史意識。
一直到2015年前後，曆史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方向，才真正進入了爆炸式增長的階段：相關文章在主要社會學雜志中的發表數量極大增加，自我認同為“曆史社會學者”也成為一時風潮——盡管其中的很多學者并沒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
2017年，中國社會學年會開始舉辦“曆史社會學論壇”，該論壇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論壇之一。
相較之下，美國曆史社會學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重獲能量以來，始終處于學科内部相對邊緣的地位，僅是通過ASA召開專門議題的小型會議而已，并沒有獲得大規模的制度性權力。
這一波學術運動參與者甚衆，相關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多有紛纭的表述，其中也并不乏優秀的作品。
這波運動中，核心是從“中國”（而非地方）曆史中尋找所謂的“本土性”——可以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層形态，也可以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外在表征，或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獨特的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國社會學家的本土理論和表述，等等。
這場運動并不僅僅停留在議題的曆史化、本土化。
相較而言，中國經濟學（包括部分政治學）的曆史轉向更多僅停留在議題層面，這類研究往往借助數字化的工具，把規範的（西方的）分析方法運用于新近發掘的曆史數據。
其中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也是典型的對于“過去”的方法論殖民主義，當然某種程度上這是出于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問題較多、難以做出研究成果的現實考量。
但其政治和道德内核仍是現代的。
<注："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也誕生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對于理解曆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但是，這些研究必須基于對曆史情境的解讀，否則很容易得出穿鑿的結論。
">相比之下，曆史社會學的興起在議題曆史化之外，往往和尋找傳統的、替代西方的政治和道德方案聯系在一起，因此有很強的規範意義。
這類研究試圖尋找打開中國社會的“正确”方式，避免西方現代性和極端個人主義對社會的破壞與沖擊，為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按照阿倫特的說法，這是企圖“經由過去而指向未來”，未來的希望并不在于想象某種還未降臨的彌賽亞
斯考切波等以ASA作為其主要的學術陣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關注微觀問題的“社會科學曆史”(socialsciencehistory)研究者則以SSHA作為其主要陣地。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存在多種不同的擁抱曆史的實驗。
這段曆史詳見阿伯特(Abbott2001,91—120)。
當然，阿伯特對于社會科學曆史轉向的解釋，主要是學科内部的“分形差異”(fractaldistinction)帶來的運動，是一種“内部視角”，我并不完全同意。
">相應地，大約從1975年開始，曆史社會學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開始猛增，美國社會學會(ASA)比較曆史研究論壇和社會科學曆史學會(SSHA)中相關的學術群體也迅速擴張。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是這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的底色，而韋伯對于政治領域相對獨立性的論斷亦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當然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實踐和“長時段”概念也對其影響良多。
其角力的對手主要是戰後美國主流的結構功能主義(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15—22)。
這些曆史社會學運動内部不乏多元脈絡和紛纭表述，但以早期的斯考切波為代表的曆史比較曾經引起廣泛的争議，此處也值得詳述。
這種靜态的比較方法将曆史事實和過程從曆史情境中抽拔出來，并仍以自然科學的演繹方法為出發點。
在時間性的層面，休厄爾曾稱其以“實驗性時間性”為基礎，因而—— “類實驗性的比較方法最大的問題還不在于無法搜集足夠的案例，這隻會影響一些研究的（具體）問題。
最大的問題毋甯是有關時間性的非曆史假設，這是嚴格遵循實驗邏輯所必需的。
我會說有關時間性的實驗性概念和一般的比較方法是不可分的，且隻有在布洛維十分恰切地稱之為‘把曆史凍結’之後才能施行——我還要把這個比喻擴展一下，即把凝結成團的曆史時間人為切分為可以相互替代的單位。
”(Sewell2005，94—95)<注："此段為作者翻譯。
此段所引的布洛維對斯考切波的批評，請見Burawoy(1989)。
"> 正如休厄爾所批評的，這種曆史社會學的議題固然是曆史的，但其處理曆史的方式是非曆史的。
截然不同的、分屬不同時期和情境的“過去”，被當下的研究者調用，成為“相互替代的單位”被并置在一起，在當下的理論尺度中進行比較。
并且，這種曆史社會學始終認為自己的根本任務是進行社會科學式的“解釋”，仍需從社會學理論出發進行分析，因而并沒有在本質上接受曆史學的“叙事”傳統，而他們的自我認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謂的“天然的曆史學家”。
此外，這種曆史社會學研究雖然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内在的進步主義和曆史主義，并接受韋伯主義對于現代性的批評和重構，但并沒有質疑與現代性社會理論相關的基本概念，從而排斥或壓抑了這些概念之外的社會事實和議題。
這繼承了20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科學對于現代性的信心與信任。
在某種程度上，這無非是用一種當下主義，替代了另一種當下主義。
另一種曆史社會學的實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展開。
其中，亞當斯、克萊門斯和奧爾洛夫所編纂的《重構現代性》是這一運動的重要宣言之一，她們自稱這次運動為曆史社會學“第三波”。
<注："有關曆史社會學不同浪潮（波）的劃分也有不同說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認為隻有兩波，其中第二波分為三個階段。
">盡管這一運動至今仍缺乏相對統一的理論語言，也沒有像“第二波”那樣明确的議題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幾個大緻的動向：第一，将行動者及其能動性移入理論的中心位置，讨論其利益、理念與身份是如何具體形成的，而并不假設它們是由其結構性位置事先給定的；第二，重新引入被“第二波”曆史社會學所忽略和壓抑的多元“庶民”群體和社會領域，比如關注性别、性取向、少數族裔問題等等；第三，從關注結構性權力的運行方式轉向關注毛細管式的權力實施的過程，比如研究分類體系的制度化、醫療過程中的話語建構和技術創造的新秩序；第四，從關注政治經濟學轉向關注宗教、情感、暴力和其他所謂“非理性”的社會因素，易言之，這也是曆史社會學的“文化轉向”。
(Adamsetal.2005，63—64) 此外，休厄爾對于“事件”及其背後的“事件性時間性”的理論化和實證嘗試也和“第三波”展開了對話，這使得他在曆史社會學中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他所在的曆史學科。
所謂的“事件”，即“能夠深刻改變結構的、相對來說罕見的一類事情”。
所謂的“事件性時間性”，則強調曆史的路徑依賴于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認因果多元與異質性，并将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會關系重構的核心。
休厄爾以法國大革命中的攻占巴士底獄事件為例，說明在具體的事件中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過改變文化圖式的集體行動來變革結構本身(Sewell2005，100—102；225—270)。
而厄馬考夫的曆史或然性理論的原創性，在于其試圖将能動性、曆史因素的耦合等概念充分操作化——盡管其過于精細的實證化傾向與艱澀的分析限制了其影響(Ermakoff2008；Ermakoff2015)。
這些探索并非美國學界的原創，遠可追溯到本雅明時代，近則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法國事件(évènement)理論有隐匿的聯系。
早在20世紀70年代，福柯就曾提出自己的曆史研究試圖捕捉的是“事件”，并指出了“事件化”路徑的理論——政治功能，即打破“顯而易見性”，以及維持這種顯而易見性背後的“聯系、遭遇、支持、阻礙、力量和策略等”(Foucault1991，76—78)。
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迪歐(2018)的《存在與事件》，德勒茲(2017)的《感覺的邏輯》以及齊澤克(2016)更為通俗的作品《事件》等，都把事件理解為某種解放性事件，是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地帶，是既定結構内部無法收編的冗餘之物，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使得我們一直停駐于一種持續性的“前事件狀态”：能使新事物崛起之真正事件遲遲無法發生，恒常的、非實質性的變化維持的則是一種實質性的不變。
此外，前文所述的記憶研究的代表人物諾拉，也早在1974年就提出“事件的回歸”，不過他更強調事件是與場所相聯系的，過去在具體的事件中湧入當下的記憶。
因此，回憶主體/叙事者、記憶的場所與事件是同時建構起來的，特定場所與事件是不同記憶路徑的交彙之處（Nora1974，轉引自Sewell2005）。
回過頭來看，休厄爾的理論資源來自人類學家薩林斯，而薩林斯亦受到法國學界“事件轉向”的極大影響。
概而言之，如果說事件是法國激進左翼的理論工具，以期在公共空間中培成真正的解放性事件以突破資本主義制度的壁壘，那麼事件理論在美國更多隻是一場學術運動，并可能在實證操作中被庸俗化。
事件研究極有可能陷入當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主觀個體的崇尚，緻力于發掘無窮多元的事件，而忽略了事件的公共性與集體性，尤其是在公共空間普遍私有化的當下世界。
<注："公共空間的私人化指個體在社交平台等本應作為公共空間的場域，大量發布個人的信息來博取關注，并取代公共讨論，從而極大改變了公私之間的界限。
">這也許和前述的記憶研究面臨的困境是類似的。
而曆史社會學“第三波”對于能動性的充分關注，使其在能動—結構的矛盾中決定性地傾向于前者，這既是美國實用主義社科精神的複興，也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倫理暗合。
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中，個體的生存體驗更多是在每一個當下發揮能動性将最大價值提取出來，或根據自己的身份和需求把過去與未來都組織進一種消費經濟當中。
結構作為過去不同曆史時期社會關系（特别是權力關系）的層疊積澱，至少在表面上并沒有這麼強的約束力了，被放逐到實證研究和理論建構的邊緣也并不奇怪。
而同時發生的文化轉向，也從關注文化如何作為社會團結的基礎，轉向了關注文化如何成為個體或小群體身份的基礎和标識——文化因之變成了自由漂浮的能指。
當然，曆史社會學内部一直以來都有多重實驗，比如研究生涯中後期的蒂利、趙鼎新(Zhao2015)、拉克曼(Lachmann2020)、斯坦梅茨(Steinmetz2007)，以及作品成熟時期的斯考切波(Skocpol1992)，自成一格的邁克爾·曼（Mann1986—2012時期），他們都始終注重結構的關系性和情境性作用，并沒有轉向對文化、能動性與多元性的過度慶祝。
但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盡管曆史社會學家感知到了美國社會的巨變，但“宏大理論”的理想和對未來的期待早已被挫敗，實證研究仍陷于當下主義的自我循環之中。
曆史社會學遠未在社會變革的熔冶中形成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的革命性連接方式。
這是至今我們尚未看到美國社會學出現重大理論突破的原因之一。
四 中國當代的本土化運動與曆史複興 當我們進一步轉向非西方的社會科學時，問題除了現代性内部不同時間性的更替及相關危機，還面臨西方的時間性與本土性之間的恒常張力。
在最近的40年中，這種張力在廣大的非西方學術界表現為民族主義認識論(ethno-epistemology)的重新上升，以及本土主義、新傳統主義的普遍回歸。
其中，本土曆史的複興是核心内容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遠非孤例。
中國社會科學的主要門類于改革開放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重建，其發展主要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術潮流與範式轉型，内核是“現代化”“科學化”“與世界接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思想界的話語逐漸發生轉變，本土主義開其端緒，其中最早的嘗試之一接續了20世紀80年代港台和離散華人學者的“新儒家”研究，繼而推動了各種語義暧昧的“國學”複興；而社會科學的本土主義與曆史轉向則要晚至21世紀以後，特别是最近十年，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都出現了類似的趨勢。
以筆者所在的社會學為例，本土曆史複興的趨勢集中體現在近年來曆史社會學的急遽上升，大有漸成顯學之勢。
若根據本書應星老師一文，中國社會學早在21世紀初就展開了一場“過程—事件分析”與“結構—制度分析”之間的論戰。
這也許是中國社會學家嚴肅讨論時間性問題，處理有關曆史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重要開端。
此前的社會學研究固然也離不開曆史（當然任何社會科學都離不開曆史），但并沒有如此清晰的本土曆史意識。
一直到2015年前後，曆史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方向，才真正進入了爆炸式增長的階段：相關文章在主要社會學雜志中的發表數量極大增加，自我認同為“曆史社會學者”也成為一時風潮——盡管其中的很多學者并沒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
2017年，中國社會學年會開始舉辦“曆史社會學論壇”，該論壇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論壇之一。
相較之下，美國曆史社會學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重獲能量以來，始終處于學科内部相對邊緣的地位，僅是通過ASA召開專門議題的小型會議而已，并沒有獲得大規模的制度性權力。
這一波學術運動參與者甚衆，相關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多有紛纭的表述，其中也并不乏優秀的作品。
這波運動中，核心是從“中國”（而非地方）曆史中尋找所謂的“本土性”——可以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層形态，也可以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外在表征，或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獨特的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國社會學家的本土理論和表述，等等。
這場運動并不僅僅停留在議題的曆史化、本土化。
相較而言，中國經濟學（包括部分政治學）的曆史轉向更多僅停留在議題層面，這類研究往往借助數字化的工具，把規範的（西方的）分析方法運用于新近發掘的曆史數據。
其中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也是典型的對于“過去”的方法論殖民主義，當然某種程度上這是出于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問題較多、難以做出研究成果的現實考量。
但其政治和道德内核仍是現代的。
<注："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也誕生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對于理解曆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但是，這些研究必須基于對曆史情境的解讀，否則很容易得出穿鑿的結論。
">相比之下，曆史社會學的興起在議題曆史化之外，往往和尋找傳統的、替代西方的政治和道德方案聯系在一起，因此有很強的規範意義。
這類研究試圖尋找打開中國社會的“正确”方式，避免西方現代性和極端個人主義對社會的破壞與沖擊，為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按照阿倫特的說法，這是企圖“經由過去而指向未來”，未來的希望并不在于想象某種還未降臨的彌賽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