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郦菁：時間危機與社會科學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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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言說與剖析現代性的學術工程之一，在每一次時間危機中都是提出應對方法、實驗新時間意識的重要場域。
那麼，在每一次危機中，西方社會的試驗性方案大概呈現何種面貌？内部有何種多元性？實驗的主體又是何種知識生産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方案，陷入了何種困境？作為現代化後發者代表的中國，提出了何種方案，出現了何種非意料結果？在當下主義的危機中，我們到底需要何種新時間方案，需要何種時間的政治？這正是本文接下來的核心議題。
對于這一宏大的議題，筆者更多隻能從自身所在的學科出發提供部分思考，難免挂一漏萬，也無法提供确定的答案。
二 社會科學的應對實驗之一 歐洲的“主觀意識”與“美國例外論” 如果說本雅明和阿倫特對于時間性的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學的進路，那麼更直接處理人類曆史問題的兩種進路則是曆史學和社會科學。
兩者本質上都是有關人類社會曆史經驗的某種再現與重述，并以統合曆史的特定方式和意識為基礎。
自18世紀西方現代社會被發現和建構以來，曆史學和社會科學作為現代性的思想産物，更像是一對擁有共同起源的孿生兄弟。
進步主義—曆史主義恰是其共同的源頭，而兩者對于曆史主義的不同發展和繼承又導緻了兩者的内在張力(Ross1994，3—21)。
<注："所謂的“社會科學”，在當代中國主要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法學等等，與西方19世紀的意涵不盡相同，且要與人文學科相區别。
比如法學在19世紀西方可能不屬于社會科學，而當時所謂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也與今天理解的經濟學不同。
而人類學長期介于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但在當代中國屬于社會學二級學科，被官方歸入社會科學。
"> 此後，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時間前提及其研究者的身份認同都逐漸分離，雖然兩者之間并非毫無溝通和借鑒。
與曆史學相比，社會科學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更為普及，影響也更大。
其核心的研究問題乃是檢驗現代社會“未來”的命運，以作為進步的重要媒介。
社會科學正是工業資本主義及現代性秩序擴展的知識産物，并在當下的資本主義體制中仍然發揮着重要的功能，尤其緻力于闡釋并推動資本主義和霸權國家的政治經濟方案對全球其他社會的持續重構。
在此過程中，社會科學會把某些知識形式邊緣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一些知識形式放置在學科中心。
時間性問題對于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識形式的前提：它決定了社會科學從哪一種價值出發——是某種過去的價值，是當下重構的過去的價值，還是當下的個體主觀價值，抑或永遠處于未來、永遠未曾到來的永恒期待。
易言之，這在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除此之外，從19世紀末開始，社會科學要構建新的實驗方案，也必然要在兩個重要的學術維度中做出選擇：其一是在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野所構造的學術空間中選擇合适的位置，從而必須與兩者展開一場語義複雜的對話；其二是如何繼承和重構國别性的文化與政治脈絡。
以歐洲大陸國家為例，最具原創性的實驗主要由1890年之後法國、德國（奧地利也屬于同一知識傳統）和一部分意大利的所謂“世紀末一代”(findesiècle)學者所推動，比如韋伯、弗洛伊德、克羅齊等等。
他們實現了從哲學和曆史到社會科學的重要轉折。
與後文述及的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不盡相同的是，他們和曆史學有着更深的糾纏（比如克羅齊本身就是曆史學家），也分享了曆史學對于曆史主義危機的深刻憂慮以及對于曆史獨特性的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
18世紀以來，曆史主義把理性和道德價值建築在“客觀曆史”發展的基礎之上，但這個基礎很快被證明是不牢靠的，社會科學觀察者的主觀性問題亦成為争議的焦點。
而曆史學在運用和闡釋曆史主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進入對于曆史的具體關注，一個危險後果就是，抽象的曆史法則與進步的願景在具體而多元的史實面前可能面臨崩潰，曆史的不确定性會占據上風。
人類曆史真的有目的嗎？這成為一個令人不安的疑問。
同時，浪漫主義的興起及其與史學的結合也促進了人們對個體價值和曆史存在多元性的體察和認知。
因之，與曆史學的深刻淵源給歐洲大陸的社會科學帶來了不同的特質。
上述的這些思想巨匠，首先試圖以“主觀意識”的反思性創造來重新拯救破碎的曆史與時間性，為社會科學與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
他們固然放棄了曆史主義内含的未來烏托邦，卻仍然試圖把自由思考的主體從未來的霸權中解放出來，在主觀理性的基礎上重建基本價值和“主體間性”。
以韋伯的“理想類型”為例。
雖然他批判19世紀以來的實證主義，并承認了社會科學的概念本質是人為建構之物，但他也從另一方面提供了社會科學共同體集體工作的可能性。
在他的名篇《以學術為業》(1998)中，他亦試圖調和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與科學研究的可能性之間的張力。
不過，這種“調和式超越”是極不穩定的。
20世紀30年代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特别是歐洲知識分子無法再作為“立法者”探索社會的道德基礎之後，新實證主義重新興起了。
<注："比如羅素、維特根斯坦的所謂“邏輯實證主義”的新哲學就為之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種新實證主義并無19世紀實證主義對科學的信心和對曆史進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
它極大限制了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圍，而非擴張之。
"> 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科學的選擇尤其值得詳述，因其學術霸權時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會科學的典型樣貌，并從狹隘的美國地方經驗和理想類型出發建構了普遍主義的概念和理論話語。
與歐洲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社會科學自20世紀初便從德國式的社會科學轉向以自然科學為發展模闆，放棄了處理特殊而變動的曆史性這一任務。
這一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的曆史過程之下，“現代社會更接近一種類似自然的過程。
社會世界由針對自然激勵的個體反應所組成，而資本主義市場與現代城市社會也被認為是這種自然過程的一部分”(Ross1994，xiii)。
這本質上是一種非曆史的研究策略，在曆史與科學的張力中選擇了後者。
一旦和美國強烈的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相結合，又會導向通過科學和技術的手段對自然（社會）的操控。
換言之，美國社會科學轉而試圖把曆史的不确定性轉換為可控的自然過程。
20世紀50年代之後，這一模型愈益獲得合法性，并借助對各種定量模型、系統論、功能主義和行為科學方法的運用而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根據羅斯《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一書的曆史追攝，這種獨特的社會科學路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美國内戰前就開始發展、在世紀之交又經重新建構的“美國例外論”。
由于共和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續，西部大開發帶來的自由市場秩序的不斷擴展，以及美國在“一戰”中沒有受到嚴重沖擊等特殊的曆史原因，美國的普遍社會意識沒有像歐洲那樣，受到“一戰”所帶來的時間斷裂與虛無之感的深刻影響，而是繼續，甚至加強了曆史作為連續變化的觀念，相信曆史的動力來自其内在未被發現的規律，而非外在的不可知因素——這種意識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相互構成。
同時，從美國内部的具體情境來看，其特殊的國情與民情将繼續促進現代性的發展，并可以避免貧困、階級鬥争和戰争等歐洲現代性中的負面結果。
這一思想基調促使社會科學家開辟出一個獨特的領域，來研究曆史之中或曆史表象之下的自然過程：不同于歐洲社會科學對曆史的斷裂與無常的承認，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力圖采用更為強大的技術手段和概念工具來控制作為自然過程的曆史(Rose1994，22—52)。
換言之，20世紀的美國社會科學反而強化了以進步主義為基礎的實證主義。
“二戰”之後，這種學術取徑進一步制度化，成為“發展主義”、現代化理論等等的基石，把西方社會的當下作為全球南方發展的未來圖景，從而把進步主義的時間問題變成了一個南北方之間的空間問題(Harvey2008；Osborne2011)。
三 社會科學的應對實驗之二 記憶的複興與曆史社會學 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時間危機在“二戰”之後逐漸消退，新的時間秩序逐漸穩定：進步主義仍未完全退卻，當下主義已開其漸。
而從20世紀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下主義在獲得霸權之後，也日漸陷入了危機。
與此同時，歐洲與美國的社會科學（部分包括曆史學）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應對實驗。
就歐洲來說，“記憶研究”與“遺産保護”的興起是一種重要的學術運動。
這是對當下主義“無縱深時間”的反動，但悖謬的是，這些運動很快又被當下主義所吸納，成為當下主義内部處理曆史問題的一種典型方式和文化工具，“對記憶的需求同時成為危機的表達和解決方式”(Hartog2015，144)。
其中，諾拉的《記憶之場》、康納頓的《社會如何記憶》等作品都是這種時間實驗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寫作于20世紀80年代。
<注："有關記憶研究的綜述，請參見錢力成、張翮翾(2015)。
當然，記憶與曆史有本質區别的觀點，在記憶研究中不斷受到挑戰，比如曆史學家柏克就曾認為：“曆史就是社會記憶。
”"> 具體來說，所謂的“記憶”，更多的是一種私人性的曆史建構，是以個體特殊“身份”為中心，以“當下”為出發點進行篩選和重組的曆史片段。
即使是集體記憶，也是從某種當下的集體身份出發來不斷重新建構的，或從某個具有公共性的場所或文化标識出發來組織和彙集不同的記憶，最終彙入并重構當下的社會思想圖景。
這一過程與作為公共書寫的“曆史”并不相同，和前現代的“記憶社會”也不盡相同。
前現代的記憶是沒有書寫曆史作為對照物的，隻是一些記憶遺産的不斷循環；而當下的記憶，卻在不斷利用曆史，按照現時的需要改造曆史，因而并沒有一個堅實而不可更改的過去作為記憶的基礎。
易言之，記憶并不是曆史；而記憶又被當作一種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曆史密切聯系的，有關“記憶的曆史”(historyofmemory)的新學術與文化場域也被開辟出來。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遺産化”運動也是記憶複興的一體兩面(Hartog2015，101—191)。
記憶的複興，首先是對當下主義“無縱深循環”的反動。
記憶用截然不同于此前曆史主義或科學主義的方式，重新引入曆史，使得“過去”又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了。
當下與過去的聯系一度被當下主義阻斷，現在又可以通過新的方式被想象，并從此出發重建未來的部分願景。
這種學術和文化運動背後的心理動向之一是受困于當下主義中的主體的焦慮，這種焦慮驅使着人們去重建過去、當下與未來的關系。
然而吊詭的是，“記憶的曆史”找回過去的方式，又是極為當下主義的，因為此中的過去是重構的過去，是過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過去。
哪一種過去被調用，完全取決于記憶發生的主體和場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沒有相對穩固的時間基礎，并很快成為消費社會中随時可供包裝售賣的商品。
在這一過程中，曆史研究者（包括曆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角色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他們已無法以鮑曼意義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們在無限循環的當下主義中發現了自己的新位置：協助個體發現和重構記憶，促進集體記憶的湧現、建構和記錄。
概而言之，不管是記憶的曆史也好、文化遺産也好，這種處理時間的方式并沒有超出當下主義的邏輯，也無法創造新的時間結構。
更為吊詭的是，多元記憶的無限生産也許反而會導緻遺忘。
美國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也感受到了類似的時間危機，試圖進行重新處理曆史和時間的實驗。
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對于美國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研究策略的反動，試圖“把曆史找回來”；另一部分則努力把歐洲新興的理論動向實證化，其中也許并沒有太多原創的視野與方法。
大約在1965年到1990年之間，美國社會科學的主要門類幾乎都開始重新處理曆史問題，經濟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都不例外。
而社會學内部的探索主要體驗在曆史社會學的興起。
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本迪克斯的《民族建構與公民權》、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的作品已開啟曆史轉向(Moore1967；Bendix1964；Lipset1963；Tilly1964)。
而後規模更大的所謂的曆史社會學“第二波”學術運動，全面轉向了廣義上的宏觀政治與經濟議題，如革命的生成、國家建構、階級形成與鬥争、福利國家的誕生與運行。
這波學術運動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後期的蒂利等等。
<注："更确切地說，斯考切波是年青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最富争議的作品是Skocpol(1979)。
而蒂利因為堅持用“變量
那麼，在每一次危機中，西方社會的試驗性方案大概呈現何種面貌？内部有何種多元性？實驗的主體又是何種知識生産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方案，陷入了何種困境？作為現代化後發者代表的中國，提出了何種方案，出現了何種非意料結果？在當下主義的危機中，我們到底需要何種新時間方案，需要何種時間的政治？這正是本文接下來的核心議題。
對于這一宏大的議題，筆者更多隻能從自身所在的學科出發提供部分思考，難免挂一漏萬，也無法提供确定的答案。
二 社會科學的應對實驗之一 歐洲的“主觀意識”與“美國例外論” 如果說本雅明和阿倫特對于時間性的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學的進路，那麼更直接處理人類曆史問題的兩種進路則是曆史學和社會科學。
兩者本質上都是有關人類社會曆史經驗的某種再現與重述，并以統合曆史的特定方式和意識為基礎。
自18世紀西方現代社會被發現和建構以來，曆史學和社會科學作為現代性的思想産物，更像是一對擁有共同起源的孿生兄弟。
進步主義—曆史主義恰是其共同的源頭，而兩者對于曆史主義的不同發展和繼承又導緻了兩者的内在張力(Ross1994，3—21)。
<注："所謂的“社會科學”，在當代中國主要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法學等等，與西方19世紀的意涵不盡相同，且要與人文學科相區别。
比如法學在19世紀西方可能不屬于社會科學，而當時所謂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也與今天理解的經濟學不同。
而人類學長期介于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但在當代中國屬于社會學二級學科，被官方歸入社會科學。
"> 此後，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時間前提及其研究者的身份認同都逐漸分離，雖然兩者之間并非毫無溝通和借鑒。
與曆史學相比，社會科學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更為普及，影響也更大。
其核心的研究問題乃是檢驗現代社會“未來”的命運，以作為進步的重要媒介。
社會科學正是工業資本主義及現代性秩序擴展的知識産物，并在當下的資本主義體制中仍然發揮着重要的功能，尤其緻力于闡釋并推動資本主義和霸權國家的政治經濟方案對全球其他社會的持續重構。
在此過程中，社會科學會把某些知識形式邊緣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一些知識形式放置在學科中心。
時間性問題對于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識形式的前提：它決定了社會科學從哪一種價值出發——是某種過去的價值，是當下重構的過去的價值，還是當下的個體主觀價值，抑或永遠處于未來、永遠未曾到來的永恒期待。
易言之，這在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除此之外，從19世紀末開始，社會科學要構建新的實驗方案，也必然要在兩個重要的學術維度中做出選擇：其一是在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野所構造的學術空間中選擇合适的位置，從而必須與兩者展開一場語義複雜的對話；其二是如何繼承和重構國别性的文化與政治脈絡。
以歐洲大陸國家為例，最具原創性的實驗主要由1890年之後法國、德國（奧地利也屬于同一知識傳統）和一部分意大利的所謂“世紀末一代”(findesiècle)學者所推動，比如韋伯、弗洛伊德、克羅齊等等。
他們實現了從哲學和曆史到社會科學的重要轉折。
與後文述及的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不盡相同的是，他們和曆史學有着更深的糾纏（比如克羅齊本身就是曆史學家），也分享了曆史學對于曆史主義危機的深刻憂慮以及對于曆史獨特性的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
18世紀以來，曆史主義把理性和道德價值建築在“客觀曆史”發展的基礎之上，但這個基礎很快被證明是不牢靠的，社會科學觀察者的主觀性問題亦成為争議的焦點。
而曆史學在運用和闡釋曆史主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進入對于曆史的具體關注，一個危險後果就是，抽象的曆史法則與進步的願景在具體而多元的史實面前可能面臨崩潰，曆史的不确定性會占據上風。
人類曆史真的有目的嗎？這成為一個令人不安的疑問。
同時，浪漫主義的興起及其與史學的結合也促進了人們對個體價值和曆史存在多元性的體察和認知。
因之，與曆史學的深刻淵源給歐洲大陸的社會科學帶來了不同的特質。
上述的這些思想巨匠，首先試圖以“主觀意識”的反思性創造來重新拯救破碎的曆史與時間性，為社會科學與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
他們固然放棄了曆史主義内含的未來烏托邦，卻仍然試圖把自由思考的主體從未來的霸權中解放出來，在主觀理性的基礎上重建基本價值和“主體間性”。
以韋伯的“理想類型”為例。
雖然他批判19世紀以來的實證主義，并承認了社會科學的概念本質是人為建構之物，但他也從另一方面提供了社會科學共同體集體工作的可能性。
在他的名篇《以學術為業》(1998)中，他亦試圖調和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與科學研究的可能性之間的張力。
不過，這種“調和式超越”是極不穩定的。
20世紀30年代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特别是歐洲知識分子無法再作為“立法者”探索社會的道德基礎之後，新實證主義重新興起了。
<注："比如羅素、維特根斯坦的所謂“邏輯實證主義”的新哲學就為之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種新實證主義并無19世紀實證主義對科學的信心和對曆史進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
它極大限制了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圍，而非擴張之。
"> 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科學的選擇尤其值得詳述，因其學術霸權時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會科學的典型樣貌，并從狹隘的美國地方經驗和理想類型出發建構了普遍主義的概念和理論話語。
與歐洲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社會科學自20世紀初便從德國式的社會科學轉向以自然科學為發展模闆，放棄了處理特殊而變動的曆史性這一任務。
這一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的曆史過程之下，“現代社會更接近一種類似自然的過程。
社會世界由針對自然激勵的個體反應所組成，而資本主義市場與現代城市社會也被認為是這種自然過程的一部分”(Ross1994，xiii)。
這本質上是一種非曆史的研究策略，在曆史與科學的張力中選擇了後者。
一旦和美國強烈的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相結合，又會導向通過科學和技術的手段對自然（社會）的操控。
換言之，美國社會科學轉而試圖把曆史的不确定性轉換為可控的自然過程。
20世紀50年代之後，這一模型愈益獲得合法性，并借助對各種定量模型、系統論、功能主義和行為科學方法的運用而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根據羅斯《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一書的曆史追攝，這種獨特的社會科學路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美國内戰前就開始發展、在世紀之交又經重新建構的“美國例外論”。
由于共和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續，西部大開發帶來的自由市場秩序的不斷擴展，以及美國在“一戰”中沒有受到嚴重沖擊等特殊的曆史原因，美國的普遍社會意識沒有像歐洲那樣，受到“一戰”所帶來的時間斷裂與虛無之感的深刻影響，而是繼續，甚至加強了曆史作為連續變化的觀念，相信曆史的動力來自其内在未被發現的規律，而非外在的不可知因素——這種意識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相互構成。
同時，從美國内部的具體情境來看，其特殊的國情與民情将繼續促進現代性的發展，并可以避免貧困、階級鬥争和戰争等歐洲現代性中的負面結果。
這一思想基調促使社會科學家開辟出一個獨特的領域，來研究曆史之中或曆史表象之下的自然過程：不同于歐洲社會科學對曆史的斷裂與無常的承認，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力圖采用更為強大的技術手段和概念工具來控制作為自然過程的曆史(Rose1994，22—52)。
換言之，20世紀的美國社會科學反而強化了以進步主義為基礎的實證主義。
“二戰”之後，這種學術取徑進一步制度化，成為“發展主義”、現代化理論等等的基石，把西方社會的當下作為全球南方發展的未來圖景，從而把進步主義的時間問題變成了一個南北方之間的空間問題(Harvey2008；Osborne2011)。
三 社會科學的應對實驗之二 記憶的複興與曆史社會學 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時間危機在“二戰”之後逐漸消退，新的時間秩序逐漸穩定：進步主義仍未完全退卻，當下主義已開其漸。
而從20世紀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下主義在獲得霸權之後，也日漸陷入了危機。
與此同時，歐洲與美國的社會科學（部分包括曆史學）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應對實驗。
就歐洲來說，“記憶研究”與“遺産保護”的興起是一種重要的學術運動。
這是對當下主義“無縱深時間”的反動，但悖謬的是，這些運動很快又被當下主義所吸納，成為當下主義内部處理曆史問題的一種典型方式和文化工具，“對記憶的需求同時成為危機的表達和解決方式”(Hartog2015，144)。
其中，諾拉的《記憶之場》、康納頓的《社會如何記憶》等作品都是這種時間實驗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寫作于20世紀80年代。
<注："有關記憶研究的綜述，請參見錢力成、張翮翾(2015)。
當然，記憶與曆史有本質區别的觀點，在記憶研究中不斷受到挑戰，比如曆史學家柏克就曾認為：“曆史就是社會記憶。
”"> 具體來說，所謂的“記憶”，更多的是一種私人性的曆史建構，是以個體特殊“身份”為中心，以“當下”為出發點進行篩選和重組的曆史片段。
即使是集體記憶，也是從某種當下的集體身份出發來不斷重新建構的，或從某個具有公共性的場所或文化标識出發來組織和彙集不同的記憶，最終彙入并重構當下的社會思想圖景。
這一過程與作為公共書寫的“曆史”并不相同，和前現代的“記憶社會”也不盡相同。
前現代的記憶是沒有書寫曆史作為對照物的，隻是一些記憶遺産的不斷循環；而當下的記憶，卻在不斷利用曆史，按照現時的需要改造曆史，因而并沒有一個堅實而不可更改的過去作為記憶的基礎。
易言之，記憶并不是曆史；而記憶又被當作一種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曆史密切聯系的，有關“記憶的曆史”(historyofmemory)的新學術與文化場域也被開辟出來。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遺産化”運動也是記憶複興的一體兩面(Hartog2015，101—191)。
記憶的複興，首先是對當下主義“無縱深循環”的反動。
記憶用截然不同于此前曆史主義或科學主義的方式，重新引入曆史，使得“過去”又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了。
當下與過去的聯系一度被當下主義阻斷，現在又可以通過新的方式被想象，并從此出發重建未來的部分願景。
這種學術和文化運動背後的心理動向之一是受困于當下主義中的主體的焦慮，這種焦慮驅使着人們去重建過去、當下與未來的關系。
然而吊詭的是，“記憶的曆史”找回過去的方式，又是極為當下主義的，因為此中的過去是重構的過去，是過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過去。
哪一種過去被調用，完全取決于記憶發生的主體和場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沒有相對穩固的時間基礎，并很快成為消費社會中随時可供包裝售賣的商品。
在這一過程中，曆史研究者（包括曆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角色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他們已無法以鮑曼意義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們在無限循環的當下主義中發現了自己的新位置：協助個體發現和重構記憶，促進集體記憶的湧現、建構和記錄。
概而言之，不管是記憶的曆史也好、文化遺産也好，這種處理時間的方式并沒有超出當下主義的邏輯，也無法創造新的時間結構。
更為吊詭的是，多元記憶的無限生産也許反而會導緻遺忘。
美國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也感受到了類似的時間危機，試圖進行重新處理曆史和時間的實驗。
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對于美國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研究策略的反動，試圖“把曆史找回來”；另一部分則努力把歐洲新興的理論動向實證化，其中也許并沒有太多原創的視野與方法。
大約在1965年到1990年之間，美國社會科學的主要門類幾乎都開始重新處理曆史問題，經濟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都不例外。
而社會學内部的探索主要體驗在曆史社會學的興起。
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本迪克斯的《民族建構與公民權》、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的作品已開啟曆史轉向(Moore1967；Bendix1964；Lipset1963；Tilly1964)。
而後規模更大的所謂的曆史社會學“第二波”學術運動，全面轉向了廣義上的宏觀政治與經濟議題，如革命的生成、國家建構、階級形成與鬥争、福利國家的誕生與運行。
這波學術運動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後期的蒂利等等。
<注："更确切地說，斯考切波是年青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最富争議的作品是Skocpol(1979)。
而蒂利因為堅持用“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