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應星：從“過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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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的重要影響。
除此之外，對社會行動者産生影響的還有家庭出身、教育經曆和社會經曆等因素。
因此，“追根溯源”在這個層面體現的是對現代中國文明及其社會制度形成中影響甚深的曆史人物背後的地域色彩、家庭背景、學校生活和社會經曆進行深入的研究。
陳寅恪(2015a，182—235；2015b，71—74，242—265)對“關隴集團”“山東豪傑”的研究以及對所謂“江陵素畏襄陽人”的解剖就是經典的例證。
以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曆史社會學研究為例，“追根溯源”即是要在中國共産黨革命史中辨析出具有總體史意義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既可能是領袖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也可能是黨内地位雖不顯赫、但在某些關鍵的事件和制度中具體擔綱的關鍵人物），既要理解這些共産主義革命者身上共同的人格特質的成因，更要研究他們作為某些特定群體類型的革命者獨特的精神氣質的淵源。
比如，“富田事變”發生後，項英1931年1月到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尚未有明确的指示，項英需要獨立處理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的事件。
實證史學的研究一般隻是關注項英到任後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這種處理方式的影響和後果如何，卻從不曾追根溯源地追問項英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來處理事變。
而我則是要對1931年1月前的項英做深入的研究，看他的地域和家庭出身如何，看他青少年時期的經曆和性格是怎樣的，看他在曆次黨内鬥争中的經曆和态度是怎樣的，看當時的政治決策是如何變動的，甚至還要看他在去江西路經閩西時的所見所聞。
隻有經過這種生命傳記式的研究，我們才能理解項英到底是哪一類型的革命者，他為什麼會形成那樣一種工作風格。
這就是我所說的“追根溯源”在組織史和擔綱者意義上的應用。
孟慶延(2016；2017)對彭湃以及王觀瀾分别作為中國共産黨土地革命的“農運派”和“算賬派”的根源研究也是這種研究風格的體現。
他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了建構“擔綱者的類型學”的革命社會學研究新視野（孟慶延2022）。
最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是納入空間視角的事件史分析。
“追根溯源”在這個層面上體現的是政治地理學和曆史地理學的自覺意識。
我們同樣以革命研究來示例。
毛澤東(1991，1005)有句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這一個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來了。
”人們一般隻注意到後半句話，強調革命之“同”，卻忽略了“五湖四海”的來源之異的實質含義。
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候，這個“中國化”并非單指一個籠統的中國，而是與中國内部既有的自然、經濟、社會、文化和語言的區域劃分相關。
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列甯式政黨”在中國落地的時候，它勢必要與不同的地理區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傳統發生碰撞、磨合。
革命者來自的“五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巢湖、洪澤湖）與“四海”（東海、黃海、南海、渤海）之間的差别就勢必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會意識到：為什麼中國共産黨最早的共産主義小組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和濟南這六個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為什麼毛澤東創建的中央根據地落足在贛南、閩西，而不是在他的家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中心之一的湖南？為什麼中國共産黨軍隊的高級将帥大批出自湖南、湖北和四川而不是其他地區？為什麼南方蘇區根據地與客家區域有大量的疊合現象？為什麼抗戰時期八路軍首先是在山西而不是其他地方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為什麼大别山能成為1921—1949年唯一一個28年紅旗不倒的地方？實際上，這些問題除了與當時當地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也與特定的自然曆史地理及區域文化、社會和經濟傳統有關（應星、榮思恒2020；應星2022）。
甚至那些走上革命歧途的人也與其出身的區域存在着某種微妙的關聯，比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廣東有較大影響，中國的“托派”分子較多來自江浙地區，這都并非偶然現象。
當然，就如同階級出身不能決定黨性強弱一樣，區域空間本身也無法決定革命的勝敗或道路的正誤。
但是，我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需要考慮區域空間這個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複雜作用。
恰恰在這裡，社會學的視野、人類學的訓練以及地理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理解中國共産黨革命道路和政黨治理傳統的一些重要而獨特的入口。
四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雖然是我在對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曆史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來的，但是它與西方社會學界既有的事件社會學、微觀比較曆史分析與譜系學分析有着明顯的承接關系，所以，它對廣義的曆史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學領域可能也具有某些啟發性。
為此，我們需要對幾個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澄清。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并不僅僅是社會學研究的一種方法或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強化了“事件”在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意義。
這裡涉及有關社會實在(socialreality)的基本性質問題。
孫立平(2000)在提出“過程—事件”分析時已簡略讨論了将社會實在看作動态的、流動的假設。
他所謂“社會實在”的動态觀，主要還是針對具有塗爾幹色彩的社會實在觀。
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再作推進。
如果從韋伯(2013，33)的角度來看，“在任何情況下隻是個别實在的一部分使我們有興趣和對我們有意義，因為隻有它才處于與文化價值觀念的關聯之中，而這種關聯正是我們接近實在的途徑”。
也就是說，韋伯認為一般地研究社會實在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具有文化意義的社會實在。
而對“文化實在”的認識要害則在于對“文化事件”的辨識和揭示：“一切關于文化實在的認識始終是依據于一種特别獨特的觀點的認識。
當我們要求曆史學家和社會研究者具有的基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們能夠把無關緊要的東西與重要的東西區别開來，而且具有為這種區别所必需的‘觀點’時，這僅僅是說，他們必須懂得，把實在的事件——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與普遍的‘文化價值’聯系起來，然後抽出對我們有意義的聯系”（韋伯2013，36）。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所強調的帶着結構性的問題關懷進入事件史研究，所強調的對五種不同類型的關鍵事件的辨析，所強調的把關鍵事件放在“經學”高度的“以史解經”路徑，所強調的從文明和制度“擔綱者”的角度來研究特定社會階層或身份群體，體現的正是韋伯的這種文化實在觀和文化事件觀。
“事件”在這個意義上并非外在于“結構”的零散例證，“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所要研究的那些“事件”就是“結構”本身。
德勒茲把福柯的思想精髓歸結為對“dispositif”的分析，“dispositif”一般被譯為“社會機制”，但更恰切的譯法是“配置”。
“配置”是什麼？“它是一個交織纏繞、線索複雜的組合體。
它由線構成，每條線特性各異。
”這些線包括了“可見性之線、發音線、力線、主體化之線、分離線、劈開線、斷裂線”（德勒茲2001，197—200）。
對我來說德勒茲所說的“線”其實并不玄奧，指的就是具有文化價值或“經學”意義的事件以及具有擔綱者分量的社會行動者的行動。
這也正是本文所理解的“事件”作為社會學研究範式的正當性所在。
其次，當“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與“微觀比較曆史分析”或“微觀研究”聯系起來的時候，非常容易産生一種誤解，需要加以澄清。
通常用“微觀”一詞是與“宏觀”相對而言的。
比如相對傳統史學而言，微觀史學強調的是對日常生活、社區、家庭和普通人的研究（參見勒華拉杜裡2007；金茨堡2021）。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雖然并不拒絕微觀史學這樣的研究主題，但是反對将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隔絕開來。
尤其對中國的曆史社會學來說，尚處在剛開始起步的階段，如果直接抛開對政治、制度、重要事件和關鍵人物的研究，一頭紮進吃穿住行、家長裡短的日常生活史或文化研究，那就注定會陷入碎片化的格局。
就像中國共産黨革命史的微觀研究一樣，當我們完全埋首于一個個革命根據地所在的山頭的研究時，往往可能遺失了對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整體理解（參見應星2016）。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并不專門緻力于對小事件、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研究，相反地，它将制度史作為事件史的分析前提，将政治史和組織史作為理解社會結構的基本骨架，将具有文明和制度擔綱者意義的社會行動者作為分析的重要入手點。
有些事件和人物看似小事件和小人物，實際上在偶然性的際遇中卻起到了重要甚至關鍵的曆史作用；另一些事件和人物雖确為小事件和小人物，但隻有将其與宏觀曆史進程深刻地關聯起來，才能恰切地理解他們的曆史位置；而我們所要關注的也并不是被濃霧籠罩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而是這個世界被普遍曆史所侵犯、所觸動的時刻。
最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與福柯的譜系學之間的張力也需要予以澄清。
福柯(2001b，115—126)在《尼采·譜系學·曆史學》中特别強調了譜系學拒絕尋求事物的“起源”(ursprung)。
這初看起來似乎與“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的旨趣恰好相反。
然而，隻要細讀文本，就可以看到：福柯雖然批判了對“起源”的研究，卻提出了分析“出身”(herkunft)和“出現”(entstehung)的意義。
所謂“起源”是指“事物的确切本質、事物最純粹的可能性以及精心加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繼替的東西的不變形式”。
所謂“出身”是指“微妙的、獨特的和個體之下的标記”，它“并不位于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
所謂“出現”是“諸多力量登場的入口，出現就是這些力量的爆發”。
也就是說，福柯反對的并不是對事件的追根溯源本身，而是質問到底該如何來分析這種淵源和流變：是把它當作線性的、本源決定性的、同一性的，還是當作充滿鬥争性、偶然性、異質性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的旨趣與福柯對“出身”和“出現”的分析旨趣是相通的：譜系學“将永遠不會去追尋‘起源’，将永遠不會把曆史的種種插曲當成不可理解的東西忽略掉。
相反，它緊盯着伴随着每個開端的細枝末節和偶發事件；它将一絲不苟地注意它們的小奸小惡；它将等待着它們的出現——有朝一日露出真正面目——以他者的面目出現”（福柯2001b，119—120）。
不過，在受到福柯思想多年的熏陶和感染之後，我現在所倡導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還是已經與福柯的譜系學之間保持了一種必要的張力。
這是因為福柯對偶然、分解、權力/知識這些東西着力過猛，把相對的東西絕對化了。
他自己的說法是，“‘效果’史與傳統曆史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沒有常項”（福柯2001b，128）。
如果曆史沒有任何常項，曆史的任何整體性和結構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雖然我并不把福柯本人視為所謂“後現代主義者”，然而，必須承認，他的思想對後現代主義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是從根本上拒斥後現代的，它堅持緻力于理解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某種整體性。
五 在中國曆史社會學
除此之外，對社會行動者産生影響的還有家庭出身、教育經曆和社會經曆等因素。
因此，“追根溯源”在這個層面體現的是對現代中國文明及其社會制度形成中影響甚深的曆史人物背後的地域色彩、家庭背景、學校生活和社會經曆進行深入的研究。
陳寅恪(2015a，182—235；2015b，71—74，242—265)對“關隴集團”“山東豪傑”的研究以及對所謂“江陵素畏襄陽人”的解剖就是經典的例證。
以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曆史社會學研究為例，“追根溯源”即是要在中國共産黨革命史中辨析出具有總體史意義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既可能是領袖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也可能是黨内地位雖不顯赫、但在某些關鍵的事件和制度中具體擔綱的關鍵人物），既要理解這些共産主義革命者身上共同的人格特質的成因，更要研究他們作為某些特定群體類型的革命者獨特的精神氣質的淵源。
比如，“富田事變”發生後，項英1931年1月到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尚未有明确的指示，項英需要獨立處理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的事件。
實證史學的研究一般隻是關注項英到任後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這種處理方式的影響和後果如何，卻從不曾追根溯源地追問項英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來處理事變。
而我則是要對1931年1月前的項英做深入的研究，看他的地域和家庭出身如何，看他青少年時期的經曆和性格是怎樣的，看他在曆次黨内鬥争中的經曆和态度是怎樣的，看當時的政治決策是如何變動的，甚至還要看他在去江西路經閩西時的所見所聞。
隻有經過這種生命傳記式的研究，我們才能理解項英到底是哪一類型的革命者，他為什麼會形成那樣一種工作風格。
這就是我所說的“追根溯源”在組織史和擔綱者意義上的應用。
孟慶延(2016；2017)對彭湃以及王觀瀾分别作為中國共産黨土地革命的“農運派”和“算賬派”的根源研究也是這種研究風格的體現。
他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了建構“擔綱者的類型學”的革命社會學研究新視野（孟慶延2022）。
最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是納入空間視角的事件史分析。
“追根溯源”在這個層面上體現的是政治地理學和曆史地理學的自覺意識。
我們同樣以革命研究來示例。
毛澤東(1991，1005)有句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這一個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來了。
”人們一般隻注意到後半句話，強調革命之“同”，卻忽略了“五湖四海”的來源之異的實質含義。
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候，這個“中國化”并非單指一個籠統的中國，而是與中國内部既有的自然、經濟、社會、文化和語言的區域劃分相關。
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列甯式政黨”在中國落地的時候，它勢必要與不同的地理區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傳統發生碰撞、磨合。
革命者來自的“五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巢湖、洪澤湖）與“四海”（東海、黃海、南海、渤海）之間的差别就勢必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會意識到：為什麼中國共産黨最早的共産主義小組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和濟南這六個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為什麼毛澤東創建的中央根據地落足在贛南、閩西，而不是在他的家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中心之一的湖南？為什麼中國共産黨軍隊的高級将帥大批出自湖南、湖北和四川而不是其他地區？為什麼南方蘇區根據地與客家區域有大量的疊合現象？為什麼抗戰時期八路軍首先是在山西而不是其他地方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為什麼大别山能成為1921—1949年唯一一個28年紅旗不倒的地方？實際上，這些問題除了與當時當地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也與特定的自然曆史地理及區域文化、社會和經濟傳統有關（應星、榮思恒2020；應星2022）。
甚至那些走上革命歧途的人也與其出身的區域存在着某種微妙的關聯，比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廣東有較大影響，中國的“托派”分子較多來自江浙地區，這都并非偶然現象。
當然，就如同階級出身不能決定黨性強弱一樣，區域空間本身也無法決定革命的勝敗或道路的正誤。
但是，我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需要考慮區域空間這個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複雜作用。
恰恰在這裡，社會學的視野、人類學的訓練以及地理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理解中國共産黨革命道路和政黨治理傳統的一些重要而獨特的入口。
四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雖然是我在對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曆史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來的，但是它與西方社會學界既有的事件社會學、微觀比較曆史分析與譜系學分析有着明顯的承接關系，所以，它對廣義的曆史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學領域可能也具有某些啟發性。
為此，我們需要對幾個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澄清。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并不僅僅是社會學研究的一種方法或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強化了“事件”在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意義。
這裡涉及有關社會實在(socialreality)的基本性質問題。
孫立平(2000)在提出“過程—事件”分析時已簡略讨論了将社會實在看作動态的、流動的假設。
他所謂“社會實在”的動态觀，主要還是針對具有塗爾幹色彩的社會實在觀。
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再作推進。
如果從韋伯(2013，33)的角度來看，“在任何情況下隻是個别實在的一部分使我們有興趣和對我們有意義，因為隻有它才處于與文化價值觀念的關聯之中，而這種關聯正是我們接近實在的途徑”。
也就是說，韋伯認為一般地研究社會實在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具有文化意義的社會實在。
而對“文化實在”的認識要害則在于對“文化事件”的辨識和揭示：“一切關于文化實在的認識始終是依據于一種特别獨特的觀點的認識。
當我們要求曆史學家和社會研究者具有的基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們能夠把無關緊要的東西與重要的東西區别開來，而且具有為這種區别所必需的‘觀點’時，這僅僅是說，他們必須懂得，把實在的事件——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與普遍的‘文化價值’聯系起來，然後抽出對我們有意義的聯系”（韋伯2013，36）。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所強調的帶着結構性的問題關懷進入事件史研究，所強調的對五種不同類型的關鍵事件的辨析，所強調的把關鍵事件放在“經學”高度的“以史解經”路徑，所強調的從文明和制度“擔綱者”的角度來研究特定社會階層或身份群體，體現的正是韋伯的這種文化實在觀和文化事件觀。
“事件”在這個意義上并非外在于“結構”的零散例證，“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所要研究的那些“事件”就是“結構”本身。
德勒茲把福柯的思想精髓歸結為對“dispositif”的分析，“dispositif”一般被譯為“社會機制”，但更恰切的譯法是“配置”。
“配置”是什麼？“它是一個交織纏繞、線索複雜的組合體。
它由線構成，每條線特性各異。
”這些線包括了“可見性之線、發音線、力線、主體化之線、分離線、劈開線、斷裂線”（德勒茲2001，197—200）。
對我來說德勒茲所說的“線”其實并不玄奧，指的就是具有文化價值或“經學”意義的事件以及具有擔綱者分量的社會行動者的行動。
這也正是本文所理解的“事件”作為社會學研究範式的正當性所在。
其次，當“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與“微觀比較曆史分析”或“微觀研究”聯系起來的時候，非常容易産生一種誤解，需要加以澄清。
通常用“微觀”一詞是與“宏觀”相對而言的。
比如相對傳統史學而言，微觀史學強調的是對日常生活、社區、家庭和普通人的研究（參見勒華拉杜裡2007；金茨堡2021）。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雖然并不拒絕微觀史學這樣的研究主題，但是反對将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隔絕開來。
尤其對中國的曆史社會學來說，尚處在剛開始起步的階段，如果直接抛開對政治、制度、重要事件和關鍵人物的研究，一頭紮進吃穿住行、家長裡短的日常生活史或文化研究，那就注定會陷入碎片化的格局。
就像中國共産黨革命史的微觀研究一樣，當我們完全埋首于一個個革命根據地所在的山頭的研究時，往往可能遺失了對中國共産黨革命的整體理解（參見應星2016）。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并不專門緻力于對小事件、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研究，相反地，它将制度史作為事件史的分析前提，将政治史和組織史作為理解社會結構的基本骨架，将具有文明和制度擔綱者意義的社會行動者作為分析的重要入手點。
有些事件和人物看似小事件和小人物，實際上在偶然性的際遇中卻起到了重要甚至關鍵的曆史作用；另一些事件和人物雖确為小事件和小人物，但隻有将其與宏觀曆史進程深刻地關聯起來，才能恰切地理解他們的曆史位置；而我們所要關注的也并不是被濃霧籠罩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而是這個世界被普遍曆史所侵犯、所觸動的時刻。
最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與福柯的譜系學之間的張力也需要予以澄清。
福柯(2001b，115—126)在《尼采·譜系學·曆史學》中特别強調了譜系學拒絕尋求事物的“起源”(ursprung)。
這初看起來似乎與“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的旨趣恰好相反。
然而，隻要細讀文本，就可以看到：福柯雖然批判了對“起源”的研究，卻提出了分析“出身”(herkunft)和“出現”(entstehung)的意義。
所謂“起源”是指“事物的确切本質、事物最純粹的可能性以及精心加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繼替的東西的不變形式”。
所謂“出身”是指“微妙的、獨特的和個體之下的标記”，它“并不位于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
所謂“出現”是“諸多力量登場的入口，出現就是這些力量的爆發”。
也就是說，福柯反對的并不是對事件的追根溯源本身，而是質問到底該如何來分析這種淵源和流變：是把它當作線性的、本源決定性的、同一性的，還是當作充滿鬥争性、偶然性、異質性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的旨趣與福柯對“出身”和“出現”的分析旨趣是相通的：譜系學“将永遠不會去追尋‘起源’，将永遠不會把曆史的種種插曲當成不可理解的東西忽略掉。
相反，它緊盯着伴随着每個開端的細枝末節和偶發事件；它将一絲不苟地注意它們的小奸小惡；它将等待着它們的出現——有朝一日露出真正面目——以他者的面目出現”（福柯2001b，119—120）。
不過，在受到福柯思想多年的熏陶和感染之後，我現在所倡導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還是已經與福柯的譜系學之間保持了一種必要的張力。
這是因為福柯對偶然、分解、權力/知識這些東西着力過猛，把相對的東西絕對化了。
他自己的說法是，“‘效果’史與傳統曆史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沒有常項”（福柯2001b，128）。
如果曆史沒有任何常項，曆史的任何整體性和結構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雖然我并不把福柯本人視為所謂“後現代主義者”，然而，必須承認，他的思想對後現代主義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是從根本上拒斥後現代的，它堅持緻力于理解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某種整體性。
五 在中國曆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