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約翰·霍爾（John A. Hall）：比較曆史社會學：一種個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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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帝國的不同命運，除此之外兩者似乎很相似。
羅馬衰亡後帝國無法複興，而中國的分裂時期并沒有阻擋帝國的重新統一。
我自己的書《權力與自由》(1985)試圖解釋兩者的差别和後果。
中國得益于單一的農耕核心以及與政治權力緊密相連的意識形态——現在還可以加上遊牧邊疆的重要性，這為重新統一提供了軍事資源(Zhao2015)。
相反，歐洲有許多權力中心，意識形态和政治權力之間存在深刻分裂，且它缺乏中國的遊牧邊疆——所以演變成了封建主義，而非單一政治體的重建(Scheidel2019)。
這些斷斷續續的評論中有一點值得強調。
基督教一直受到羅馬政府的迫害，并且遵循耶稣所主張的“恺撒的歸恺撒，上帝的歸上帝”，始終與羅馬政府保持距離——或者用聖奧古斯汀的話來說，上帝之城與羅馬城無關。
正如霍布斯所說，教會就像神聖羅馬帝國的幽靈，但它從未建立自己的霸權。
<注："但是教會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産生了影響。
一系列禁忌——不與近親結婚，關于亂倫的新規定（例如不能和已故丈夫的兄弟結婚），拒絕一夫多妻制婚姻——對摧毀那些入侵部落中廣泛的親屬關系關系重大。
同樣重要的是，教會鼓勵個人擁有土地和通過個人遺囑繼承。
兩者的直接起因都是教會對土地的貪婪，這讓教會能夠變得極其富有。
但重要的是後果。
第一，這些行動幫助建立了沿着核心家庭線展開的歐洲晚婚模式。
這種模式對馬爾薩斯意義上的人口壓力十分敏感，也就是說人口擴張不會超過生産力提升——換句話說，人口沒有把剩餘消耗殆盡，就像19世紀中國所發生的那樣。
第二，這種核心家庭模式可能刺激了個人主義以及經濟活動。
這是哈佛大學學者的說法，他聲稱西方變得“奇怪”(WEIRD)，也就是西方的(western)、有教養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首字母組合(Henrich2020)。
對此應持懷疑态度。
一方面，文化态度不是永遠固定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一度被認為在道德上和經濟上都是保守的，但是後來這一宗教左轉了。
另一方面，對“民主”的強調似乎太老套了，尤其考慮到德國的曆史。
但是親屬紐帶的斷裂可能影響很大。
當然，國家的最高境界是在公民社會裡由非國家行動者來實現我們所習見的政府功能。
但是這裡也有問題。
作為中國特色的親屬系統是支持國家的，但也可能削弱國家，限制其動員社會的能力。
伊斯蘭社會的情況就明顯更糟。
這裡的親屬關系可能會、并且也曾被用來作為對抗國家的資源。
這在赫勒敦眼裡是政權更疊頻繁的動力。
歐洲西北部的擴展親屬網絡的崩潰可能促進了國家建構。
">它不想被别人征服，所以它找到國王，為其提供對建立政府體系大有幫助的神聖服務。
這一根本差異的後果是深遠的。
在中國，帝國的重建帶來了穩定，因為一個建立在自由農民基礎上的父權制系統永遠不需要太多改變，龐大的文明規模意味着它很少會遇到挑戰者。
而歐洲西北部的主權分割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一方面，缺乏單一中心意味着不可能阻止某些事物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海外探險。
西方在海上探險上取得的成功與鄭和下西洋以後中國對海外探險加以限制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方面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任何企圖控制商人的嘗試不僅注定會失敗，而且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商人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因此也可以提升對手的經濟和實力。
另一方面，競争是永無止境的，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戰争中——它在西方處于中心地位，在東方處于邊緣地位。
這樣的戰争使歐洲曆史野蠻甚至令人作嘔：歐洲中部可能有1/3的人口在17世紀早期的三十年戰争中死亡。
但是這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帶來了國家和社會之間不斷的互動，尤其表現在對士兵和稅收的需求上，其最終結果則是帶來了各種類型的理性化，這些理性化帶來了進步：因為當某種新發展出現，一個地方如果不馬上複制，就會面臨滅亡的危險。
這裡需要提到兩點。
第一，歐洲創造的多極化已經被擴展到整個世界，使得采取簡單的“現實主義”原則，即古典的國際關系理論十分重要，因為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世界裡，“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第二，有一句警告絕對是必要的。
競争的确能帶來進步，但它曾經有過且現在也有巨大的危險性。
當人們進入政治階段時，控制戰争就變得更難，尤其是工業革命讓戰争變得如此具有大規模破壞性——這當然導緻歐洲在現代世界政治體之中失去了中心地位。
1945年以來，核武器帶來了人類滅亡的可能性，氣候變化加劇了這種可能性(Mann2013)。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的願望。
比較方法 首先，比較研究的第一個例子可以參考愛爾蘭政治科學家奧利瑞(O'Leary)撰寫的一份充滿智慧的政策簡報，他在其中支持愛爾蘭的統一(O'Leary2022)。
需要強調的是：比較曆史社會學能夠提供規範性的建議，以說明什麼才是最佳的政治選擇。
在指出奧利瑞對比較的使用方法前，需要先說明一些簡單的背景。
英國政客在瓜分原本是統一的土地這件事上劣迹斑斑，尤其體現在印度和愛爾蘭——1937年，他們又計劃在巴勒斯坦做同樣的事情。
土地的“切割”過後則是大量流血事件，其一是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其二是在新教支持者和天主教徒/民族主義者之間；這兩次分割都不能說是完全“清楚”的，因為分割後新組建的政治體即便在經曆了頻繁的族群清洗之後也并非以單一族群構成的。
朝鮮和德國在戰後也被切分，而土耳其的入侵造成了塞浦路斯的切分。
奧利瑞支持愛爾蘭共和國和大不列颠之間的法律協議，倡導采用公投的方式解決問題，即舉行一場全民公投，要求選民對某一單一的政治問題進行投票，并且選民應當知道，他們是要在直接導向愛爾蘭是否統一的問題上進行投票，在這一公投的基礎上決定能否實現愛爾蘭的重新統一。
公投應該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各舉行一次，但是奧利瑞強調我們需要“比較地思考”以找到解決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
這是非常必要的。
無論是為了分離或是重新統一，公投都是複雜的。
公投把政治選擇“固定下來”——這就像人口普查一樣。
一方面，誰能夠投票是一個問題。
其危險在于，“民族”的性質常常是在投票結果之前被建構的，而投票結果又取決于如何确定選民，因而，這一循環事先預判了結果！另一方面，公投問題的性質能在兩個方面決定結果。
問題的設計可以使結果發生偏向。
例如，如果這個問題需要導向完全的改變，可以暗示未來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問題可以是模糊而有誤導性的，從而導向出乎意料的結果，并為未來“挖坑”。
在英國脫歐的公投之中，事情就是如此。
問題中隻有一個要素——要離開歐盟還是留下，但這在實踐中意味着什麼卻沒有人知道。
緊接而來的是幻滅、沖突和災難。
我們需要特别關注2004年通過公投來實現塞浦路斯統一的提案，當時是北部的土耳其人和南部的希臘人一起參加投票。
這一提案失敗了，土耳其人支持塞浦路斯的統一，但希臘人強烈反對。
分析失敗的原因能為我們提供教訓，告訴我們在未來愛爾蘭的例子中要避免什麼。
其中有四個教訓尤其重要。
第一，一個清楚的問題是必要的——遺憾的是這次并非如此，使得人們對繼續留在歐盟的未來前景充滿困惑。
第二，同時進行兩個公投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會使人們不可能準确理解他們正在參與投票的是哪一個。
第三，必須進行一個包含各方的長時間讨論——2004年的安南計劃(theAnnanPlan)就是依靠私下的讨論，包括外國的政治家與社會工程師——以創造對共同未來的充分理解。
<注："安南計劃是聯合國提出的一個解決塞浦路斯問題的方案。
計劃内容是建立一個由兩個政治實體組成的聯邦國家塞浦路斯聯合共和國。
在2004年公投之前，該計劃經過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多輪協商。
——譯者注">第四，任何計劃都必須消除雙方的疑慮。
在塞浦路斯的案例中，希臘人十分擔心，因為他們目前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政體，而土耳其武裝力量的持續在場以及未來土耳其人可能會增強政治代表性，也許将會帶來一個功能失調的、不公正的政體。
奧利瑞認為，關注這四個因素将會改善未來任何有關愛爾蘭重新統一的公投。
奧利瑞認為德國在1990年的重新統一也能帶給我們教訓。
這一次沒有公投，但實現了統一，且非常成功。
我們能從這個案例中獲得兩個教訓。
第一，精英層面的“贖買”(buyin)有助于統一：默克爾來自先前的民主德國政府，并且被證明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總理。
第二，德國的案例說明使雙方打消疑慮很重要——但這一次是失敗者的疑慮。
民主德國基本被聯邦德國接管了，僅僅因為聯邦德國擁有巨大的财富，于是強加了自己的文化給民主德國。
其結果是民主德國揮之不去的怨恨，并導緻統一後國家内部的嚴重分裂。
這裡的教訓在于，除非保證北方新教徒的尊嚴、安全和繁榮，否則愛爾蘭不可能實現重新統一。
比較方法的第二個例子與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帝國不同形式的海外統治有關——考慮到當下對帝國統治本身的空洞譴責，這不僅在智識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重要的。
馬修·蘭格(Lange)區别了法國和英國的治理方式(Langeetal2021)。
前者忠于之前的雅各賓主義，其特點是摧毀不同的族裔背景，把所有人都同化進入單一文化主導的統一政體。
英國模式則完全不一樣。
英國鼓勵不同族裔進一步分化，之後再分而治之——帝國可以在所有這些種族之上實現政治平衡，通過特定群體間接統治，然後聲稱自己是秩序的提供者。
這些不同的統治模式影響深遠。
衆所周知，1945年以後最嚴重的武裝沖突發生在國家内部，而不是國家之間。
蘭格讓我們理解了他們不同的形式。
前法國殖民地的暴力主要表現為不同的群體試圖接管國家；相反，在前英國殖民地，具有政治意識的族群常常選擇完全脫離已經建立的國家。
英國的遺産要危險得多，其造成了大量的傷亡。
議程 大多數預測未來事件性質和進程的嘗試都不太成功。
他們傾向于講更多現有的東西，因此很難發現真正新穎的東西。
例如，一代人之前，人們的關注點往往是經濟增長的本質和可能性，并假定這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指标。
由于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人們對這一路徑的許多想當然的假設産生了質疑。
因此，下面提到的内容也許就不是将來比較曆史社會學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了。
盡管如此，下述三個彼此高度關聯的主題仍然影響重大。
第一個主題與資本主義的性質有關，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資本主義近期引發的重大震蕩。
在這個主題下可以處理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我們可以集中關注兩個方面。
讓我們從斯密有關“商業社會性”成功運作的說法開始，因為他的分析從來沒有被超越過(Hall2022)。
斯密認為，在這個特定的世界裡，人類被一種渴望所驅使，這種渴望是為了給同伴留下深刻印象，獲得他們的欽佩，以便他們能夠認可自己。
财富是獲得這種認可的關鍵手段，它創造了一個人們不斷試圖趕上社會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世界。
這位偉大的蘇格蘭哲學家并非衷心熱愛這種無止境的地位追求，因為那可能導緻個人腐敗。
但他還是支持這種追求的，因為追求政治權力要比追求金錢危險得多。
他強調這一體系得以運轉的關鍵因素在于，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參與社會地位競争的機會。
這是一種非常真實且激進的對于平等的基本衡量标準——平等不在于結果，而在于機會。
為此，斯密認為政府需要扮演積極的角色，并堅持國家必須有充分的自主性，以應對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俘獲國家的行為。
斯密警告說，如果這
羅馬衰亡後帝國無法複興，而中國的分裂時期并沒有阻擋帝國的重新統一。
我自己的書《權力與自由》(1985)試圖解釋兩者的差别和後果。
中國得益于單一的農耕核心以及與政治權力緊密相連的意識形态——現在還可以加上遊牧邊疆的重要性，這為重新統一提供了軍事資源(Zhao2015)。
相反，歐洲有許多權力中心，意識形态和政治權力之間存在深刻分裂，且它缺乏中國的遊牧邊疆——所以演變成了封建主義，而非單一政治體的重建(Scheidel2019)。
這些斷斷續續的評論中有一點值得強調。
基督教一直受到羅馬政府的迫害，并且遵循耶稣所主張的“恺撒的歸恺撒，上帝的歸上帝”，始終與羅馬政府保持距離——或者用聖奧古斯汀的話來說，上帝之城與羅馬城無關。
正如霍布斯所說，教會就像神聖羅馬帝國的幽靈，但它從未建立自己的霸權。
<注："但是教會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産生了影響。
一系列禁忌——不與近親結婚，關于亂倫的新規定（例如不能和已故丈夫的兄弟結婚），拒絕一夫多妻制婚姻——對摧毀那些入侵部落中廣泛的親屬關系關系重大。
同樣重要的是，教會鼓勵個人擁有土地和通過個人遺囑繼承。
兩者的直接起因都是教會對土地的貪婪，這讓教會能夠變得極其富有。
但重要的是後果。
第一，這些行動幫助建立了沿着核心家庭線展開的歐洲晚婚模式。
這種模式對馬爾薩斯意義上的人口壓力十分敏感，也就是說人口擴張不會超過生産力提升——換句話說，人口沒有把剩餘消耗殆盡，就像19世紀中國所發生的那樣。
第二，這種核心家庭模式可能刺激了個人主義以及經濟活動。
這是哈佛大學學者的說法，他聲稱西方變得“奇怪”(WEIRD)，也就是西方的(western)、有教養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首字母組合(Henrich2020)。
對此應持懷疑态度。
一方面，文化态度不是永遠固定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一度被認為在道德上和經濟上都是保守的，但是後來這一宗教左轉了。
另一方面，對“民主”的強調似乎太老套了，尤其考慮到德國的曆史。
但是親屬紐帶的斷裂可能影響很大。
當然，國家的最高境界是在公民社會裡由非國家行動者來實現我們所習見的政府功能。
但是這裡也有問題。
作為中國特色的親屬系統是支持國家的，但也可能削弱國家，限制其動員社會的能力。
伊斯蘭社會的情況就明顯更糟。
這裡的親屬關系可能會、并且也曾被用來作為對抗國家的資源。
這在赫勒敦眼裡是政權更疊頻繁的動力。
歐洲西北部的擴展親屬網絡的崩潰可能促進了國家建構。
">它不想被别人征服，所以它找到國王，為其提供對建立政府體系大有幫助的神聖服務。
這一根本差異的後果是深遠的。
在中國，帝國的重建帶來了穩定，因為一個建立在自由農民基礎上的父權制系統永遠不需要太多改變，龐大的文明規模意味着它很少會遇到挑戰者。
而歐洲西北部的主權分割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一方面，缺乏單一中心意味着不可能阻止某些事物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海外探險。
西方在海上探險上取得的成功與鄭和下西洋以後中國對海外探險加以限制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方面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任何企圖控制商人的嘗試不僅注定會失敗，而且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商人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因此也可以提升對手的經濟和實力。
另一方面，競争是永無止境的，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戰争中——它在西方處于中心地位，在東方處于邊緣地位。
這樣的戰争使歐洲曆史野蠻甚至令人作嘔：歐洲中部可能有1/3的人口在17世紀早期的三十年戰争中死亡。
但是這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帶來了國家和社會之間不斷的互動，尤其表現在對士兵和稅收的需求上，其最終結果則是帶來了各種類型的理性化，這些理性化帶來了進步：因為當某種新發展出現，一個地方如果不馬上複制，就會面臨滅亡的危險。
這裡需要提到兩點。
第一，歐洲創造的多極化已經被擴展到整個世界，使得采取簡單的“現實主義”原則，即古典的國際關系理論十分重要，因為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世界裡，“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第二，有一句警告絕對是必要的。
競争的确能帶來進步，但它曾經有過且現在也有巨大的危險性。
當人們進入政治階段時，控制戰争就變得更難，尤其是工業革命讓戰争變得如此具有大規模破壞性——這當然導緻歐洲在現代世界政治體之中失去了中心地位。
1945年以來，核武器帶來了人類滅亡的可能性，氣候變化加劇了這種可能性(Mann2013)。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的願望。
比較方法 首先，比較研究的第一個例子可以參考愛爾蘭政治科學家奧利瑞(O'Leary)撰寫的一份充滿智慧的政策簡報，他在其中支持愛爾蘭的統一(O'Leary2022)。
需要強調的是：比較曆史社會學能夠提供規範性的建議，以說明什麼才是最佳的政治選擇。
在指出奧利瑞對比較的使用方法前，需要先說明一些簡單的背景。
英國政客在瓜分原本是統一的土地這件事上劣迹斑斑，尤其體現在印度和愛爾蘭——1937年，他們又計劃在巴勒斯坦做同樣的事情。
土地的“切割”過後則是大量流血事件，其一是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其二是在新教支持者和天主教徒/民族主義者之間；這兩次分割都不能說是完全“清楚”的，因為分割後新組建的政治體即便在經曆了頻繁的族群清洗之後也并非以單一族群構成的。
朝鮮和德國在戰後也被切分，而土耳其的入侵造成了塞浦路斯的切分。
奧利瑞支持愛爾蘭共和國和大不列颠之間的法律協議，倡導采用公投的方式解決問題，即舉行一場全民公投，要求選民對某一單一的政治問題進行投票，并且選民應當知道，他們是要在直接導向愛爾蘭是否統一的問題上進行投票，在這一公投的基礎上決定能否實現愛爾蘭的重新統一。
公投應該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各舉行一次，但是奧利瑞強調我們需要“比較地思考”以找到解決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
這是非常必要的。
無論是為了分離或是重新統一，公投都是複雜的。
公投把政治選擇“固定下來”——這就像人口普查一樣。
一方面，誰能夠投票是一個問題。
其危險在于，“民族”的性質常常是在投票結果之前被建構的，而投票結果又取決于如何确定選民，因而，這一循環事先預判了結果！另一方面，公投問題的性質能在兩個方面決定結果。
問題的設計可以使結果發生偏向。
例如，如果這個問題需要導向完全的改變，可以暗示未來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問題可以是模糊而有誤導性的，從而導向出乎意料的結果，并為未來“挖坑”。
在英國脫歐的公投之中，事情就是如此。
問題中隻有一個要素——要離開歐盟還是留下，但這在實踐中意味着什麼卻沒有人知道。
緊接而來的是幻滅、沖突和災難。
我們需要特别關注2004年通過公投來實現塞浦路斯統一的提案，當時是北部的土耳其人和南部的希臘人一起參加投票。
這一提案失敗了，土耳其人支持塞浦路斯的統一，但希臘人強烈反對。
分析失敗的原因能為我們提供教訓，告訴我們在未來愛爾蘭的例子中要避免什麼。
其中有四個教訓尤其重要。
第一，一個清楚的問題是必要的——遺憾的是這次并非如此，使得人們對繼續留在歐盟的未來前景充滿困惑。
第二，同時進行兩個公投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會使人們不可能準确理解他們正在參與投票的是哪一個。
第三，必須進行一個包含各方的長時間讨論——2004年的安南計劃(theAnnanPlan)就是依靠私下的讨論，包括外國的政治家與社會工程師——以創造對共同未來的充分理解。
<注："安南計劃是聯合國提出的一個解決塞浦路斯問題的方案。
計劃内容是建立一個由兩個政治實體組成的聯邦國家塞浦路斯聯合共和國。
在2004年公投之前，該計劃經過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多輪協商。
——譯者注">第四，任何計劃都必須消除雙方的疑慮。
在塞浦路斯的案例中，希臘人十分擔心，因為他們目前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政體，而土耳其武裝力量的持續在場以及未來土耳其人可能會增強政治代表性，也許将會帶來一個功能失調的、不公正的政體。
奧利瑞認為，關注這四個因素将會改善未來任何有關愛爾蘭重新統一的公投。
奧利瑞認為德國在1990年的重新統一也能帶給我們教訓。
這一次沒有公投，但實現了統一，且非常成功。
我們能從這個案例中獲得兩個教訓。
第一，精英層面的“贖買”(buyin)有助于統一：默克爾來自先前的民主德國政府，并且被證明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總理。
第二，德國的案例說明使雙方打消疑慮很重要——但這一次是失敗者的疑慮。
民主德國基本被聯邦德國接管了，僅僅因為聯邦德國擁有巨大的财富，于是強加了自己的文化給民主德國。
其結果是民主德國揮之不去的怨恨，并導緻統一後國家内部的嚴重分裂。
這裡的教訓在于，除非保證北方新教徒的尊嚴、安全和繁榮，否則愛爾蘭不可能實現重新統一。
比較方法的第二個例子與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帝國不同形式的海外統治有關——考慮到當下對帝國統治本身的空洞譴責，這不僅在智識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重要的。
馬修·蘭格(Lange)區别了法國和英國的治理方式(Langeetal2021)。
前者忠于之前的雅各賓主義，其特點是摧毀不同的族裔背景，把所有人都同化進入單一文化主導的統一政體。
英國模式則完全不一樣。
英國鼓勵不同族裔進一步分化，之後再分而治之——帝國可以在所有這些種族之上實現政治平衡，通過特定群體間接統治，然後聲稱自己是秩序的提供者。
這些不同的統治模式影響深遠。
衆所周知，1945年以後最嚴重的武裝沖突發生在國家内部，而不是國家之間。
蘭格讓我們理解了他們不同的形式。
前法國殖民地的暴力主要表現為不同的群體試圖接管國家；相反，在前英國殖民地，具有政治意識的族群常常選擇完全脫離已經建立的國家。
英國的遺産要危險得多，其造成了大量的傷亡。
議程 大多數預測未來事件性質和進程的嘗試都不太成功。
他們傾向于講更多現有的東西，因此很難發現真正新穎的東西。
例如，一代人之前，人們的關注點往往是經濟增長的本質和可能性，并假定這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指标。
由于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人們對這一路徑的許多想當然的假設産生了質疑。
因此，下面提到的内容也許就不是将來比較曆史社會學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了。
盡管如此，下述三個彼此高度關聯的主題仍然影響重大。
第一個主題與資本主義的性質有關，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資本主義近期引發的重大震蕩。
在這個主題下可以處理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我們可以集中關注兩個方面。
讓我們從斯密有關“商業社會性”成功運作的說法開始，因為他的分析從來沒有被超越過(Hall2022)。
斯密認為，在這個特定的世界裡，人類被一種渴望所驅使，這種渴望是為了給同伴留下深刻印象，獲得他們的欽佩，以便他們能夠認可自己。
财富是獲得這種認可的關鍵手段，它創造了一個人們不斷試圖趕上社會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世界。
這位偉大的蘇格蘭哲學家并非衷心熱愛這種無止境的地位追求，因為那可能導緻個人腐敗。
但他還是支持這種追求的，因為追求政治權力要比追求金錢危險得多。
他強調這一體系得以運轉的關鍵因素在于，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參與社會地位競争的機會。
這是一種非常真實且激進的對于平等的基本衡量标準——平等不在于結果，而在于機會。
為此，斯密認為政府需要扮演積極的角色，并堅持國家必須有充分的自主性，以應對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俘獲國家的行為。
斯密警告說，如果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