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約翰·霍爾（John A. Hall）：比較曆史社會學：一種個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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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發生，商業社會将會迅速滑向滅亡。
比較曆史社會學遵循這些觀點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
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基本的平等會讓人們有一種身處社會階梯之上的感覺，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環境的産物，也就是說，它并不來自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
爆發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心的世界大戰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随之而來的曆史性的階級妥協。
這很好解釋。
當士兵們被承諾了一個體面的未來時，他們就會戰鬥，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在複員時也有能力執行任何這類社會契約。
在英國，勞埃德·喬治(LloydGeorge)承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進行“适合英雄”的社會變革，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過了退伍軍人法(GIbill)，提高了那些參加過戰鬥的人的公民身份。
但那是當時的情況，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同。
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它的盎格魯——撒克遜中心，正在經曆不平等的嚴重加劇，因為資本家相對相關國家的權力已經飙升(Piketty2014；Scheidel2017)。
由此可以得出兩點。
第一點是純粹經濟的。
菲利蓬(Philippon)已經證明，正如斯密所提出的那樣，美國對資本主義的特殊偏重已經使其競争力下降，其後果不久後就會顯現(Philippon2019)。
第二點更顯然是社會性的。
這些社會中相當多的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沒有提高。
在美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村白人的預期壽命也在減少。
如今，能夠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活、流動并取得成功的精英階層與那些被困在自己國家裡的人之間，在生活機會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情況是民粹主義崛起的基礎，也正是民粹主義促使特朗普上台。
關于這一點後文會有更多的讨論，但我們需要先回到當代資本主義的第二個弱點。
資本主義從來不是純粹的，它深受大國期望的影響。
李斯特(List)對斯密的批評在一個方面是對的：保護新興工業有助于防範主要經濟大國的控制(2005)。
<注："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自身就是靠軍事起步的，這也導緻了國際貿易競争，因為每個國家都試圖擁有同樣的基礎工業系統以保證地緣政治自主權(Sen1983)。
">但更重要的事實是，“二戰”之後為國際資本主義設立的機構都是由美國指定的。
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是美國味的——強調市場交換的重要性（基于以北方制造業優先于農業生産的條款，經常是有損南方國家的），以美元作為世界頭号貨币。
這個體系已經慢慢改變了它的特質，從相對溫和變得非常具有侵略性。
美元一直擁有“鑄币稅權”(seignioragerights)，即在全球以美元進行交易時能夠以低利率借款的能力，但現在已經不止于此了。
美國經濟表現的下滑正在引發保護主義，即“美國優先”(AmericaFirst)政策，這些政策正開始嚴重地擾亂世界貿易體系。
但半空的杯子仍是半滿的，美國的力量仍然強大。
一個非常重要的威脅是：美國控制的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可能會對其敵人關閉，甚至也可以對那些在伊朗問題上沒有聽從美國指揮的盟友關閉。
我已經就經濟和政治事務說了很多，但是比較曆史社會學中最重要的智識發展可能是對民族主義的關注。
這個話題1945年之後在西方大學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由于民族主義本身和法西斯主義相關聯，因而被視為危險的。
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優秀作品，大多恰恰出自有猶太背景的思想家之手，例如蓋爾納(Hall2012)。
他們把這一話題重新推向了前台——或者也許是當冷戰的終結提高了民族主義運動的形象（尤其在南斯拉夫）這一話題才被認真對待。
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發展。
在1914年，世界的主要人口都處于幾個帝國之中。
奧斯曼、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國崩潰之後，接着是1945年以後的去殖民化，以及蘇聯控制區域的解體。
現代世界默認的政治立場是民族國家，但這一曆史形式需要從幾個方面進行解讀。
民族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力量。
第一，它可以由不同的社會群體來推動——比如，軍事領袖如反對拿破侖的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知識分子如馬志尼(Mazzini)。
<注："克勞塞維茨為普魯士著名軍事家，曾發表日耳曼民族解放綱領，在其中表達了改革派聯合俄國，抗擊拿破侖的觀點；朱塞佩·馬志尼是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重要人物。
——譯者注">第二，它捉摸不定。
民族主義經常是由精英驅動的，追求民族的權力，熱衷于賦予社會一種文化，以便趕上其對手——特别是在戰争中表現得更有效率。
但正如前言提到的，它最近已成為“被落下的人”所依靠的力量，以便強化他們所生活的民族——并以那些想要在更廣闊的世界自由流動的人為代價。
<注："此處的意思是，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化的、可以自由流動的精英獲得了最大的收益，而隻能在本地生活、依靠本地産業結構生活的中下層則被鎖定在特定的全球分工秩序之中，缺乏靈活性，他們是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的人。
在新的時期，這些利益受損的群體試圖調用民族主義來對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安排，推動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提高稅收等等。
這對于全球化精英來說是不小的打擊。
——譯者注">第三，民族并不總是存在，像民族主義理論家經常宣稱的那樣，等待着被“喚醒”。
恰恰相反，民族建設的過程也是國家建設的過程。
如前所述，在前英國殖民地，存在着相互競争的族群，這使得國家建設尤其困難，尤其是在沒有戰争——那些曾在歐洲曆史上導緻共同民族認同的壓力——的情況下。
威默(Wimmer)描述了促成民族建設的力量，并在某處将俄羅斯和中國進行了比較，以說明共同語言對于建立共同身份的好處(Wimmer2018)。
這是對的，但要記住的是，國家可以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正如赫希曼的理論所表達的那樣，不同的族群也可以忠于賦予他們發言權的政體。
這适用于加拿大和瑞士，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也适用于歐盟成員國。
最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雖然民族主義可能導緻暴行，但共同身份也會使政體變得強大。
同質的小國在經濟上效率很高，因為文化上的團結促進了面對變化時的靈活性和适應性(CampbellandHall2017)。
美國相對衰落的一個原因是目前内部的嚴重分歧，這顯然妨礙了它對世界上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做出一緻的理性回應。
比較曆史社會學家目前最感興趣的第三個領域，是帝國主義的性質問題。
這裡首先要談的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系，這是我目前工作的重點。
民族主義導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想當然的觀點需要受到挑戰。
首先，我們要做出一些重要區分。
在20世紀早期，分離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并不是非常危險，如果沒有地緣政治的幹預，可能是可以控制的。
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精英們擔心民族主義可能在未來造成問題，這導緻他們在1914年做出魯莽和冒險的決定(Lieven2009)。
這實際上是說，1914年大帝國的行為和歐洲曆史上國家的行為一樣；它們不是彼此獨立的世界，而是相互競争的帝國。
盡管如此，它們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帝國的特征。
想想哈布斯堡這一關鍵案例： ……[軍事]精英們非常清楚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裡奧匈帝國社會的轉變——從大衆政治的發展到官僚制度的政治化——嚴重削弱了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1914年精英階層的悲觀情緒是促使總參謀部和外交使團的一些成員冒險将奧匈帝國帶入戰争的一個因素。
他們認為，像戰争這樣的大災難，是他們平息國内政治沖突的最後機會……因此他們擁抱了戰争。
作為對戰争負有最大責任的人……[康拉德(Conrad)]本人寫信給約瑟夫·雷德利希(JosephRedlich)，表達了他們那個階級的恐懼，他寫道“要和平地改善君主制的内部狀況非常困難”(Judson2016，383-384)。
除了對失去地位的恐懼，還有其他因素。
工業化帶來了公共領域的産生。
但這些新的公衆在帝國的宮廷文化中沒有表達自己的空間。
新興中産階級對被排斥的現象非常不滿，尤其是在德國，這導緻了對更廣泛的民族主義政治的需求——用更廣泛、更激進的政治取代傳統的地緣政治(Chickering1984)。
因而帝國轉而擁護榮譽文化，這使得在1914年7月和8月理性計算變得極其困難。
最後的一點是所有這一切的必然結果。
從長遠來看，民族主義可能會改變——實際上是破壞——帝國的特性。
但這是戰争的結果，而這一點很重要。
一方面，戰争的經曆極大地加強了民族主義情緒——其重要性的上升是戰争的結果，而不是戰争的起因。
當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間期的政治紛争，民族主義也與法西斯主義有明顯的聯系。
另一方面，戰争本身改變了世界的曆史，使俄國革命成為可能——從而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曆史性的替代方案。
關于帝國主義我需要說最後兩點。
在19世紀末，帝國變得具有吸引力，因為規模似乎是地緣政治自治必不可少的條件。
1945年後，盡管這一點對大國來說仍然是對的，其他地方則逐漸轉向了相互依賴——尤其是在歐洲，帝國被放棄，各國選擇共建工業系統，而不是堅持擁有地緣政治自治所需的全部工業系統。
但是，由于氣候變化，規模可能會再次變得重要，因而一個有着穩固邊界的安全的領土再次變得具有吸引力(Lieven2009)。
第二點更為顯著，但是在短期内更危險。
國際關系理論家已經注意到世界政治的權力轉移可能帶來的困難。
他們認為，一個不肯罷休的衰落中的霸權國家可能帶來的危險，也許與正在崛起的大國一樣多。
我們今天似乎就處在這種情況下。
結論 我并沒有提供一個對于比較曆史社會學的完整解釋，隻是強調了它的一些顯著特征。
讓我以一個類似的、對某些特定學者的注解來作為結束吧。
人們普遍認為韋伯是曆史社會學領域第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把邁克爾·曼尊稱為“我們時代”的韋伯是有道理的。
他的作品涉獵更廣，且已經超越了韋伯——曼傾向于認為曆史沒有模式，并堅持他所提到的權力來源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在任何時候占據主導地位，這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相當重要的評論，說明不同的權力來源可能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占據主導的情況。
但比較曆史社會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這種路徑正變得越來越複雜。
蘭格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一方面，他采用了一種真正複雜的混合方法，這将推動比較曆史社會學的發展(Lange2013)。
另一方面，他的一項重要研究把一個對比較曆史社會學仍有很大貢獻的早期理論家帶了回來。
他關于教育“泡沫”的研究，即受壓制的大多數人的教育水平突然急劇上升的情況，表明了政治和社會沖突很可能随之而來。
新近接受教育的多數人将試圖取代以前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少數人，有時會以人們可以想象到的最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Lange2011)。
這再現了偉大的法國理論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發現，即窮人和受壓迫的人并不能推動根本的變革，那些期望不斷提高的人才是推動革命的人(Tocqueville1955)。
【參考文獻】 Anderson,Perry.1974a.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NLB. ——.1974b.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London:NLB. Aron,Raymond.1966.PeaceandWar:ATheoryofInternatio
比較曆史社會學遵循這些觀點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
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基本的平等會讓人們有一種身處社會階梯之上的感覺，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環境的産物，也就是說，它并不來自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
爆發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心的世界大戰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随之而來的曆史性的階級妥協。
這很好解釋。
當士兵們被承諾了一個體面的未來時，他們就會戰鬥，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在複員時也有能力執行任何這類社會契約。
在英國，勞埃德·喬治(LloydGeorge)承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進行“适合英雄”的社會變革，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過了退伍軍人法(GIbill)，提高了那些參加過戰鬥的人的公民身份。
但那是當時的情況，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同。
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它的盎格魯——撒克遜中心，正在經曆不平等的嚴重加劇，因為資本家相對相關國家的權力已經飙升(Piketty2014；Scheidel2017)。
由此可以得出兩點。
第一點是純粹經濟的。
菲利蓬(Philippon)已經證明，正如斯密所提出的那樣，美國對資本主義的特殊偏重已經使其競争力下降，其後果不久後就會顯現(Philippon2019)。
第二點更顯然是社會性的。
這些社會中相當多的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沒有提高。
在美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村白人的預期壽命也在減少。
如今，能夠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活、流動并取得成功的精英階層與那些被困在自己國家裡的人之間，在生活機會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情況是民粹主義崛起的基礎，也正是民粹主義促使特朗普上台。
關于這一點後文會有更多的讨論，但我們需要先回到當代資本主義的第二個弱點。
資本主義從來不是純粹的，它深受大國期望的影響。
李斯特(List)對斯密的批評在一個方面是對的：保護新興工業有助于防範主要經濟大國的控制(2005)。
<注："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自身就是靠軍事起步的，這也導緻了國際貿易競争，因為每個國家都試圖擁有同樣的基礎工業系統以保證地緣政治自主權(Sen1983)。
">但更重要的事實是，“二戰”之後為國際資本主義設立的機構都是由美國指定的。
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是美國味的——強調市場交換的重要性（基于以北方制造業優先于農業生産的條款，經常是有損南方國家的），以美元作為世界頭号貨币。
這個體系已經慢慢改變了它的特質，從相對溫和變得非常具有侵略性。
美元一直擁有“鑄币稅權”(seignioragerights)，即在全球以美元進行交易時能夠以低利率借款的能力，但現在已經不止于此了。
美國經濟表現的下滑正在引發保護主義，即“美國優先”(AmericaFirst)政策，這些政策正開始嚴重地擾亂世界貿易體系。
但半空的杯子仍是半滿的，美國的力量仍然強大。
一個非常重要的威脅是：美國控制的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可能會對其敵人關閉，甚至也可以對那些在伊朗問題上沒有聽從美國指揮的盟友關閉。
我已經就經濟和政治事務說了很多，但是比較曆史社會學中最重要的智識發展可能是對民族主義的關注。
這個話題1945年之後在西方大學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由于民族主義本身和法西斯主義相關聯，因而被視為危險的。
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優秀作品，大多恰恰出自有猶太背景的思想家之手，例如蓋爾納(Hall2012)。
他們把這一話題重新推向了前台——或者也許是當冷戰的終結提高了民族主義運動的形象（尤其在南斯拉夫）這一話題才被認真對待。
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發展。
在1914年，世界的主要人口都處于幾個帝國之中。
奧斯曼、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國崩潰之後，接着是1945年以後的去殖民化，以及蘇聯控制區域的解體。
現代世界默認的政治立場是民族國家，但這一曆史形式需要從幾個方面進行解讀。
民族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力量。
第一，它可以由不同的社會群體來推動——比如，軍事領袖如反對拿破侖的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知識分子如馬志尼(Mazzini)。
<注："克勞塞維茨為普魯士著名軍事家，曾發表日耳曼民族解放綱領，在其中表達了改革派聯合俄國，抗擊拿破侖的觀點；朱塞佩·馬志尼是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重要人物。
——譯者注">第二，它捉摸不定。
民族主義經常是由精英驅動的，追求民族的權力，熱衷于賦予社會一種文化，以便趕上其對手——特别是在戰争中表現得更有效率。
但正如前言提到的，它最近已成為“被落下的人”所依靠的力量，以便強化他們所生活的民族——并以那些想要在更廣闊的世界自由流動的人為代價。
<注："此處的意思是，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化的、可以自由流動的精英獲得了最大的收益，而隻能在本地生活、依靠本地産業結構生活的中下層則被鎖定在特定的全球分工秩序之中，缺乏靈活性，他們是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的人。
在新的時期，這些利益受損的群體試圖調用民族主義來對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安排，推動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提高稅收等等。
這對于全球化精英來說是不小的打擊。
——譯者注">第三，民族并不總是存在，像民族主義理論家經常宣稱的那樣，等待着被“喚醒”。
恰恰相反，民族建設的過程也是國家建設的過程。
如前所述，在前英國殖民地，存在着相互競争的族群，這使得國家建設尤其困難，尤其是在沒有戰争——那些曾在歐洲曆史上導緻共同民族認同的壓力——的情況下。
威默(Wimmer)描述了促成民族建設的力量，并在某處将俄羅斯和中國進行了比較，以說明共同語言對于建立共同身份的好處(Wimmer2018)。
這是對的，但要記住的是，國家可以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正如赫希曼的理論所表達的那樣，不同的族群也可以忠于賦予他們發言權的政體。
這适用于加拿大和瑞士，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也适用于歐盟成員國。
最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雖然民族主義可能導緻暴行，但共同身份也會使政體變得強大。
同質的小國在經濟上效率很高，因為文化上的團結促進了面對變化時的靈活性和适應性(CampbellandHall2017)。
美國相對衰落的一個原因是目前内部的嚴重分歧，這顯然妨礙了它對世界上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做出一緻的理性回應。
比較曆史社會學家目前最感興趣的第三個領域，是帝國主義的性質問題。
這裡首先要談的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系，這是我目前工作的重點。
民族主義導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想當然的觀點需要受到挑戰。
首先，我們要做出一些重要區分。
在20世紀早期，分離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并不是非常危險，如果沒有地緣政治的幹預，可能是可以控制的。
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精英們擔心民族主義可能在未來造成問題，這導緻他們在1914年做出魯莽和冒險的決定(Lieven2009)。
這實際上是說，1914年大帝國的行為和歐洲曆史上國家的行為一樣；它們不是彼此獨立的世界，而是相互競争的帝國。
盡管如此，它們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帝國的特征。
想想哈布斯堡這一關鍵案例： ……[軍事]精英們非常清楚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裡奧匈帝國社會的轉變——從大衆政治的發展到官僚制度的政治化——嚴重削弱了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1914年精英階層的悲觀情緒是促使總參謀部和外交使團的一些成員冒險将奧匈帝國帶入戰争的一個因素。
他們認為，像戰争這樣的大災難，是他們平息國内政治沖突的最後機會……因此他們擁抱了戰争。
作為對戰争負有最大責任的人……[康拉德(Conrad)]本人寫信給約瑟夫·雷德利希(JosephRedlich)，表達了他們那個階級的恐懼，他寫道“要和平地改善君主制的内部狀況非常困難”(Judson2016，383-384)。
除了對失去地位的恐懼，還有其他因素。
工業化帶來了公共領域的産生。
但這些新的公衆在帝國的宮廷文化中沒有表達自己的空間。
新興中産階級對被排斥的現象非常不滿，尤其是在德國，這導緻了對更廣泛的民族主義政治的需求——用更廣泛、更激進的政治取代傳統的地緣政治(Chickering1984)。
因而帝國轉而擁護榮譽文化，這使得在1914年7月和8月理性計算變得極其困難。
最後的一點是所有這一切的必然結果。
從長遠來看，民族主義可能會改變——實際上是破壞——帝國的特性。
但這是戰争的結果，而這一點很重要。
一方面，戰争的經曆極大地加強了民族主義情緒——其重要性的上升是戰争的結果，而不是戰争的起因。
當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間期的政治紛争，民族主義也與法西斯主義有明顯的聯系。
另一方面，戰争本身改變了世界的曆史，使俄國革命成為可能——從而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曆史性的替代方案。
關于帝國主義我需要說最後兩點。
在19世紀末，帝國變得具有吸引力，因為規模似乎是地緣政治自治必不可少的條件。
1945年後，盡管這一點對大國來說仍然是對的，其他地方則逐漸轉向了相互依賴——尤其是在歐洲，帝國被放棄，各國選擇共建工業系統，而不是堅持擁有地緣政治自治所需的全部工業系統。
但是，由于氣候變化，規模可能會再次變得重要，因而一個有着穩固邊界的安全的領土再次變得具有吸引力(Lieven2009)。
第二點更為顯著，但是在短期内更危險。
國際關系理論家已經注意到世界政治的權力轉移可能帶來的困難。
他們認為，一個不肯罷休的衰落中的霸權國家可能帶來的危險，也許與正在崛起的大國一樣多。
我們今天似乎就處在這種情況下。
結論 我并沒有提供一個對于比較曆史社會學的完整解釋，隻是強調了它的一些顯著特征。
讓我以一個類似的、對某些特定學者的注解來作為結束吧。
人們普遍認為韋伯是曆史社會學領域第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把邁克爾·曼尊稱為“我們時代”的韋伯是有道理的。
他的作品涉獵更廣，且已經超越了韋伯——曼傾向于認為曆史沒有模式，并堅持他所提到的權力來源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在任何時候占據主導地位，這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相當重要的評論，說明不同的權力來源可能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占據主導的情況。
但比較曆史社會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這種路徑正變得越來越複雜。
蘭格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一方面，他采用了一種真正複雜的混合方法，這将推動比較曆史社會學的發展(Lange2013)。
另一方面，他的一項重要研究把一個對比較曆史社會學仍有很大貢獻的早期理論家帶了回來。
他關于教育“泡沫”的研究，即受壓制的大多數人的教育水平突然急劇上升的情況，表明了政治和社會沖突很可能随之而來。
新近接受教育的多數人将試圖取代以前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少數人，有時會以人們可以想象到的最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Lange2011)。
這再現了偉大的法國理論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發現，即窮人和受壓迫的人并不能推動根本的變革，那些期望不斷提高的人才是推動革命的人(Tocqueville1955)。
【參考文獻】 Anderson,Perry.1974a.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NLB. ——.1974b.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London:NLB. Aron,Raymond.1966.PeaceandWar:ATheoryofIntern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