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約翰·霍爾（John A. Hall）：比較曆史社會學：一種個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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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性。
這種分化曾出現在18世紀晚期的法國，精英間的分化讓自下而上的運動能夠蓬勃發展。
相反，精英面對革命時的團結，則很好地解釋了19世紀大多數時間裡革命的缺失。
另一方面，曼也補充了關于革命行動者的有力分析。
國家崩潰是一回事（在斯考切波看來，國家崩潰不僅由地緣政治因素，且由自下而上的農業階級的壓力導緻），一場全面的社會革命——财産和權力關系的真正變革——又是另一回事。
沙皇俄國被日本打敗後于1905年的崩潰不是一場革命，早期美國也沒有發生革命。
一場革命的出現取決于行動者擁有一種對世界替代性的想象，并準備将之付諸實踐。
這正是列甯在《怎麼辦？》中已經提出的：工人的行動可能導緻國家的崩潰，但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隻能夠由——也确實是由——布爾什維克黨提供的對替代性未來的想象所成就。
相似的觀點也可以用來評述雅各賓派和反對沙阿的主要神職人員。
第二個代表性的發現與之相關。
盡管列甯對革命的本質有着非凡的洞見，但他的路徑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方面：說工人沒有自己的革命意識是不對的。
在列甯的有生之年裡，俄國的工人有時是真正的具有革命性的，尤其在1917年他們在街上設起路障的時候，他們制造了權力的對立。
那為什麼工人的革命意識還會變化呢？其中最顯著的解釋就是去比較性地看待在1914年之前發生的工人階級運動。
1914年以前，國家力圖控制人民，而不是像兩次戰争之間的時期那樣動員人民。
據此，可以很容易就構造一系列階級意識的不同層次(Mann1993)。
在美國，階級意識幾乎不存在。
白人男性在19世紀30年代獲得了選舉權，将國家變成他們自己的國家，并因此把鬥争限制在了工業領域。
在英國，當國家短暫地威脅到了工會權利，工黨就出現了，但它尚缺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态。
在這個分類的另一端，則是德意志帝國和沙皇俄國。
反社會主義的法規在1878—1890年期間确實在工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間建立了聯系，使得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退回到改良主義之前一度看起來像是社會主義轉型的代理人。
俄國也有類似的變化：當國家允許工人擁有組建工會的權利時，工人是改良主義的，當獨裁政府過于殘酷以至于工人們不得不對抗國家時，工人則是革命的(McDaniel1988)。
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其中的邏輯。
多數人害怕被殺死，在改革這個選項可行的情況下，人們會更傾向于改革。
因此，階級意識既來自純粹的經濟因素，也同樣來自政治排斥。
對此立場，古德溫(Goodwin)說得最清楚。
他的研究說明，人們隻有在“沒有出路”的時候轉向革命(Goodwin2001)。
而更完整的帶有社會學洞見的觀點則更全面。
社會運動會帶有與它們互動的國家身上的特征。
包容使改良主義政治得以存在，因此馴化了激進主義；相反，排斥将導緻政治化，最終引向對國家的攻擊。
這個理論洞察來自赫希曼：發言權創造忠誠，而發言權的缺失帶來政治化。
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在他的著作《退出、呼籲與忠誠》中所使用的概念是“退出”，而非政治化(Hirschman1970)。
這提醒我們，這一普遍的理論适用于人們進入現代世界的另一種形式，即民族的形式。
在這裡，退出恰好是正确的詞彙：如果一個民族在一個更大的政治框架内沒有被允許擁有其文化和政治權利，它可能真的會尋求退出——就是說，它可能選擇脫離。
但是我們可以超越這一點。
在讨論比較曆史社會學當前議程之前，如我所說的，讓我們轉而看看具備曆史視野和采用比較方法帶來的好處。
這個選擇必然又是個人的、反映我自己的觀點，且由于集中關注資本主義世界發達的核心部分而略有偏頗。
曆史的用處 我們可以再次考慮将社會演化的性質作為起點，因為比較曆史社會學提示我們，有些東西對于所有社會研究來說都是十分基礎的。
韋伯在讨論“改變世界的單一事件”(singularuniversals)的時候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
<注："韋伯此話的意思是說，有些單一事件/變化可以改變世界，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比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偶然的：這發生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但其所創造的财富和權力迫使其他地區也必須模仿資本主義以求生存。
——譯者注">基于最簡單的原因，社會科學必須是曆史的。
一個地方的根本變化會形塑其他地方的反應。
最典型的例子是資本主義——特别是15世紀以來在歐洲西北部以工業形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的出現。
某個地方出現了新突破，沒有人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
自那以後，政治就是模仿而不是發明。
盡管答案并不總是簡單的——實現歐洲主導地位的秘密究竟是教育、世俗主義還是強有力的國家？——但政治被有關一個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知識所改變了。
所有這些都是在說，既然沒有辦法重複關鍵曆史時刻，社會科學必須經常理性地、盡其所能地複現在單個案例中發生的事情。
對此，比較曆史社會學的一個根本貢獻來自蓋爾納提供的一個非常簡潔的“農業—文化政體”(theagro-literatepolity)模型(Gellner1983；Hall2012)。
<注："蓋爾納此概念是指，在前現代世界的大部分時期，農業社會是高度分層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精英掌握了讀寫和建構文化的權力，他們可能是官僚、教士或貴族等。
他們掌握着所謂的高文化(highculture)，與農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culture)相對。
而進入現代世界之後，讀寫能力普及，高文化成為普遍的文化，從而催生了民族主義。
這裡暫時翻譯成“農業—文化政體”。
——譯者注"> 前工業社會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社會”。
相反，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精英處于各種社會群體之上，擁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其他群體因為相對弱勢，不會也不能幹涉這些文化和語言。
這不過是些微型的利維坦。
地方層級的秩序通常建立在親屬關系紐帶的基礎上，因為地方上的許多人沒有屬于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的感覺。
相比之下，羅馬精英确實共享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以拉丁語和希臘語知識為基礎的。
舉例來說，一個北非或中歐的别墅也有可能和英國或西班牙的相似。
<注："前現代社會的規則系統之間的差别是巨大且明顯的。
蓋爾納的模型的一個更大的優勢在于，它突出強調了意識形态、經濟和政治精英之間的不同利益。
蓋爾納給出了一套簡潔的四組對比：集中的/非集中的，種馬/閹人，開放的/閉鎖的，結合的/非結合的。
每一組對比都有一個例子來說明：第一組比如羅馬教會和伊斯蘭教烏裡瑪(ulama)宗教階層的分散組織；第二組比如封建武士和太監之間的差别，兩者在生理層面上分别忠誠于羅馬和古代中國；第三組比如中國龐大官僚管理系統裡考試選拔的官員和傳統印度世界裡世襲的婆羅門；最後，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軍事和宗教權力是結合的，這與種姓系統之中對不同職能的細緻劃分完全不同。
還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增加複雜性——比如通過帝國之間在意識形态和制度層面相互借鑒和帝國創造新的兼容性的教義的嘗試。
">對此，我們可以做進一步補充，漢學家拉鐵摩爾(Lattimore)在他的《中國的亞洲内陸邊疆》(Lattimore1940)一書之中提出了同樣傑出的概念：社會整合圈層(circlesofsocialintegration)。
在前工業社會的環境裡，由于現代通訊方式的缺失，經濟因素難以整合大片的區域——盡管地中海是這種普遍情況的一個例外。
稅收也許能夠到達更遠的地方，因此第二個圈層會更大一些。
但正如羅馬和中國的城牆所展示的，軍事權力可以延伸到更遠的地方。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
圖1農業社會結構的普遍形式(Gellner1983，9) 首先，我們的世界已經完全不是這樣了。
隻需要進行簡單的思考我們就能意識到，社會整合圈層現在已經以複雜的方式完全改變了——最廣闊的區域是軍事和經濟競争所産生的區域，且兩者之間存在着複雜的聯系（因為最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權力可以影響全球化的經濟交換形式），諸民族國家在其中生存和行動，并需要不停地适應以在這些龐大的社會當中求生。
但是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
現代世界中國家的權力——除了一個下面要提到的例外——已經急遽擴張。
用國家可以控制的經濟份額來測量國家權力是最好的方式，羅馬和當代發達國家的對比在戰争這一點上看得最清楚。
羅馬大約可以控制帝國GDP的5%～7%，其中幾乎所有資金都用在了軍事上(Bang2008)。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則不盡相同，表現在和平時期也能控制1/3以上的GDP，戰争時期則更多。
由于采用所得稅預扣法(payasyouearn)，多數人很少意識到國家的在場，也就是說，财政扣除在現代公民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完成了——這與過去軍隊被迫從極不情願的農民身上榨取資源截然不同。
另一個事實是，許多發達國家的國民對國家實際上在做什麼沒有一個普遍的認識。
1880年，英國成為第一個國内政府預算超過軍事事務預算的國家，而這種模式現在已經很普遍了。
舉例來說，美國當下在老年醫保項目、社會保障和教育上開銷更大，而軍事開銷在美國僅占3%～5%，而在歐洲國家更是少于2%。
盡管考慮到相對成本，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謹慎——一個美國士兵是極其昂貴的，和阿富汗部落成員相比尤其如此（後者也射擊精準、戰鬥力強大）。
總的來說，國家并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正在消亡。
相反，國家正在獲取新的權力，幸運的是這些權力目前被用在禁煙和防止家庭暴力上。
我在前一段提及的“例外”是和南方國家有關的。
從大量通過去殖民運動獲得獨立的國家的筆直的邊界線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主義的影響。
<注："意為殖民者往往簡單通過經緯線來劃分勢力範圍，之後這些邊界由新成立的民族國家所繼承。
——譯者注">這些隻是“準國家”，是法律的虛構物，國民往往由不同的族裔組成，并不共享同一個身份，其中許多人在相鄰的國家有親屬。
這些國家的稅收收入很低，這使得他們的國家建構如同民族建構一樣脆弱。
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存活，是因為南方國家将“互不幹涉”的國際原則納入了聯合國的基本規範，這一原則排除了以往時代相當普遍的征服行徑。
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Nyerere)的總結就很好：正因為所有的國家邊界都是無意義的，這些邊界必須被維持。
<注："朱利葉斯·尼雷爾，坦桑尼亞政治家，1964年至1985年曾任坦桑尼亞總統，提倡泛非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
他此話的意思是，去殖民運動受到殖民主義遺産的影響，造成了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之間的不對等。
這一過程必然導緻族群沖突和流血事件。
但是，如果要改變已經劃分的國界，企圖讓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對等，亦會造成戰争和流血沖突，也無法改善已有的複雜政治局面。
所以還不如維持現有的國家邊界，在此範圍内進行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
——譯者注">這裡要指出的基本觀點是，時不時出現的有關北方國家的國家權力的喪失的讨論，從任何方面來看都是荒謬的。
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說，北方國家有國家權力——它們能夠提供秩序、教育、民族身份，即使在國家被承認之前也可以。
另一方面，南方國家的情況使我們意識到利維坦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霍布斯在很久以前就強調的。
我們需要國家。
現代世界的核心不是國家的崩潰，而是國家職能的擴張。
第二個一般性的觀點事關西方社會的權力，首先在歐洲西北部、現在在美國崛起的原因和後果，然後是當下的挑戰和維系。
一個關鍵的背景考慮是東方
這種分化曾出現在18世紀晚期的法國，精英間的分化讓自下而上的運動能夠蓬勃發展。
相反，精英面對革命時的團結，則很好地解釋了19世紀大多數時間裡革命的缺失。
另一方面，曼也補充了關于革命行動者的有力分析。
國家崩潰是一回事（在斯考切波看來，國家崩潰不僅由地緣政治因素，且由自下而上的農業階級的壓力導緻），一場全面的社會革命——财産和權力關系的真正變革——又是另一回事。
沙皇俄國被日本打敗後于1905年的崩潰不是一場革命，早期美國也沒有發生革命。
一場革命的出現取決于行動者擁有一種對世界替代性的想象，并準備将之付諸實踐。
這正是列甯在《怎麼辦？》中已經提出的：工人的行動可能導緻國家的崩潰，但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隻能夠由——也确實是由——布爾什維克黨提供的對替代性未來的想象所成就。
相似的觀點也可以用來評述雅各賓派和反對沙阿的主要神職人員。
第二個代表性的發現與之相關。
盡管列甯對革命的本質有着非凡的洞見，但他的路徑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方面：說工人沒有自己的革命意識是不對的。
在列甯的有生之年裡，俄國的工人有時是真正的具有革命性的，尤其在1917年他們在街上設起路障的時候，他們制造了權力的對立。
那為什麼工人的革命意識還會變化呢？其中最顯著的解釋就是去比較性地看待在1914年之前發生的工人階級運動。
1914年以前，國家力圖控制人民，而不是像兩次戰争之間的時期那樣動員人民。
據此，可以很容易就構造一系列階級意識的不同層次(Mann1993)。
在美國，階級意識幾乎不存在。
白人男性在19世紀30年代獲得了選舉權，将國家變成他們自己的國家，并因此把鬥争限制在了工業領域。
在英國，當國家短暫地威脅到了工會權利，工黨就出現了，但它尚缺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态。
在這個分類的另一端，則是德意志帝國和沙皇俄國。
反社會主義的法規在1878—1890年期間确實在工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間建立了聯系，使得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退回到改良主義之前一度看起來像是社會主義轉型的代理人。
俄國也有類似的變化：當國家允許工人擁有組建工會的權利時，工人是改良主義的，當獨裁政府過于殘酷以至于工人們不得不對抗國家時，工人則是革命的(McDaniel1988)。
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其中的邏輯。
多數人害怕被殺死，在改革這個選項可行的情況下，人們會更傾向于改革。
因此，階級意識既來自純粹的經濟因素，也同樣來自政治排斥。
對此立場，古德溫(Goodwin)說得最清楚。
他的研究說明，人們隻有在“沒有出路”的時候轉向革命(Goodwin2001)。
而更完整的帶有社會學洞見的觀點則更全面。
社會運動會帶有與它們互動的國家身上的特征。
包容使改良主義政治得以存在，因此馴化了激進主義；相反，排斥将導緻政治化，最終引向對國家的攻擊。
這個理論洞察來自赫希曼：發言權創造忠誠，而發言權的缺失帶來政治化。
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在他的著作《退出、呼籲與忠誠》中所使用的概念是“退出”，而非政治化(Hirschman1970)。
這提醒我們，這一普遍的理論适用于人們進入現代世界的另一種形式，即民族的形式。
在這裡，退出恰好是正确的詞彙：如果一個民族在一個更大的政治框架内沒有被允許擁有其文化和政治權利，它可能真的會尋求退出——就是說，它可能選擇脫離。
但是我們可以超越這一點。
在讨論比較曆史社會學當前議程之前，如我所說的，讓我們轉而看看具備曆史視野和采用比較方法帶來的好處。
這個選擇必然又是個人的、反映我自己的觀點，且由于集中關注資本主義世界發達的核心部分而略有偏頗。
曆史的用處 我們可以再次考慮将社會演化的性質作為起點，因為比較曆史社會學提示我們，有些東西對于所有社會研究來說都是十分基礎的。
韋伯在讨論“改變世界的單一事件”(singularuniversals)的時候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
<注："韋伯此話的意思是說，有些單一事件/變化可以改變世界，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比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偶然的：這發生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但其所創造的财富和權力迫使其他地區也必須模仿資本主義以求生存。
——譯者注">基于最簡單的原因，社會科學必須是曆史的。
一個地方的根本變化會形塑其他地方的反應。
最典型的例子是資本主義——特别是15世紀以來在歐洲西北部以工業形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的出現。
某個地方出現了新突破，沒有人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
自那以後，政治就是模仿而不是發明。
盡管答案并不總是簡單的——實現歐洲主導地位的秘密究竟是教育、世俗主義還是強有力的國家？——但政治被有關一個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知識所改變了。
所有這些都是在說，既然沒有辦法重複關鍵曆史時刻，社會科學必須經常理性地、盡其所能地複現在單個案例中發生的事情。
對此，比較曆史社會學的一個根本貢獻來自蓋爾納提供的一個非常簡潔的“農業—文化政體”(theagro-literatepolity)模型(Gellner1983；Hall2012)。
<注："蓋爾納此概念是指，在前現代世界的大部分時期，農業社會是高度分層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精英掌握了讀寫和建構文化的權力，他們可能是官僚、教士或貴族等。
他們掌握着所謂的高文化(highculture)，與農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culture)相對。
而進入現代世界之後，讀寫能力普及，高文化成為普遍的文化，從而催生了民族主義。
這裡暫時翻譯成“農業—文化政體”。
——譯者注"> 前工業社會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社會”。
相反，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精英處于各種社會群體之上，擁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其他群體因為相對弱勢，不會也不能幹涉這些文化和語言。
這不過是些微型的利維坦。
地方層級的秩序通常建立在親屬關系紐帶的基礎上，因為地方上的許多人沒有屬于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的感覺。
相比之下，羅馬精英确實共享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以拉丁語和希臘語知識為基礎的。
舉例來說，一個北非或中歐的别墅也有可能和英國或西班牙的相似。
<注："前現代社會的規則系統之間的差别是巨大且明顯的。
蓋爾納的模型的一個更大的優勢在于，它突出強調了意識形态、經濟和政治精英之間的不同利益。
蓋爾納給出了一套簡潔的四組對比：集中的/非集中的，種馬/閹人，開放的/閉鎖的，結合的/非結合的。
每一組對比都有一個例子來說明：第一組比如羅馬教會和伊斯蘭教烏裡瑪(ulama)宗教階層的分散組織；第二組比如封建武士和太監之間的差别，兩者在生理層面上分别忠誠于羅馬和古代中國；第三組比如中國龐大官僚管理系統裡考試選拔的官員和傳統印度世界裡世襲的婆羅門；最後，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軍事和宗教權力是結合的，這與種姓系統之中對不同職能的細緻劃分完全不同。
還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增加複雜性——比如通過帝國之間在意識形态和制度層面相互借鑒和帝國創造新的兼容性的教義的嘗試。
">對此，我們可以做進一步補充，漢學家拉鐵摩爾(Lattimore)在他的《中國的亞洲内陸邊疆》(Lattimore1940)一書之中提出了同樣傑出的概念：社會整合圈層(circlesofsocialintegration)。
在前工業社會的環境裡，由于現代通訊方式的缺失，經濟因素難以整合大片的區域——盡管地中海是這種普遍情況的一個例外。
稅收也許能夠到達更遠的地方，因此第二個圈層會更大一些。
但正如羅馬和中國的城牆所展示的，軍事權力可以延伸到更遠的地方。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
圖1農業社會結構的普遍形式(Gellner1983，9) 首先，我們的世界已經完全不是這樣了。
隻需要進行簡單的思考我們就能意識到，社會整合圈層現在已經以複雜的方式完全改變了——最廣闊的區域是軍事和經濟競争所産生的區域，且兩者之間存在着複雜的聯系（因為最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權力可以影響全球化的經濟交換形式），諸民族國家在其中生存和行動，并需要不停地适應以在這些龐大的社會當中求生。
但是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
現代世界中國家的權力——除了一個下面要提到的例外——已經急遽擴張。
用國家可以控制的經濟份額來測量國家權力是最好的方式，羅馬和當代發達國家的對比在戰争這一點上看得最清楚。
羅馬大約可以控制帝國GDP的5%～7%，其中幾乎所有資金都用在了軍事上(Bang2008)。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則不盡相同，表現在和平時期也能控制1/3以上的GDP，戰争時期則更多。
由于采用所得稅預扣法(payasyouearn)，多數人很少意識到國家的在場，也就是說，财政扣除在現代公民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完成了——這與過去軍隊被迫從極不情願的農民身上榨取資源截然不同。
另一個事實是，許多發達國家的國民對國家實際上在做什麼沒有一個普遍的認識。
1880年，英國成為第一個國内政府預算超過軍事事務預算的國家，而這種模式現在已經很普遍了。
舉例來說，美國當下在老年醫保項目、社會保障和教育上開銷更大，而軍事開銷在美國僅占3%～5%，而在歐洲國家更是少于2%。
盡管考慮到相對成本，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謹慎——一個美國士兵是極其昂貴的，和阿富汗部落成員相比尤其如此（後者也射擊精準、戰鬥力強大）。
總的來說，國家并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正在消亡。
相反，國家正在獲取新的權力，幸運的是這些權力目前被用在禁煙和防止家庭暴力上。
我在前一段提及的“例外”是和南方國家有關的。
從大量通過去殖民運動獲得獨立的國家的筆直的邊界線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主義的影響。
<注："意為殖民者往往簡單通過經緯線來劃分勢力範圍，之後這些邊界由新成立的民族國家所繼承。
——譯者注">這些隻是“準國家”，是法律的虛構物，國民往往由不同的族裔組成，并不共享同一個身份，其中許多人在相鄰的國家有親屬。
這些國家的稅收收入很低，這使得他們的國家建構如同民族建構一樣脆弱。
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存活，是因為南方國家将“互不幹涉”的國際原則納入了聯合國的基本規範，這一原則排除了以往時代相當普遍的征服行徑。
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Nyerere)的總結就很好：正因為所有的國家邊界都是無意義的，這些邊界必須被維持。
<注："朱利葉斯·尼雷爾，坦桑尼亞政治家，1964年至1985年曾任坦桑尼亞總統，提倡泛非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
他此話的意思是，去殖民運動受到殖民主義遺産的影響，造成了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之間的不對等。
這一過程必然導緻族群沖突和流血事件。
但是，如果要改變已經劃分的國界，企圖讓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對等，亦會造成戰争和流血沖突，也無法改善已有的複雜政治局面。
所以還不如維持現有的國家邊界，在此範圍内進行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
——譯者注">這裡要指出的基本觀點是，時不時出現的有關北方國家的國家權力的喪失的讨論，從任何方面來看都是荒謬的。
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說，北方國家有國家權力——它們能夠提供秩序、教育、民族身份，即使在國家被承認之前也可以。
另一方面，南方國家的情況使我們意識到利維坦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霍布斯在很久以前就強調的。
我們需要國家。
現代世界的核心不是國家的崩潰，而是國家職能的擴張。
第二個一般性的觀點事關西方社會的權力，首先在歐洲西北部、現在在美國崛起的原因和後果，然後是當下的挑戰和維系。
一個關鍵的背景考慮是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