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約翰·霍爾（John A. Hall）：比較曆史社會學：一種個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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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霍爾<注："約翰·霍爾(JohnA.Hall)，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在民族主義、國家和帝國、社會理論等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權力與自由》(1985)、《強制與同意》(1994)、《美國解體了嗎？》(1999)、《有關政治體面的鬥争》(2013)、《國家的世界》(2015)、《脆弱的悖論：國家、民族主義與經濟危機》(2017)、《資本主義需要什麼：來自偉大經濟學家被遺忘的教訓》(2021)等等。
">著 方騰逸 譯 郦菁校 【摘要】本文從作者個人的研究經曆出發，在關照諸多當代研究的基礎上，說明比較曆史社會學這一研究路徑如何展開。
本文回應的主要問題包括：比較曆史社會學的發展過程與理論譜系，如何使用比較的方法以及該研究路徑的當下議程和未來發展。
社會學可以且應該用兩種相互對照的方式定義。
第一種方式将社會學和經濟學、政治學等同看待，也就是說，如同經濟學和政治學将經濟和政治作為其特定的研究領地，社會學被定義為對社會的研究。
這基本上就是塗爾幹(Durkheim)的看法。
這位偉大的法國社會學家在這一點上十分激進，他經常宣稱在經濟和政治（也包括意識形态）領域發生的事情僅僅是深層社會事實(socialfacts)的反映。
然而塗爾幹的總體看法是有局限的——有時顯然是錯的。
很多時候，在一個特定的國家發生的事情是宏觀社會學事件或力量作用的結果。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的領土被分為東西兩塊，各自發展出了不同的階級結構。
斯大林正确地預測了柏林牆兩側的國家将會推行各自的社會結構，并認為從曆史角度來看這是正常的。
更抽象地說，托洛茨基認為戰争是曆史變遷的動力——關于這一點也有頗多可說之處。
這将我們引向第二個觀點。
它頗具野心地采用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視角，甚至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學帝國主義”：社會學被視為所有社會科學的中心議題，因為它追問那些可能會被稱作“終極問題”的問題。
社會中存在着多種不同的權力來源，如韋伯(Weber)視角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還要加上邁克爾·曼(MichaelMann)提出的軍事權力。
我們需要一個解釋這些權力如何互動的理論，且更重要的是，解釋其中某一種權力來源在特定曆史時點成為主導的原因(Weber2019；Mann1986)。
這種視角就是比較曆史社會學。
由此出發的一個推論是，有趣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觀點可以且的确來自社會學系之外。
斯密提出了有關社會發展和商業社會性的一般性觀點，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赫希曼(Hirschman)在之後又補充了關于政治動員的重要觀點；同樣地，我們也能從國際關系學者和世界宗教研究專家身上學到很多。
<注："韋伯最為出名的可能是他關于世界宗教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早逝，他的研究的完整含義沒有被描述清楚。
不過該領域内前景廣闊、觀點有力的研究正在逐漸出現(Cook2014；SunandZhao2019)。
"> 本文将會重點論述比較曆史社會學為理解社會做出的貢獻。
我将先評述這一路徑的發展曆史，這些評價也許不可避免地具有個人性，因為我本人就屬于這一認知範式。
之後我将轉而讨論對曆史的運用以及比較方法，接着考察這一路徑在當下的議程。
在此有一個看似矛盾之處值得澄清：對某一路徑的強烈支持并不意味着我認為它将會主宰社會科學；相反，我們必須要有謙遜之心。
在某一時間點上比較不同的社會要求我們擁有大量的跨文化的知識，更别說貫通浩渺的曆史材料以進行比較。
極少有人能夠獲得這種技能，所以很多頂尖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者擁有曆史學的本科學位并不令人奇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個領域中的許多重大貢獻來自那些不隻是希望重述事件，而希望進一步提供解釋的曆史學家。
在這一領域，社會科學和曆史學之間的合作和互動碩果累累。
當然，這種路徑在智識上的重要性是可以被質疑的，尤其是考慮到比較曆史社會學者已經把這麼多社會學獎項不成比例地收入囊中(Lange2013)。
譜系學 一個不争的事實是，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觀點都來自西方。
在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文明中有許多非常重要的關于社會秩序的觀點，盡管他們尚未獲得足夠的普遍關注。
在這些相對的缺失中，最重要的一個例外是對14世紀的伊斯蘭學者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的社會學給予的關注(Gellner1981)。
在某種程度上，赫勒敦代表了東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把對變革的分析和對穩定的欣賞結合起來——這在他對某一政體崩潰後總是被類似的政體取代的解釋之中可以窺見。
這種對精英循環的解釋與整個伊斯蘭文明中的“公平循環論”(thecycleofequity)和中國文化中對天命無常的解釋有所共鳴。
這一切都不足為奇。
在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中，一些文明曾成功地提供了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有序的生活景象。
一個與社會演化的本質有關的重要分析點在此值得被強調：成功在于适應環境，而失敗在于不能适應環境。
這使得我們不能把西方的崛起視為一種常态，并以此來考察其他地方遇到的“阻礙”或犯下的“錯誤”。
換句話說，曆史發展經常來自邊緣，來自沒能适應環境的邊緣區域。
這在過去的歐洲的西北部已經得到了印證：它的持久的不安、地方性沖突和秩序的缺乏都算得上是顯著的“失敗”，但正是這種“失敗”帶來了其他社會後來不得不去适應的發展。
由此可以引發一個推論。
戰後最知名的社會學家之一帕森斯(Parsons)，在生命的最後曾因保守和缺乏對沖突與社會變遷的感知而遭受批評。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種批評是極不公平的：所有的社會都追求穩定，力圖維持他們的系統，并為此盡其所能地進行防禦性的現代化。
而西方智識傳統與之非常不同，它大量關注社會變遷——後文将會深入闡釋其中的原因。
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上巨額财富的出現影響了智識生活，并且這種影響仍在持續。
這意味着比較曆史社會學的諸多觀點（至少現在如此）都來自這個世界，且反映着這個世界。
在這方面一個代表性的理論家是馬克思。
他主張曆史記錄由不同的生産模式塑造，并進一步宣稱，除了最終的那個社會，所有社會内部的階級分化注定會導緻社會變革。
韋伯對馬克思的立場進行了重要的補充。
如前文所述，他主張曆史記錄不僅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也同樣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态的影響。
大多數近代社會科學家在19世紀中期開始寫作，他們努力理解他們身邊正在改變的世界。
總體來看，他們關注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這在那個長久和平的世紀裡并不奇怪——塗爾幹和馬克思都屬于這一類。
相反，韋伯對戰争和民族主義有所談及，因為德國的經曆是如此不同，它通過戰争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而韋伯廣闊的曆史尺度則得益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裡比較曆史學學術成果的增加。
但這些試圖把曆史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思想動向很快就被一些具體的事件阻礙了。
盎格魯——撒克遜勢力赢得了兩次戰争，然後很快就遺忘了地緣政治沖突和導緻這些沖突的因素。
英國的李奧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Hobhouse)<注："霍布豪斯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國政治家和社會學家，他被認為是社會自由主義最早的支持者與領軍人物。
——譯者注">隻将這些沖突視為對不可避免的結果的一種幹擾，并很快回歸了天真的自由派樂觀主義。
“二戰”結束之際，美國的帕森斯也是如此。
因此，比較曆史學關注的議題——如國家、民族主義和戰争——那時并不在社會科學關注的中心，因為那些力量被認為是邪惡的。
那時的社會學實際上是關于工業社會的研究。
但是例外總是有的。
以我自己為例，本科修讀曆史時閱讀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1966)一書的經曆改變了一切。
那時英國的許多曆史研究十分無聊——我們赢得了戰争，所以沒有必要去想象制度的改變。
所以遇到一本在曆史方面内容豐富但又熱衷于提供解釋，且有一種更好地把握我們未來的視角的書，對我來說不啻是一種啟示——尤其是當20世紀50年代的甯靜和諧被20世紀60年代來源多樣的沖突所替代的時候。
自此之後，我的作品就在曆史學和社會學之間徘徊——提醒曆史學者解釋的必要性，也讓社會學者意識到，如果他們的觀點不能解釋整個曆史，他們就無法理解社會生活，更不用說去理解工業社會。
在我選擇比較曆史社會學這條路徑後，其他一些學者的作品對我來說也變得十分重要，我也開始能夠理解他們對這一學術路徑的貢獻。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維也納很重要，尤其是其中那些有猶太背景的學者。
他們面臨反猶主義時如此不安，以至于他們生産了現代社會理論的核心文本：波普爾(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包含着對民族主義發自肺腑的厭惡，因為那對少數群體來說将是災難性的；同一時間，波蘭尼(Polanyi)的《大轉型》(1944)完全就是提供了一個關于資本主義和20世紀中期法西斯主義災禍的理論。
然後是法國的阿隆(Aron)，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德國教書的經曆使他放棄了晚期塗爾幹主義的自由和理性的樂觀主義，轉向他後來進一步發展的韋伯主義觀點——這種轉向在他最優秀的著作《和平與戰争》(1966)之中可能體現得最為顯著。
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内的流亡者們——倫敦的波普爾和蓋爾納(Gellner)，以及美國的本迪克斯(Bendix)都非常重要(Bendix1978)。
最後，生于愛爾蘭但在英國接受教育的傑出馬克思主義者佩裡·安德森(PerryAnderson)，也做出了超凡的貢獻；他的兩大卷有關古典世界和歐洲絕對主義的著作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一個标杆(Anderson1974a；1974b)。
但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走上前台，隻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将比較曆史社會學放到了社會研究的中心位置。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與争取公民權利的鬥争相關聯的沖突和對越南戰争的反對取代了20世紀50年代的平淡穩定。
年輕的美國學者尤其強烈地感受到了國家的存在，因為國家可能會将他們送往戰場；同時他們也震驚地發現，在他們的政體之中，種族主義仍然如此嚴重。
促成曆史和比較研究的機制通常是這樣的：拒絕服兵役就得去到國外，去到國外就會經曆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
這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什麼？讓我們考慮下面兩個例子。
一個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Skocpol)，她的《國家與社會革命》(Skocpol1979)是一部有着重要影響力的作品。
她挑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世界中革命的起因。
她的作品有一個背景假設：隻要一個國家還能夠維持軍事力量鎮壓自下而上的壓力，革命就不會發生。
她是對的，這在最近的伊朗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
軍隊沒能鎮壓1978年反對沙阿的叛亂，這導緻了1979年霍梅尼(Khomeini)領導的革命；自那以後，國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能夠動用一切武力壓制學生運動，因此得以成功地保護了自己。
因此，斯考切波對于成功革命的解釋強調：革命往往發生在國家由于先前卷入戰争而破産、破産使得保護國家所需的武裝力量衰減的時候。
這對于法國和俄國革命來說當然是對的，盡管用來解釋反對沙阿的革命因素略微有所不同。
曼注意到了這種差别，并且超越斯考切波，提供了一個更為一般性的關于革命的理論(Mann2012)。
一方面，他強調政治精英之間的分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權力與自由》(1985)、《強制與同意》(1994)、《美國解體了嗎？》(1999)、《有關政治體面的鬥争》(2013)、《國家的世界》(2015)、《脆弱的悖論：國家、民族主義與經濟危機》(2017)、《資本主義需要什麼：來自偉大經濟學家被遺忘的教訓》(2021)等等。
">著 方騰逸 譯 郦菁校 【摘要】本文從作者個人的研究經曆出發，在關照諸多當代研究的基礎上，說明比較曆史社會學這一研究路徑如何展開。
本文回應的主要問題包括：比較曆史社會學的發展過程與理論譜系，如何使用比較的方法以及該研究路徑的當下議程和未來發展。
社會學可以且應該用兩種相互對照的方式定義。
第一種方式将社會學和經濟學、政治學等同看待，也就是說，如同經濟學和政治學将經濟和政治作為其特定的研究領地，社會學被定義為對社會的研究。
這基本上就是塗爾幹(Durkheim)的看法。
這位偉大的法國社會學家在這一點上十分激進，他經常宣稱在經濟和政治（也包括意識形态）領域發生的事情僅僅是深層社會事實(socialfacts)的反映。
然而塗爾幹的總體看法是有局限的——有時顯然是錯的。
很多時候，在一個特定的國家發生的事情是宏觀社會學事件或力量作用的結果。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的領土被分為東西兩塊，各自發展出了不同的階級結構。
斯大林正确地預測了柏林牆兩側的國家将會推行各自的社會結構，并認為從曆史角度來看這是正常的。
更抽象地說，托洛茨基認為戰争是曆史變遷的動力——關于這一點也有頗多可說之處。
這将我們引向第二個觀點。
它頗具野心地采用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視角，甚至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學帝國主義”：社會學被視為所有社會科學的中心議題，因為它追問那些可能會被稱作“終極問題”的問題。
社會中存在着多種不同的權力來源，如韋伯(Weber)視角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還要加上邁克爾·曼(MichaelMann)提出的軍事權力。
我們需要一個解釋這些權力如何互動的理論，且更重要的是，解釋其中某一種權力來源在特定曆史時點成為主導的原因(Weber2019；Mann1986)。
這種視角就是比較曆史社會學。
由此出發的一個推論是，有趣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觀點可以且的确來自社會學系之外。
斯密提出了有關社會發展和商業社會性的一般性觀點，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赫希曼(Hirschman)在之後又補充了關于政治動員的重要觀點；同樣地，我們也能從國際關系學者和世界宗教研究專家身上學到很多。
<注："韋伯最為出名的可能是他關于世界宗教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早逝，他的研究的完整含義沒有被描述清楚。
不過該領域内前景廣闊、觀點有力的研究正在逐漸出現(Cook2014；SunandZhao2019)。
"> 本文将會重點論述比較曆史社會學為理解社會做出的貢獻。
我将先評述這一路徑的發展曆史，這些評價也許不可避免地具有個人性，因為我本人就屬于這一認知範式。
之後我将轉而讨論對曆史的運用以及比較方法，接着考察這一路徑在當下的議程。
在此有一個看似矛盾之處值得澄清：對某一路徑的強烈支持并不意味着我認為它将會主宰社會科學；相反，我們必須要有謙遜之心。
在某一時間點上比較不同的社會要求我們擁有大量的跨文化的知識，更别說貫通浩渺的曆史材料以進行比較。
極少有人能夠獲得這種技能，所以很多頂尖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者擁有曆史學的本科學位并不令人奇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個領域中的許多重大貢獻來自那些不隻是希望重述事件，而希望進一步提供解釋的曆史學家。
在這一領域，社會科學和曆史學之間的合作和互動碩果累累。
當然，這種路徑在智識上的重要性是可以被質疑的，尤其是考慮到比較曆史社會學者已經把這麼多社會學獎項不成比例地收入囊中(Lange2013)。
譜系學 一個不争的事實是，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比較曆史社會學觀點都來自西方。
在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文明中有許多非常重要的關于社會秩序的觀點，盡管他們尚未獲得足夠的普遍關注。
在這些相對的缺失中，最重要的一個例外是對14世紀的伊斯蘭學者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的社會學給予的關注(Gellner1981)。
在某種程度上，赫勒敦代表了東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把對變革的分析和對穩定的欣賞結合起來——這在他對某一政體崩潰後總是被類似的政體取代的解釋之中可以窺見。
這種對精英循環的解釋與整個伊斯蘭文明中的“公平循環論”(thecycleofequity)和中國文化中對天命無常的解釋有所共鳴。
這一切都不足為奇。
在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中，一些文明曾成功地提供了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有序的生活景象。
一個與社會演化的本質有關的重要分析點在此值得被強調：成功在于适應環境，而失敗在于不能适應環境。
這使得我們不能把西方的崛起視為一種常态，并以此來考察其他地方遇到的“阻礙”或犯下的“錯誤”。
換句話說，曆史發展經常來自邊緣，來自沒能适應環境的邊緣區域。
這在過去的歐洲的西北部已經得到了印證：它的持久的不安、地方性沖突和秩序的缺乏都算得上是顯著的“失敗”，但正是這種“失敗”帶來了其他社會後來不得不去适應的發展。
由此可以引發一個推論。
戰後最知名的社會學家之一帕森斯(Parsons)，在生命的最後曾因保守和缺乏對沖突與社會變遷的感知而遭受批評。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種批評是極不公平的：所有的社會都追求穩定，力圖維持他們的系統，并為此盡其所能地進行防禦性的現代化。
而西方智識傳統與之非常不同，它大量關注社會變遷——後文将會深入闡釋其中的原因。
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上巨額财富的出現影響了智識生活，并且這種影響仍在持續。
這意味着比較曆史社會學的諸多觀點（至少現在如此）都來自這個世界，且反映着這個世界。
在這方面一個代表性的理論家是馬克思。
他主張曆史記錄由不同的生産模式塑造，并進一步宣稱，除了最終的那個社會，所有社會内部的階級分化注定會導緻社會變革。
韋伯對馬克思的立場進行了重要的補充。
如前文所述，他主張曆史記錄不僅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也同樣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态的影響。
大多數近代社會科學家在19世紀中期開始寫作，他們努力理解他們身邊正在改變的世界。
總體來看，他們關注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這在那個長久和平的世紀裡并不奇怪——塗爾幹和馬克思都屬于這一類。
相反，韋伯對戰争和民族主義有所談及，因為德國的經曆是如此不同，它通過戰争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而韋伯廣闊的曆史尺度則得益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裡比較曆史學學術成果的增加。
但這些試圖把曆史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思想動向很快就被一些具體的事件阻礙了。
盎格魯——撒克遜勢力赢得了兩次戰争，然後很快就遺忘了地緣政治沖突和導緻這些沖突的因素。
英國的李奧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Hobhouse)<注："霍布豪斯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國政治家和社會學家，他被認為是社會自由主義最早的支持者與領軍人物。
——譯者注">隻将這些沖突視為對不可避免的結果的一種幹擾，并很快回歸了天真的自由派樂觀主義。
“二戰”結束之際，美國的帕森斯也是如此。
因此，比較曆史學關注的議題——如國家、民族主義和戰争——那時并不在社會科學關注的中心，因為那些力量被認為是邪惡的。
那時的社會學實際上是關于工業社會的研究。
但是例外總是有的。
以我自己為例，本科修讀曆史時閱讀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1966)一書的經曆改變了一切。
那時英國的許多曆史研究十分無聊——我們赢得了戰争，所以沒有必要去想象制度的改變。
所以遇到一本在曆史方面内容豐富但又熱衷于提供解釋，且有一種更好地把握我們未來的視角的書，對我來說不啻是一種啟示——尤其是當20世紀50年代的甯靜和諧被20世紀60年代來源多樣的沖突所替代的時候。
自此之後，我的作品就在曆史學和社會學之間徘徊——提醒曆史學者解釋的必要性，也讓社會學者意識到，如果他們的觀點不能解釋整個曆史，他們就無法理解社會生活，更不用說去理解工業社會。
在我選擇比較曆史社會學這條路徑後，其他一些學者的作品對我來說也變得十分重要，我也開始能夠理解他們對這一學術路徑的貢獻。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維也納很重要，尤其是其中那些有猶太背景的學者。
他們面臨反猶主義時如此不安，以至于他們生産了現代社會理論的核心文本：波普爾(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包含着對民族主義發自肺腑的厭惡，因為那對少數群體來說将是災難性的；同一時間，波蘭尼(Polanyi)的《大轉型》(1944)完全就是提供了一個關于資本主義和20世紀中期法西斯主義災禍的理論。
然後是法國的阿隆(Aron)，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德國教書的經曆使他放棄了晚期塗爾幹主義的自由和理性的樂觀主義，轉向他後來進一步發展的韋伯主義觀點——這種轉向在他最優秀的著作《和平與戰争》(1966)之中可能體現得最為顯著。
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内的流亡者們——倫敦的波普爾和蓋爾納(Gellner)，以及美國的本迪克斯(Bendix)都非常重要(Bendix1978)。
最後，生于愛爾蘭但在英國接受教育的傑出馬克思主義者佩裡·安德森(PerryAnderson)，也做出了超凡的貢獻；他的兩大卷有關古典世界和歐洲絕對主義的著作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一個标杆(Anderson1974a；1974b)。
但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走上前台，隻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将比較曆史社會學放到了社會研究的中心位置。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與争取公民權利的鬥争相關聯的沖突和對越南戰争的反對取代了20世紀50年代的平淡穩定。
年輕的美國學者尤其強烈地感受到了國家的存在，因為國家可能會将他們送往戰場；同時他們也震驚地發現，在他們的政體之中，種族主義仍然如此嚴重。
促成曆史和比較研究的機制通常是這樣的：拒絕服兵役就得去到國外，去到國外就會經曆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
這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什麼？讓我們考慮下面兩個例子。
一個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Skocpol)，她的《國家與社會革命》(Skocpol1979)是一部有着重要影響力的作品。
她挑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世界中革命的起因。
她的作品有一個背景假設：隻要一個國家還能夠維持軍事力量鎮壓自下而上的壓力，革命就不會發生。
她是對的，這在最近的伊朗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
軍隊沒能鎮壓1978年反對沙阿的叛亂，這導緻了1979年霍梅尼(Khomeini)領導的革命；自那以後，國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能夠動用一切武力壓制學生運動，因此得以成功地保護了自己。
因此，斯考切波對于成功革命的解釋強調：革命往往發生在國家由于先前卷入戰争而破産、破産使得保護國家所需的武裝力量衰減的時候。
這對于法國和俄國革命來說當然是對的，盡管用來解釋反對沙阿的革命因素略微有所不同。
曼注意到了這種差别，并且超越斯考切波，提供了一個更為一般性的關于革命的理論(Mann2012)。
一方面，他強調政治精英之間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