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趙鼎新：權力、結構和時間性 —— 曆史社會學和宏觀曆史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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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注："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芝加哥大學MaxPalevsky榮休講席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曆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社會科學方法論。
"> 【摘要】本文提出以下論點：(1)曆史社會學的核心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及其後果。
它的關懷在當代，不在過去。
(2)曆史的時間性是曆史社會學的關鍵理論議題；權力就是結構，結構就是時間。
(3)宏觀曆史發展規律主要由經濟、軍事/地域、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四個從人類本性發展起來的社會力量形塑；這四個源泉性力量都帶有相應的對曆史時間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性質。
(4)這四種力量所産生的各種因果關系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促發反向力量的成長，這導緻了曆史的循環性。
(5)因為這四種力量能形成無窮的組合方式，造成曆史循環的力量每次都可能會不同，這就是所謂的“道家時間”。
(6)隻有從社會力量的性質以及它們與“道家時間”的交互方式為主軸來理解曆史，我們才能在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叙事之間建立更好的結合，從而發展出帶有中國智慧的曆史社會學。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有一個曆史社會學轉向。
背後有若幹原因，其中包括中國學者有了明顯的理論自覺，但總之這是可喜的發展。
筆者從事曆史社會學研究三十餘年，獲得一些心得。
鑒于曆史社會學在國内尚是一門嶄新的學科，不少讀者可能對其缺乏了解，筆者想借《曆史與變革》的創刊号對曆史社會學的性質、研究對象，以及它的核心理論問題（即人類曆史的變遷規律），提出一些長期沉澱下來的觀點，希望能起到抛磚引玉的功效。
本文中不少觀點作者在其他場合也有讨論，隻是本書作為國内第一本曆史社會學雜志的創刊号，似乎有必要以新的方式做進一步闡述。
什麼是曆史社會學 許多學者，包括不少曆史社會學家，對曆史社會學的性質往往會産生兩個方面的誤解。
第一，有人會認為曆史社會學和曆史學一樣，都必須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或原始文本的基礎之上。
這一觀點存在兩個誤區。
首先，第一手材料并不見得就更真實。
傳世史料都是被高度污染過的材料；哪些材料被留下了，留下的材料以什麼方式呈現，無不深深地打着其材料産生時代的統治者、學者以及其他材料生産者的印記。
更重要的是，曆史社會學的關鍵在于尋找曆史背後的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規律，其經驗層面的論點都是通過對不同案例或者同一案例内部的各種差異性現象的比較而獲得的（趙鼎新2021）。
如果一位學者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和比較角度，即使該學者不懂所研究國家的語言，沒有看過任何第一手材料，也照樣能提出具有遠見的觀點。
關于這一點，筆者在《為韋伯辯護》一文中有專門論述（趙鼎新2015a）。
近幾十年，包括筆者在内的曆史社會學家都開始使用第一手材料，但這是專業化過程的表現，不是學科的必需。
筆者甚至認為，過度強調第一手材料對于曆史社會學發展是有害的，因為這會迫使我們縮小自己的視野，導緻我們隻見樹木、不見森林。
第二，社會學有按照研究對象設立子學科的習慣，因此有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法律社會學、體育社會學、軍事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社會人口學、性别社會學等等。
這就帶來了另一個誤解，即認為曆史社會學研究的也是社會的某一特殊面向，即發生在久遠過去的事情。
換言之，這類誤解認為，隻要可以通過采訪、觀察或者抽樣調查等方法來獲取材料，此類研究就不是曆史社會學。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這裡需要讨論一下社會學和曆史學的關系。
筆者認為（趙鼎新2021），在面對以下類型的問題——為什麼某個人能上好大學？為什麼中國共産黨能取得革命勝利？為什麼某個地區民衆的思維和生活方式要比其他地區更為傳統？為什麼某個國家要比另外一個國家缺乏原創力？為什麼某個宗教要比另一個宗教發展得快？——人類的回答就其叙事形式的邏輯結構而言隻有兩類。
第一類是結構/機制叙事，即不同社會結構/機制導緻了不同的社會後果；<注："本文對社會結構和機制的理解基于筆者的新著《什麼是社會學》（趙鼎新2021）。
">第二類是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即通過尋求某個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轉折點事件的發生及背後原因來獲得答案。
如果說結構/機制叙事是社會學的邏輯基礎，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就是曆史學的邏輯基礎。
其實，就任何特定案例而言，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所描述的往往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
比如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能上好大學的背後既有家庭、學區等結構/機制性的原因，同時也是個人在某個時間節點後努力學習的結果。
所以具有轉折點意義的曆史事件也非常重要。
在常人邏輯下，這兩類叙事方式并不一定沖突。
但是在學科高度專業化的今天，它們就分家了，形成了交往很少的社會學和曆史學。
因此，曆史社會學就其本質來說，關鍵并不在于研究許久前所發生的事情，而在于在方法和經驗層面探讨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之間的關系，并且尋求這兩個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這也就是說，即使研究對象是當代的事情，如果一個研究在照顧了其發展背後的結構/機制性原因的同時，又兼顧了其發展的事件/時間過程邏輯，那麼它就是曆史社會學研究。
什麼是社會學 趙鼎新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簡言之，在方法層面，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理論層面上探索這兩種叙事之間關系的學問。
它不是由研究對象定義的社會學子學科，諸如家庭社會學、體育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等，而是一門曆史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
曆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雖然曆史社會學是基于特殊視角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學科，但它的核心議題卻很清晰，甚至可以說隻有一個，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及其後果。
斯賓塞、馬克思、托克維爾和韋伯可以說是曆史社會學的四個最主要的奠基者。
他們的主要思想和著作，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和美國民主的分析，以及韋伯對基督新教和其他主要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實都是在對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和後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
當代的曆史社會學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Wallerstein2011a；2011b；2011c；2011d)，布羅代爾的三卷本巨著(Braudel1992a；1992b；1992c)，安德森的《從古典到封建》和《絕對國家的起源》(Anderson1996；2003)，芬納三卷本巨著《統治史》(Finer1997)，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1966)，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0》(Tilly1990)，曼的多卷大作《社會權力的起源》(Mann1986；1993；2011a；2011b)，以及霍爾的《權力和自由》(Hall1986)，背後的核心問題意識其實也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原因及後果。
筆者的近著《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雖然在西周和春秋戰國曆史上花了很大筆墨(Zhao2015)，但其核心問題意識卻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和後果。
這本書主要是為了闡明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和制度在西周已有雛形，到戰國已有很大發展，而在漢武帝時代就初步定型成了一個筆者稱之為“儒法國家”的政體形式。
之後中國雖然有很大的變化，但最終都沒有能從根本上改變“儒法國家”體制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即一個發達的官僚體制、君主和儒學化了的文官之間緊密的聯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認同、對遊牧人口巨大的輻射壓力，以及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這一背景下産生的發達的商品化經濟（非市場經濟）。
這些特征賦予了前現代的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很強的韌勁。
但也正是由于這些特征的存在，宋以後的中國完全沒有朝着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方向發展的可能。
加州學派的一些主要觀點因此難以成立(Blaut1993；Frank1998；Goldstone2000；Pomeranz2000)。
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曆史社會學研究與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這一核心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
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的問題意識最為明顯，那就是想解釋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到來的沖擊下，一些主要國家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為什麼走了議會民主制、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革命這三條完全不同的道路(Moore1966)。
具有曆史社會學視野的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Wolf)研究的雖然是“二戰”後的農民革命，但其核心卻是要解釋為什麼“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家不但經濟發展不起來，還陷入長期戰亂，而他的回答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在西方的率先興起給後發展國家帶來的三個方面的災害性後果，即文化危機、人口危機和生态危機(Wolf1969；2010)。
在經濟發展研究領域，學者們提出了強國家/弱國家、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等概念，并在這些概念的指導下對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分析(Amsden1989；Evans1995；Kohli2004；Migdal1988；Wade1990)。
他們之所以提出這些概念，背後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非西方國家在民族認同建構和國家建構方面嚴重滞後，以至于國家不但力量微弱而且缺乏自主性，因此無法領導各自的國家朝着成功的市場經濟道路發展。
為什麼“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和後果”會成為曆史社會學唯一的實質性問題意識？個中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全部現實。
當前我們需要面對的任何重大的社會現實，包括工業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發展、信息化和智能化社會的來臨、人均壽命的大規模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嚴在多個面向的提高、個人主義文化的發展和民主化、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等，均可以說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發展的直接或者間接後果。
我們面臨的所有對人類生存有嚴重挑戰的現實，比如生态危機、能源危機、食品危機、人口爆炸和貧富差距加大、族群主義和族群清洗、世界大戰、全能國家、毒品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生産和擴散、恐怖主義等等，也都是伴随着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發展而産生的現象。
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出現可以說是人類曆史上最不可逆，或者說最具後果性的事件，它不僅僅是曆史社會學的核心議題，甚至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經驗和哲學議題。
凡是試圖對這兩個相關曆史事件的産生原因和後果做出分析的學者，他們所面臨的其實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驗科學，而是曆史哲學(philosophyofhistory)。
正因為如此，曆史社會學名家所提出的問題和給出的答案也往往帶有很強的政治哲學意味和社會思想性，因此對社會學、曆史學乃至社會科學的其他各個分支能形成強大的輻射。
我甚至認為，曆史社會學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皇冠。
有讀者可能會說，我研究的是一個古代寺廟内部的财務管理、中國婦女在明清時期佛教傳播中的作用或者傳統中國社會差序格局這樣的議題（打個比方），完全可以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一核心議題而找到自己的意義。
其實不然。
因為一位學者之所以對這些議題感興趣，之所以在研究中采取了某一特殊視角，都受制于其對由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而帶來的人類新的存在條件的主動理解或被動感受。
就好比在改革開放初期國人缺乏自信時，中國學者普遍把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看作一個比較負面的存在，但是随着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西方社會主流價值的衰落，不少學者對“差序格局”開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這一改變勢必會影響到其研究過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問題意識、材料取舍、文本解讀、對曆史情景的把握等等。
可以這麼說，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和發展不但影響到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其産生的各種正負面後果，以及帶來的不斷加速的社會變遷，還一次次地改變着我們對前現代和當代社會的理解，乃至于筆者很難想象任何一個有意義的曆史社會學議題能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和發展帶給我們的期望/歡快和不滿/焦慮。
總之，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這一核心問題意識下，曆史社會學的研究議題可以非常之廣。
讀者可能還會問，既然今天對曆史的考察很難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和後果”這一核心議題，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專門強調這一事實？筆者認為，就像曆史學需要對“任何曆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觀點做出反複強調，曆史社會學也很有必要反複強調自己的核心問題意識，因為這會在經驗層面上幫助我們明确研究目的，加強對各類現實問題的敏銳度和關懷，在理論上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研究時所采取的視角，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背後隐含的價值立場，同時反思這些視角、概念和理論又在多大程度上會給我們對曆史場景和當代社會的理解帶來雙重偏差。
曆史的時間性和時間的結構性 筆者在前文中強調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方法層面上探索這兩類叙事之間關系的學問。
就其關系來說，這兩者其實相生相随：當我們強調時間/曆史的規律性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強調了某些社會結
"> 【摘要】本文提出以下論點：(1)曆史社會學的核心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及其後果。
它的關懷在當代，不在過去。
(2)曆史的時間性是曆史社會學的關鍵理論議題；權力就是結構，結構就是時間。
(3)宏觀曆史發展規律主要由經濟、軍事/地域、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四個從人類本性發展起來的社會力量形塑；這四個源泉性力量都帶有相應的對曆史時間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性質。
(4)這四種力量所産生的各種因果關系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促發反向力量的成長，這導緻了曆史的循環性。
(5)因為這四種力量能形成無窮的組合方式，造成曆史循環的力量每次都可能會不同，這就是所謂的“道家時間”。
(6)隻有從社會力量的性質以及它們與“道家時間”的交互方式為主軸來理解曆史，我們才能在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叙事之間建立更好的結合，從而發展出帶有中國智慧的曆史社會學。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有一個曆史社會學轉向。
背後有若幹原因，其中包括中國學者有了明顯的理論自覺，但總之這是可喜的發展。
筆者從事曆史社會學研究三十餘年，獲得一些心得。
鑒于曆史社會學在國内尚是一門嶄新的學科，不少讀者可能對其缺乏了解，筆者想借《曆史與變革》的創刊号對曆史社會學的性質、研究對象，以及它的核心理論問題（即人類曆史的變遷規律），提出一些長期沉澱下來的觀點，希望能起到抛磚引玉的功效。
本文中不少觀點作者在其他場合也有讨論，隻是本書作為國内第一本曆史社會學雜志的創刊号，似乎有必要以新的方式做進一步闡述。
什麼是曆史社會學 許多學者，包括不少曆史社會學家，對曆史社會學的性質往往會産生兩個方面的誤解。
第一，有人會認為曆史社會學和曆史學一樣，都必須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或原始文本的基礎之上。
這一觀點存在兩個誤區。
首先，第一手材料并不見得就更真實。
傳世史料都是被高度污染過的材料；哪些材料被留下了，留下的材料以什麼方式呈現，無不深深地打着其材料産生時代的統治者、學者以及其他材料生産者的印記。
更重要的是，曆史社會學的關鍵在于尋找曆史背後的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規律，其經驗層面的論點都是通過對不同案例或者同一案例内部的各種差異性現象的比較而獲得的（趙鼎新2021）。
如果一位學者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和比較角度，即使該學者不懂所研究國家的語言，沒有看過任何第一手材料，也照樣能提出具有遠見的觀點。
關于這一點，筆者在《為韋伯辯護》一文中有專門論述（趙鼎新2015a）。
近幾十年，包括筆者在内的曆史社會學家都開始使用第一手材料，但這是專業化過程的表現，不是學科的必需。
筆者甚至認為，過度強調第一手材料對于曆史社會學發展是有害的，因為這會迫使我們縮小自己的視野，導緻我們隻見樹木、不見森林。
第二，社會學有按照研究對象設立子學科的習慣，因此有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法律社會學、體育社會學、軍事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社會人口學、性别社會學等等。
這就帶來了另一個誤解，即認為曆史社會學研究的也是社會的某一特殊面向，即發生在久遠過去的事情。
換言之，這類誤解認為，隻要可以通過采訪、觀察或者抽樣調查等方法來獲取材料，此類研究就不是曆史社會學。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這裡需要讨論一下社會學和曆史學的關系。
筆者認為（趙鼎新2021），在面對以下類型的問題——為什麼某個人能上好大學？為什麼中國共産黨能取得革命勝利？為什麼某個地區民衆的思維和生活方式要比其他地區更為傳統？為什麼某個國家要比另外一個國家缺乏原創力？為什麼某個宗教要比另一個宗教發展得快？——人類的回答就其叙事形式的邏輯結構而言隻有兩類。
第一類是結構/機制叙事，即不同社會結構/機制導緻了不同的社會後果；<注："本文對社會結構和機制的理解基于筆者的新著《什麼是社會學》（趙鼎新2021）。
">第二類是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即通過尋求某個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轉折點事件的發生及背後原因來獲得答案。
如果說結構/機制叙事是社會學的邏輯基礎，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就是曆史學的邏輯基礎。
其實，就任何特定案例而言，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所描述的往往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
比如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能上好大學的背後既有家庭、學區等結構/機制性的原因，同時也是個人在某個時間節點後努力學習的結果。
所以具有轉折點意義的曆史事件也非常重要。
在常人邏輯下，這兩類叙事方式并不一定沖突。
但是在學科高度專業化的今天，它們就分家了，形成了交往很少的社會學和曆史學。
因此，曆史社會學就其本質來說，關鍵并不在于研究許久前所發生的事情，而在于在方法和經驗層面探讨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之間的關系，并且尋求這兩個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這也就是說，即使研究對象是當代的事情，如果一個研究在照顧了其發展背後的結構/機制性原因的同時，又兼顧了其發展的事件/時間過程邏輯，那麼它就是曆史社會學研究。
什麼是社會學 趙鼎新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簡言之，在方法層面，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理論層面上探索這兩種叙事之間關系的學問。
它不是由研究對象定義的社會學子學科，諸如家庭社會學、體育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等，而是一門曆史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
曆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雖然曆史社會學是基于特殊視角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學科，但它的核心議題卻很清晰，甚至可以說隻有一個，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及其後果。
斯賓塞、馬克思、托克維爾和韋伯可以說是曆史社會學的四個最主要的奠基者。
他們的主要思想和著作，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和美國民主的分析，以及韋伯對基督新教和其他主要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實都是在對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和後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
當代的曆史社會學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Wallerstein2011a；2011b；2011c；2011d)，布羅代爾的三卷本巨著(Braudel1992a；1992b；1992c)，安德森的《從古典到封建》和《絕對國家的起源》(Anderson1996；2003)，芬納三卷本巨著《統治史》(Finer1997)，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1966)，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0》(Tilly1990)，曼的多卷大作《社會權力的起源》(Mann1986；1993；2011a；2011b)，以及霍爾的《權力和自由》(Hall1986)，背後的核心問題意識其實也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原因及後果。
筆者的近著《儒法國家：中國曆史新論》雖然在西周和春秋戰國曆史上花了很大筆墨(Zhao2015)，但其核心問題意識卻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的原因和後果。
這本書主要是為了闡明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和制度在西周已有雛形，到戰國已有很大發展，而在漢武帝時代就初步定型成了一個筆者稱之為“儒法國家”的政體形式。
之後中國雖然有很大的變化，但最終都沒有能從根本上改變“儒法國家”體制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即一個發達的官僚體制、君主和儒學化了的文官之間緊密的聯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認同、對遊牧人口巨大的輻射壓力，以及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這一背景下産生的發達的商品化經濟（非市場經濟）。
這些特征賦予了前現代的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很強的韌勁。
但也正是由于這些特征的存在，宋以後的中國完全沒有朝着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方向發展的可能。
加州學派的一些主要觀點因此難以成立(Blaut1993；Frank1998；Goldstone2000；Pomeranz2000)。
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曆史社會學研究與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這一核心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
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的問題意識最為明顯，那就是想解釋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到來的沖擊下，一些主要國家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為什麼走了議會民主制、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革命這三條完全不同的道路(Moore1966)。
具有曆史社會學視野的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Wolf)研究的雖然是“二戰”後的農民革命，但其核心卻是要解釋為什麼“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家不但經濟發展不起來，還陷入長期戰亂，而他的回答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在西方的率先興起給後發展國家帶來的三個方面的災害性後果，即文化危機、人口危機和生态危機(Wolf1969；2010)。
在經濟發展研究領域，學者們提出了強國家/弱國家、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等概念，并在這些概念的指導下對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分析(Amsden1989；Evans1995；Kohli2004；Migdal1988；Wade1990)。
他們之所以提出這些概念，背後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非西方國家在民族認同建構和國家建構方面嚴重滞後，以至于國家不但力量微弱而且缺乏自主性，因此無法領導各自的國家朝着成功的市場經濟道路發展。
為什麼“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和後果”會成為曆史社會學唯一的實質性問題意識？個中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全部現實。
當前我們需要面對的任何重大的社會現實，包括工業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發展、信息化和智能化社會的來臨、人均壽命的大規模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嚴在多個面向的提高、個人主義文化的發展和民主化、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等，均可以說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發展的直接或者間接後果。
我們面臨的所有對人類生存有嚴重挑戰的現實，比如生态危機、能源危機、食品危機、人口爆炸和貧富差距加大、族群主義和族群清洗、世界大戰、全能國家、毒品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生産和擴散、恐怖主義等等，也都是伴随着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發展而産生的現象。
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出現可以說是人類曆史上最不可逆，或者說最具後果性的事件，它不僅僅是曆史社會學的核心議題，甚至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經驗和哲學議題。
凡是試圖對這兩個相關曆史事件的産生原因和後果做出分析的學者，他們所面臨的其實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驗科學，而是曆史哲學(philosophyofhistory)。
正因為如此，曆史社會學名家所提出的問題和給出的答案也往往帶有很強的政治哲學意味和社會思想性，因此對社會學、曆史學乃至社會科學的其他各個分支能形成強大的輻射。
我甚至認為，曆史社會學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皇冠。
有讀者可能會說，我研究的是一個古代寺廟内部的财務管理、中國婦女在明清時期佛教傳播中的作用或者傳統中國社會差序格局這樣的議題（打個比方），完全可以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一核心議題而找到自己的意義。
其實不然。
因為一位學者之所以對這些議題感興趣，之所以在研究中采取了某一特殊視角，都受制于其對由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而帶來的人類新的存在條件的主動理解或被動感受。
就好比在改革開放初期國人缺乏自信時，中國學者普遍把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看作一個比較負面的存在，但是随着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西方社會主流價值的衰落，不少學者對“差序格局”開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這一改變勢必會影響到其研究過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問題意識、材料取舍、文本解讀、對曆史情景的把握等等。
可以這麼說，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和發展不但影響到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其産生的各種正負面後果，以及帶來的不斷加速的社會變遷，還一次次地改變着我們對前現代和當代社會的理解，乃至于筆者很難想象任何一個有意義的曆史社會學議題能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和發展帶給我們的期望/歡快和不滿/焦慮。
總之，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這一核心問題意識下，曆史社會學的研究議題可以非常之廣。
讀者可能還會問，既然今天對曆史的考察很難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産生、發展和後果”這一核心議題，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專門強調這一事實？筆者認為，就像曆史學需要對“任何曆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觀點做出反複強調，曆史社會學也很有必要反複強調自己的核心問題意識，因為這會在經驗層面上幫助我們明确研究目的，加強對各類現實問題的敏銳度和關懷，在理論上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研究時所采取的視角，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背後隐含的價值立場，同時反思這些視角、概念和理論又在多大程度上會給我們對曆史場景和當代社會的理解帶來雙重偏差。
曆史的時間性和時間的結構性 筆者在前文中強調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方法層面上探索這兩類叙事之間關系的學問。
就其關系來說，這兩者其實相生相随：當我們強調時間/曆史的規律性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強調了某些社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