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趙鼎新：權力、結構和時間性 —— 曆史社會學和宏觀曆史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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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相應機制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完全堅信某種線性史觀，我們其實也完全認可了某種社會結構決定論。
反之，當我們越不相信時間/曆史有規律，我們同時也輕視了社會結構/機制的重要性，強調了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能很好掌握和設計自己的未來；如果我們完全認可當今世界上一些盛行的觀點，比如西方曆史學家強調的“每個曆史都是自己的曆史”，或者一味強調“轉折點”、“分水嶺”和“關鍵事件”對于時間/曆史發展重要性的話，那麼不但結構/機制分析完全失去了意義，而且會使得以結構/機制分析見長的社會學和以事件/時間序列分析見長的曆史學走向學術意義上的同歸于盡。
筆者所堅持的是一個可被稱為權力/時間性的視角。
<注："本文所用的“權力”這一概念對應的英文是power。
但是，power還有一層意思是“力量”，因此，讀者如果把本文所講的“權力”理解為“力量”也無不可。
在本文的有些場合，筆者也會用“力量”來表達英文power的意思。
">為了了解這一視角，我首先扼要介紹三類人類對曆史規律的最為常見的理解及其得失。
我把這三類理論分别稱為進步史觀、多元史觀和循環史觀。
通過本文的讨論我想進一步确立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對曆史的時間性的讨論其實就是對曆史與社會結構/機制之間關系的讨論。
這一讨論的核心是在宏觀層面針對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之間的緊張提出各種緩解方案。
因此，曆史的時間性問題對于曆史社會學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第二，對于時間性的讨論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于社會結構/機制的性質的讨論，對時間性的理解其實就是對社會結構/機制的理解。
第三，對社會結構/機制的讨論就其本質來說是對社會權力不均勻分布和時間性的結構性的讨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權力就是結構，結構就是時間。
需要說明，以下對三類史觀的扼要總結都屬于理想型事實，許多學者的分析手法及其背後隐含的史觀要駁雜得多。
(1)進步史觀 進步史觀又被稱為線性史觀。
在這一類對時間性的理解下，人類社會不但會朝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并且還能達到某個終極性的最佳狀态。
就其起源來說，這類對時間性的理解源于猶太—基督教傳統(Melzer，Weinberger，andZinman1995)。
比如，奧古斯丁在聖經史觀的基礎上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論，認為曆史會經過相應于上帝創世的六個發展階段，而後終結于被上帝救贖的第七階段(Augustine2003)。
弗洛爾的約阿欣(JoachimofFiore，1135—1202)把曆史分為三個時代，每一時代會被三位一體的某一位格所支配。
按照這一理論，曆史在依次經曆聖父的舊約時代和聖子的新約時代後，會進入聖靈時代。
啟蒙運動中，歐洲的思想家越來越自信。
他們不但認為人類能通過理性來了解過去和當下，而且能通過理性來獲得更美好的未來。
雖然宗教在啟蒙時代常常會被等同于“落後”，但是聖經史觀卻在啟蒙時代以世俗進步史觀的形式發揚光大。
在各種世俗進步史觀中，比較著名的有科技主義進步史觀、系統工程主義進步史觀、自由主義進步史觀、黑格爾主義進步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進步史觀、馬克思主義進步史觀等等。
進步史觀同時還繼承了聖經史觀中的階段論，比如維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把曆史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康德把曆史分為野蠻、迷信和理性時期；孔德把人類的理性發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三階段；馬克思則把人類曆史分為五個曆史階段，從原始共産主義社會，曆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演進到共産主義社會。
進步史觀給予其信仰者很大的信心，但是它所帶來的危害也非常大，具體可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它給了自以為自己處在曆史時間前沿的強勢群體一種道德優越感，使得他們在欺壓甚至屠殺弱者時沒有良心負擔。
例如，進步史觀使得19世紀英國和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在面對“落後民族”時都采取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立場(Pitts2005)。
第二，它是文化和種族歧視、偏見以及對其他群體不尊重行為的源頭。
西方人曾經帶着進步史觀來歧視中國人，而今天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某些人士同樣也會帶着從西方學來的各種進步史觀來歧視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士。
第三，持有進步史觀的學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會對曆史的時間性有一個明确或隐蔽的道德假設，即認為曆史進程會把我們帶入美好的未來。
他們的研究目的則是要論證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論在經驗上的正确性。
中國史學界就曾經帶着進步史觀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問題做了大量研究。
殊不知，雖然古代中國有各式各樣的奴隸，但卻從來就沒有過像古羅馬一樣以奴隸勞動作為經濟基礎的奴隸社會(Zhao2015)。
“第三次民主浪潮”高潮時西方學者在自由主義進步史觀的推動下也做了大量性質類似的研究。
比較著名的有英格爾哈特(Inglehart1997)關于從現代文化到後現代文化轉型的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曆史終結論，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為“自變量”來預測一個國家民主轉型可能性的研究。
然而，這類研究帶來的往往隻是對曆史更深的誤解。
第四，進步史觀指導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為它給了政治家和他們的追随者撞了南牆還不肯回頭的精神。
如果說“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發的包括恐怖主義和難民潮在内的各種亂象是自由主義進步史觀給人類帶來的危害，那麼，蘇聯肅反運動、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等等，則是“左傾”進步史觀帶來的危害。
就曆史和社會結構/機制的關系而言，時間在進步史觀下失去了本體意義，因為它隻是某種具有目的性力量(teleologicalpower)的結構的承載體；反之，某種具有前定(predestined)目的的結構/機制性力量就獲得了本體性。
同樣，社會行動者的行動、偶然性和轉折點事件在進步史觀下也都失去了本體意義上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都隻能給前定的曆史方向增添一些從長遠來看如同噪聲般的曲折。
我并不認為信奉進步史觀的學者會忽視社會行動者手中所掌握的權力。
但從本體意義上來說，進步史觀是一種忽視社會權力重要性的學問，因為在信奉進步史觀的學者們看來，社會行動者手中掌握着的各種權力充其量也隻能為前定的曆史發展增加一點曲折。
進步史觀雖然在近幾十年的西方曆史學界不再流行，但它長期以來占據着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并在當今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等領域仍有較大的影響。
同樣需要指出，進步史觀在當前中國仍然非常盛行，以至不斷有學者提出各種大而不當的、帶有明顯進步史觀意義的“階段論”。
(2)多元史觀 在進步史觀指導下書寫的曆史與事實出入巨大，在其指導下的政治也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因此西方史學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逐漸從對曆史規律的尋求轉向對曆史意義的追求(Cannadine2002；Stone1979；Tosh2006)，從以政治史為核心的曆史研究轉向多元議題的研究(Burke2004)。
一類反進步史觀而行之的多元史觀逐漸在西方史學界成為主流，并且向曆史社會學領域擴散。
持多元史觀的曆史社會學家會認為，曆史不存在進步也沒有目的，并同時強調曆史人物、轉折點、分水嶺事件和曆史意外等因素對曆史進程的影響(Abbott2001；Sewell2005)。
如果我們把堅持進步史觀的學者稱為結構/機制決定論者，那麼堅信多元史觀的學者則可以被稱為行動者/過程決定論者。
持多元史觀的學者一般會認為結構/機制性力量隻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會現象，而社會行動者的行動以及由此造成的轉折點和分水嶺事件，也可能形塑長時段的曆史形态。
在多元史觀下，前者失去了本體意義，後者卻有本體意義上的重要性。
如果說進步史觀忽視了社會權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觀則把社會權力/力量對于曆史進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
但是，持有多元史觀的學者卻會忽視不同社會權力的不同性質，以及各種結構/機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會行動者的權力等問題。
因此，對于那些對多元史觀抱有強大信念的美國人來說，聽到奧巴馬在2008年總統選舉時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們能夠”(Yes，wecan)，就會激動不已。
多元史觀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和各種進步史觀方面産生了積極意義。
在曆史學領域，多元史觀引導曆史學家去研究各種曆史，積累了大量的知識。
但是在更高的層次，多元史觀至少面臨着兩個問題。
第一，随着曆史知識的日益豐富，我們對曆史的時間性的理解反而變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個隻長知識不長智慧的年代。
比如，當代西方曆史學被分割為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藝術史、文學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領域，并且每個領域的内部又有更細的分割。
曆史學的研究議題在變小，議題覆蓋的時間段也在變短。
在這一趨勢下，絕大多數的曆史學家不再有全局觀。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這類研究很難回答這樣的诘難：既然曆史沒有規律，我們研究它還有什麼意義？誠如休厄爾所說，當曆史學家“愉快地把結構決定論扔到一邊的時候，這個世界已經随着世界資本主義結構的改變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Sewell2005，49)。
曆史雖沒有前定目标，但是卻遵循着多種結構/機制性的規律。
(3)循環史觀 循環史觀是在亞伯拉罕諸教興起之前整個歐亞大陸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種古老的時間觀。
個中原因很簡單：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數時間性現象，從日落日出、四季循環到代際交替都具有循環性。
在西方，循環史觀盛行于基督教誕生前的希臘羅馬。
近代以來，西方人一悲觀，循環史觀就會回潮，比較典型的有尼采(Nietzsche2001)的循環史論和斯賓格勒(Spengler1980)在“一戰”後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類比的文明興衰論，但是一旦走出了陰影，各種帶着制度自信的進步史觀在西方的影響力就會馬上回升。
曆史記憶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其實都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循環史觀也影響着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在經驗層面的研究。
比如，奧爾森分析了為什麼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操控會随着承平日久不斷增強，從而成為國家衰亡的原因(Olson1984)。
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理論(Wallernstein1979；2007)，保羅·肯尼迪(Kennedy1987)的大國興衰理論也都有很強的循環史觀的意味。
特欽(Turchin2003；TurchinandSergeyNefedov2009)從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的理論出發，提出前現代帝國勢力消長受到兩個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凝聚力大的國家會在國際競争中勝出，但承平日久則會使得一個國家的精英凝聚力降低和衰敗，并被一個凝聚力正在增強的國家所取代，如此以往；二是人口周期，即人口增長導緻政治動蕩和戰争，戰争導緻的人口下降帶來了政治穩定，政治穩定又帶來了人口增長。
近幾十年來美國忽視國内民生，但卻到處輸出民主和搞“人道”幹涉，到頭來給自己惹了許多麻煩，嚴重削弱了美國在世界上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由此導緻的普遍悲觀情緒使特欽20年前發表的觀點在當今美國知識界産生了較大影響。
循環史觀對社會結構/機制、社會行動者和行動者手中權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可以說是介于進步史觀和多元史觀之間。
循環史觀下的曆史沒有前定目标，卻有規律可循。
循環史觀同時認可社會結構和行動者手中權力的重要性，但是所強調的卻是某些結構/機制性力量或者社會行動者的結構性行為所能起到的反向效果，而這些反向效果恰是非預期的後果。
循環史觀不會否定曆史轉折點和分水嶺事件的重要性，但在循環史觀下，轉折點和分水嶺往往隻是前期反向作用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後而形成的質變。
最後，循環史觀雖然認可社會行動者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對于曆史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它卻不慶祝權力，因為循環史觀看到的不僅僅是社會權力所産生的力量，同時也看到了其陰暗面和由此造成的非預期後果。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循環史觀給人類曆史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性比進步史觀要小得多，而相比于多元史觀來說則多了一層謙卑和智慧。
社會權力的性質和曆史的時間性 西方人提出的各種循環史觀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他們的理論中，導緻曆史産生循環的邏輯都固定單一，猶如鐘擺在地球引力下左右搖晃。
要理解這類循環史觀的缺陷，我們就需要回到中國智慧，即老子的道家時間。
但在介紹道家時間前，我們需要對從人類行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權力、軍事力量/權力、意識形态力量/權力和政治力量/權力所能引發的一些最為根本性的機制性因果關系，及其這些機制性因果關系對曆史時間的結構化作用分别做出扼要分析。
(1)人類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人和猿在行為方式上比較接近。
猿是政治動物，會通過暴力來捍衛領地，并能制造簡單工具，人類則大大發展了這些本性。
人猿之間最根本區别在于思想性。
猿不論證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也不産生諸如死後成“神仙”或者進“天堂”的想象，但是人會。
可以說，人類是具有政治性、軍事/地域性、經濟性和意識形态性的動物。
<注："人的結構性行為特征并不止這四個。
比如，雌性靈長類從懷孕到哺乳需要較長時間，并且還擔負着看護未成
反之，當我們越不相信時間/曆史有規律，我們同時也輕視了社會結構/機制的重要性，強調了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能很好掌握和設計自己的未來；如果我們完全認可當今世界上一些盛行的觀點，比如西方曆史學家強調的“每個曆史都是自己的曆史”，或者一味強調“轉折點”、“分水嶺”和“關鍵事件”對于時間/曆史發展重要性的話，那麼不但結構/機制分析完全失去了意義，而且會使得以結構/機制分析見長的社會學和以事件/時間序列分析見長的曆史學走向學術意義上的同歸于盡。
筆者所堅持的是一個可被稱為權力/時間性的視角。
<注："本文所用的“權力”這一概念對應的英文是power。
但是，power還有一層意思是“力量”，因此，讀者如果把本文所講的“權力”理解為“力量”也無不可。
在本文的有些場合，筆者也會用“力量”來表達英文power的意思。
">為了了解這一視角，我首先扼要介紹三類人類對曆史規律的最為常見的理解及其得失。
我把這三類理論分别稱為進步史觀、多元史觀和循環史觀。
通過本文的讨論我想進一步确立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對曆史的時間性的讨論其實就是對曆史與社會結構/機制之間關系的讨論。
這一讨論的核心是在宏觀層面針對結構/機制叙事和事件/時間序列叙事之間的緊張提出各種緩解方案。
因此，曆史的時間性問題對于曆史社會學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第二，對于時間性的讨論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于社會結構/機制的性質的讨論，對時間性的理解其實就是對社會結構/機制的理解。
第三，對社會結構/機制的讨論就其本質來說是對社會權力不均勻分布和時間性的結構性的讨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權力就是結構，結構就是時間。
需要說明，以下對三類史觀的扼要總結都屬于理想型事實，許多學者的分析手法及其背後隐含的史觀要駁雜得多。
(1)進步史觀 進步史觀又被稱為線性史觀。
在這一類對時間性的理解下，人類社會不但會朝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并且還能達到某個終極性的最佳狀态。
就其起源來說，這類對時間性的理解源于猶太—基督教傳統(Melzer，Weinberger，andZinman1995)。
比如，奧古斯丁在聖經史觀的基礎上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論，認為曆史會經過相應于上帝創世的六個發展階段，而後終結于被上帝救贖的第七階段(Augustine2003)。
弗洛爾的約阿欣(JoachimofFiore，1135—1202)把曆史分為三個時代，每一時代會被三位一體的某一位格所支配。
按照這一理論，曆史在依次經曆聖父的舊約時代和聖子的新約時代後，會進入聖靈時代。
啟蒙運動中，歐洲的思想家越來越自信。
他們不但認為人類能通過理性來了解過去和當下，而且能通過理性來獲得更美好的未來。
雖然宗教在啟蒙時代常常會被等同于“落後”，但是聖經史觀卻在啟蒙時代以世俗進步史觀的形式發揚光大。
在各種世俗進步史觀中，比較著名的有科技主義進步史觀、系統工程主義進步史觀、自由主義進步史觀、黑格爾主義進步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進步史觀、馬克思主義進步史觀等等。
進步史觀同時還繼承了聖經史觀中的階段論，比如維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把曆史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康德把曆史分為野蠻、迷信和理性時期；孔德把人類的理性發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三階段；馬克思則把人類曆史分為五個曆史階段，從原始共産主義社會，曆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演進到共産主義社會。
進步史觀給予其信仰者很大的信心，但是它所帶來的危害也非常大，具體可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它給了自以為自己處在曆史時間前沿的強勢群體一種道德優越感，使得他們在欺壓甚至屠殺弱者時沒有良心負擔。
例如，進步史觀使得19世紀英國和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在面對“落後民族”時都采取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立場(Pitts2005)。
第二，它是文化和種族歧視、偏見以及對其他群體不尊重行為的源頭。
西方人曾經帶着進步史觀來歧視中國人，而今天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某些人士同樣也會帶着從西方學來的各種進步史觀來歧視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士。
第三，持有進步史觀的學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會對曆史的時間性有一個明确或隐蔽的道德假設，即認為曆史進程會把我們帶入美好的未來。
他們的研究目的則是要論證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論在經驗上的正确性。
中國史學界就曾經帶着進步史觀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問題做了大量研究。
殊不知，雖然古代中國有各式各樣的奴隸，但卻從來就沒有過像古羅馬一樣以奴隸勞動作為經濟基礎的奴隸社會(Zhao2015)。
“第三次民主浪潮”高潮時西方學者在自由主義進步史觀的推動下也做了大量性質類似的研究。
比較著名的有英格爾哈特(Inglehart1997)關于從現代文化到後現代文化轉型的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曆史終結論，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為“自變量”來預測一個國家民主轉型可能性的研究。
然而，這類研究帶來的往往隻是對曆史更深的誤解。
第四，進步史觀指導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為它給了政治家和他們的追随者撞了南牆還不肯回頭的精神。
如果說“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發的包括恐怖主義和難民潮在内的各種亂象是自由主義進步史觀給人類帶來的危害，那麼，蘇聯肅反運動、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等等，則是“左傾”進步史觀帶來的危害。
就曆史和社會結構/機制的關系而言，時間在進步史觀下失去了本體意義，因為它隻是某種具有目的性力量(teleologicalpower)的結構的承載體；反之，某種具有前定(predestined)目的的結構/機制性力量就獲得了本體性。
同樣，社會行動者的行動、偶然性和轉折點事件在進步史觀下也都失去了本體意義上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都隻能給前定的曆史方向增添一些從長遠來看如同噪聲般的曲折。
我并不認為信奉進步史觀的學者會忽視社會行動者手中所掌握的權力。
但從本體意義上來說，進步史觀是一種忽視社會權力重要性的學問，因為在信奉進步史觀的學者們看來，社會行動者手中掌握着的各種權力充其量也隻能為前定的曆史發展增加一點曲折。
進步史觀雖然在近幾十年的西方曆史學界不再流行，但它長期以來占據着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并在當今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等領域仍有較大的影響。
同樣需要指出，進步史觀在當前中國仍然非常盛行，以至不斷有學者提出各種大而不當的、帶有明顯進步史觀意義的“階段論”。
(2)多元史觀 在進步史觀指導下書寫的曆史與事實出入巨大，在其指導下的政治也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因此西方史學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逐漸從對曆史規律的尋求轉向對曆史意義的追求(Cannadine2002；Stone1979；Tosh2006)，從以政治史為核心的曆史研究轉向多元議題的研究(Burke2004)。
一類反進步史觀而行之的多元史觀逐漸在西方史學界成為主流，并且向曆史社會學領域擴散。
持多元史觀的曆史社會學家會認為，曆史不存在進步也沒有目的，并同時強調曆史人物、轉折點、分水嶺事件和曆史意外等因素對曆史進程的影響(Abbott2001；Sewell2005)。
如果我們把堅持進步史觀的學者稱為結構/機制決定論者，那麼堅信多元史觀的學者則可以被稱為行動者/過程決定論者。
持多元史觀的學者一般會認為結構/機制性力量隻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會現象，而社會行動者的行動以及由此造成的轉折點和分水嶺事件，也可能形塑長時段的曆史形态。
在多元史觀下，前者失去了本體意義，後者卻有本體意義上的重要性。
如果說進步史觀忽視了社會權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觀則把社會權力/力量對于曆史進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
但是，持有多元史觀的學者卻會忽視不同社會權力的不同性質，以及各種結構/機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會行動者的權力等問題。
因此，對于那些對多元史觀抱有強大信念的美國人來說，聽到奧巴馬在2008年總統選舉時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們能夠”(Yes，wecan)，就會激動不已。
多元史觀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和各種進步史觀方面産生了積極意義。
在曆史學領域，多元史觀引導曆史學家去研究各種曆史，積累了大量的知識。
但是在更高的層次，多元史觀至少面臨着兩個問題。
第一，随着曆史知識的日益豐富，我們對曆史的時間性的理解反而變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個隻長知識不長智慧的年代。
比如，當代西方曆史學被分割為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藝術史、文學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領域，并且每個領域的内部又有更細的分割。
曆史學的研究議題在變小，議題覆蓋的時間段也在變短。
在這一趨勢下，絕大多數的曆史學家不再有全局觀。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這類研究很難回答這樣的诘難：既然曆史沒有規律，我們研究它還有什麼意義？誠如休厄爾所說，當曆史學家“愉快地把結構決定論扔到一邊的時候，這個世界已經随着世界資本主義結構的改變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Sewell2005，49)。
曆史雖沒有前定目标，但是卻遵循着多種結構/機制性的規律。
(3)循環史觀 循環史觀是在亞伯拉罕諸教興起之前整個歐亞大陸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種古老的時間觀。
個中原因很簡單：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數時間性現象，從日落日出、四季循環到代際交替都具有循環性。
在西方，循環史觀盛行于基督教誕生前的希臘羅馬。
近代以來，西方人一悲觀，循環史觀就會回潮，比較典型的有尼采(Nietzsche2001)的循環史論和斯賓格勒(Spengler1980)在“一戰”後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類比的文明興衰論，但是一旦走出了陰影，各種帶着制度自信的進步史觀在西方的影響力就會馬上回升。
曆史記憶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其實都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循環史觀也影響着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在經驗層面的研究。
比如，奧爾森分析了為什麼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操控會随着承平日久不斷增強，從而成為國家衰亡的原因(Olson1984)。
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理論(Wallernstein1979；2007)，保羅·肯尼迪(Kennedy1987)的大國興衰理論也都有很強的循環史觀的意味。
特欽(Turchin2003；TurchinandSergeyNefedov2009)從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的理論出發，提出前現代帝國勢力消長受到兩個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凝聚力大的國家會在國際競争中勝出，但承平日久則會使得一個國家的精英凝聚力降低和衰敗，并被一個凝聚力正在增強的國家所取代，如此以往；二是人口周期，即人口增長導緻政治動蕩和戰争，戰争導緻的人口下降帶來了政治穩定，政治穩定又帶來了人口增長。
近幾十年來美國忽視國内民生，但卻到處輸出民主和搞“人道”幹涉，到頭來給自己惹了許多麻煩，嚴重削弱了美國在世界上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由此導緻的普遍悲觀情緒使特欽20年前發表的觀點在當今美國知識界産生了較大影響。
循環史觀對社會結構/機制、社會行動者和行動者手中權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可以說是介于進步史觀和多元史觀之間。
循環史觀下的曆史沒有前定目标，卻有規律可循。
循環史觀同時認可社會結構和行動者手中權力的重要性，但是所強調的卻是某些結構/機制性力量或者社會行動者的結構性行為所能起到的反向效果，而這些反向效果恰是非預期的後果。
循環史觀不會否定曆史轉折點和分水嶺事件的重要性，但在循環史觀下，轉折點和分水嶺往往隻是前期反向作用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後而形成的質變。
最後，循環史觀雖然認可社會行動者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對于曆史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它卻不慶祝權力，因為循環史觀看到的不僅僅是社會權力所産生的力量，同時也看到了其陰暗面和由此造成的非預期後果。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循環史觀給人類曆史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性比進步史觀要小得多，而相比于多元史觀來說則多了一層謙卑和智慧。
社會權力的性質和曆史的時間性 西方人提出的各種循環史觀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他們的理論中，導緻曆史産生循環的邏輯都固定單一，猶如鐘擺在地球引力下左右搖晃。
要理解這類循環史觀的缺陷，我們就需要回到中國智慧，即老子的道家時間。
但在介紹道家時間前，我們需要對從人類行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權力、軍事力量/權力、意識形态力量/權力和政治力量/權力所能引發的一些最為根本性的機制性因果關系，及其這些機制性因果關系對曆史時間的結構化作用分别做出扼要分析。
(1)人類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人和猿在行為方式上比較接近。
猿是政治動物，會通過暴力來捍衛領地，并能制造簡單工具，人類則大大發展了這些本性。
人猿之間最根本區别在于思想性。
猿不論證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也不産生諸如死後成“神仙”或者進“天堂”的想象，但是人會。
可以說，人類是具有政治性、軍事/地域性、經濟性和意識形态性的動物。
<注："人的結構性行為特征并不止這四個。
比如，雌性靈長類從懷孕到哺乳需要較長時間，并且還擔負着看護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