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趙鼎新：權力、結構和時間性 —— 曆史社會學和宏觀曆史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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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的主要任務，而雄性靈長類所關注的則是能在整個群體中占據主宰地位，從而獲得更多交配和繁殖後代的機會。
雌雄靈長類在這方面的差别會使得雌性靈長類個體對“小政治”，或者說對在能影響自己和子代安全的小環境中取得主導權更關心，而雄性靈長類則會對更大的政治，或者說在自己所生存的整個群體中獲取主宰地位更感興趣。
人類雖然與靈長類動物有許多不同，但在性别行為特征方面仍保持着靈長類動物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也會在多個方面影響人類社會。
但是，在人類所有的結構性行為特征中，經濟性、地域/軍事性、意識形态性和政治性這四個特征及其所産生的機制性的社會力量對曆史發展具有最為重要的形塑作用。
">對人類來說，政治資源、地域資源、經濟/物質資源和意識形态資源的稀缺是常态，<注："比如，人總是有窮有富，有打工的、當小老闆的和當大老闆的；一片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據，其他人在這片地域上的活動就可能會受到各種限制；有的人能成為大“教主”，成為舉世聞名的思想家，而其他人則隻能當小“教主”、小教授甚至完全默默無聞；有人當大官，有人就隻能當小吏乃至平頭百姓。
">因此人類也會在這四個面向上展開競争。
<注："需要說明，雖然合作也是人類的一個重要行為特性，但是人類合作的目的要麼是為了與其他群體展開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的競争；要麼是某一群體為了保護自己在先前競争中所獲得的特權而采取的一種策略；要麼是為了樹立競争的規則和減低競争的破壞程度；要麼是為了在利益沖突較小的非競争性群體或者個體之間建立共存的可能；要麼是一種交換；要麼合作各方所面對的是一些不存在稀缺性的非零和資源。
因此，雖然合作對于人類來說非常重要，但就對曆史形态的影響來說，競争才是人類行為的一個更為重要的本質。
">但是政治、軍事/地域、經濟和意識形态方面的競争以及這四個面向的權力的不同性質會産生出不同的機制性因果關系，這些機制性因果關系會産生巨大的能影響人類行為、形塑曆史發展的結構化力量，因此也是我們理解曆史的時間性的關鍵所在。
在進一步展開之前，筆者需要強調以下論點都建立在對于理想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性質的分析基礎之上。
我在這裡以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為例來說明理想型分析的含義：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猶如兩個互相不了解對方身份的人在辯論。
如果辯論的一方試圖用拳頭（武力）把另一方壓服，或用金錢把對方收買，或者說辯論的一方知道對方的政治身份（比如因為知道對方是自己的上司而害怕），那麼這種辯論就不再是理想型意義上的意識形态競争了。
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理想型表達在真實生活中并不常見，因為真實生活中的人類活動（包括他們之間的競争活動），一般都同時在多個方面展開，因果關系由此變得十分複雜。
但我們必須從對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理想型性質出發，才能找到每一類權力背後所隐藏着的各種純邏輯，或者說清晰的機制性因果關系，而在這些機制的背後隐藏着的就是曆史的時間性或者說發展規律。
需要說明的是，以下分析僅局限于一些最能揭示曆史的結構性規律的機制性因果關系。
(2)經濟和軍事權力的時間性 理想型的經濟和軍事競争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打仗的輸赢，做生意的盈虧，對于競争的雙方來說都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當然，現實中也會出現輸的一方死不認輸的情況。
但是，真的不認輸就不會改變策略，因此會輸得更慘，乃至于仗打得全軍覆沒，生意做得徹底破産。
總之，經濟和軍事層面的競争有清晰的輸赢準則。
第二，要在經濟和軍事競争中取得優勢，競争的各方都要降低産品成本，提高産品的質量和數量，并且組織得要比對手好。
如果說以上兩點能成立，我們就能得出以下兩個對曆史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推論：(1)理想型的經濟和軍事競争有着清晰的輸赢準則，因此會促進工具理性（即一種以最有效達到目的為目标的思維方式）精神在社會中的發展，并且這兩類競争在某個社會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該社會就越具有主導性。
(2)曆史是積累發展(cumulativedevelopment)和有方向的，或者說當前西方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史觀是有誤的。
曆史的積累發展速度取決于經濟競争和軍事競争在社會上的重要性，以及競争的“疊代長度”。
“疊代長度”指的是競争各方在一輪輸赢分明後進入下一輪，并且一輪又一輪投入競争的能力。
疊代長度越長，曆史積累發展的速度越快，持續的時間越久。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在科技、軍事、經濟和組織能力上的高度發展(Zhao2015)，以及近代以來世界範圍内科技、軍事、生産能力和組織水平的飛速提高，都是經濟和軍事競争長期主導（或者說超長的疊代長度）而帶來的非預期性後果。
需要強調，經濟和軍事競争給了曆史一個看上去是線性的時間性，但這并不等同于進步史觀含義上的“進步”。
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在近代歐洲的形成過程中，經濟和軍事競争在世界範圍長期處于主導地位(Howard1976；Mann1986；Tilly1990)，由此産生的突破性的積累發展極大改善了人類的生存條件，但是它同時也帶來了環境危機、人口危機、資源危機、全球不公正、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原子彈這種能毀滅人類數次的武器。
進步史觀一般都是由赢者創造的，并且也是赢者的自我論證。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絕大多數西方思想家都是進步史觀的鼓吹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人在世界上取得優勢之後自我感覺越來越良好。
但是就對曆史時間性的形塑方式而言，經濟競争和軍事競争有兩點不同。
首先，做生意赢利一般都是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個屬于私域範圍的小團體，因此經濟競争促進的是一種私域導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長。
戰争所聲稱的目的都是某種集體（如家族、村落、部落、國家）“利益”，因此軍事競争促進的是一種公域導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長（Zhao2015，第一章）。
私域導向的工具理性促進的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化的發展，而公域導向的工具理性促進的則是官僚制和集體主義文化的發展。
兩種權力的性質因此就産生了相反的結構化力量。
第二，經濟和軍事權力的相對重要性對某個社會中的權力的結構性分布也有截然相反的影響。
經濟力量不具有強制性（如果你用槍脅迫人家買你的東西，這就不再是理想型的經濟行為了），并且經濟權力是一種彌散在社會中的權力。
如果沒有非經濟性的社會力量（特别是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家或數家公司很難在一個國家中建立全面壟斷，同時消費者也有一定的力量。
因此，在經濟競争占據主導的地方，社會權力就會彌散到由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商人和消費者共同組成的社會當中。
相比之下，軍事權力是強制性的權力，并且軍事權力需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才能形成很大的力量。
因此，在一個軍事競争占主導的地方，權力就會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顯然，如果國家成了主導軍事競争的行動者，那麼國家統治者就會對社會權力形成越來越大的壟斷性。
因此，軍事競争往往會促進國家力量的增強以及國家在社會上形成主宰。
需要強調，雖然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能讓曆史獲得具有明确方向的積累性發展，但是曆史發展卻不是線性的。
因為除了經濟和軍事，意識形态和政治同樣也是人類的本源性質，這兩類社會權力和經濟和軍事權力相比，有許多不同的性質，因此會産生完全不同的對于曆史的結構化力量。
(3)意識形态權力的時間性 筆者在多個場合強調，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猶如兩個互相不明對方身份的人在辯論，這樣的辯論本身并不産生任何物質上或組織制度上的東西。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獲得兩個對曆史具有重大結構化意義的因果推論：第一，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不促進曆史的積累發展；第二，意識形态競争在某個社會越占據主導，或者說意識形态在一個社會中的位置越重要，該社會積累性發展速度就會越緩慢，乃至出現停滞不前和倒退。
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同時又像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在辯論。
如果你讓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道教徒辯論各自教義的優劣，各方肯定誰也說服不了誰，并且一場辯論過後，各方也許都自以為赢了。
由此能獲得如下的對曆史進程具有結構化作用的因果推論：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沒有明确的輸赢準則，不會促進工具理性在一個社會中的增強。
意識形态權力還有兩個對曆史具有結構化意義的性質：一是意識形态是一種勸說性權力，本身不具有強制性；二是人們對某一意識形态的理解總是基于個人的特殊經曆和人生體驗，而人與人之間的經曆和體驗又很不相同。
意識形态的這兩個性質決定了以下的因果推論：意識形态具有本質上的高度多元性。
俗話“一娘養九子，連娘十條心”，背後隐含的就有這個層面的意思。
意識形态競争不促進積累性發展，沒有清晰的輸赢準則，并且意識形态權力高度彌散多元。
意識形态的這些機制性性質是人類曆史高度多樣性和多重時間性的重要來源，而另外一個曆史多樣性來源就是多樣的商機造就的多元市場。
從某種角度來說，當前西方世界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史觀的問題就在于，把主要由意識形态權力和經濟權力的性質而造就的曆史高度多樣性當成了全部事實。
但是在給定的時空中，群體中不同個體的觀點有時會非常接近，或者說某一意識形态會在給定的時空中能占據上風，甚至絕對上風。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大家可千萬不要認為這一占據着主導的意識形态更接近事實或真理，或者更能代表人類發展的方向，從而産生盲目自信，而應當從兩個方面來尋找非意識形态性的力量在背後發揮的作用：一是主動強制，即來自強制性力量（如國家）或者半強制性力量（如教會、學校、傳媒）的規訓和灌輸；二是被動強制，即重大災害或沖擊後形成的短暫共識，比如“二戰”後大國之間形成的和平共識、蘇聯解體後形成的自由民主共識，以及今天在受到第三次民主浪潮傷害的國家中形成的反西方民主共識。
以上分析看似簡單，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可能永遠也不會真正懂得并從中接受教訓。
我們有個通病：每當看到某個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響飛速增長或者在某地區獲得主宰時，我們就會誤以為該宗教的教義比其他宗教好（反之就會以為該宗教的教義不如其他宗教）；每當看到某一世俗意識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識形态）在世界上占據了上風時，我們就會誤以為該意識形态是颠撲不破的真理（反之則會認為該意識形态隻是個誤區）；每當一個國家剛獲取了一點成功，該國的精英和民衆都會對自己國家的體制和文化信心爆滿（反之則會把自己國家的體制和文化看得一無是處）。
遠的不說，第三次民主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之初，沒有人能指出其興起與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符合人性毫無關系，而主要原因是在蘇聯和東歐威權統治失敗後，東歐知識分子形成了短暫的民主共識（被動強制），以及美國作為蘇聯解體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到處輸出民主（主動強制）。
(4)政治權力的時間性，以及它與意識形态權力結合後的時間性 以上的分析顯示，意識形态權力所帶來的一些機制性性質是曆史高度多樣化的時間性一個重要源泉，而國家作為一個最為重要的政治權力的代表，則是造就各種意識形态在時間過程中消長的一種最為重要的強制性力量。
要更全面地了解曆史的時間性，我們就必須了解政治權力的性質，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對曆史具有重要的結構化作用的各種機制性因果關系。
理想型的政治競争在現實世界很難找到相近的例子，但是如果存在一種不能依靠任何組織和資源，以及不能訴諸意識形态的總統競選，那麼該競選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競争。
理想型的政治競争有比較清晰的輸赢準則（如果競選隻有一人能當總統，沒選上的人應該知道自己失敗了），因此能促進工具理性文化在社會層面的增長。
但理想型的政治競争不會促進社會的積累性發展，因為它與物質生産沒有關系。
一個進一步的關乎曆史的時間性的因果推論就是：如果理想型的政治競争在某個社會占據主導，該社會的積累性發展就會放緩。
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性質是，它與其他形式的社會力量相比會占據一定優勢。
這是因為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不具有強制性，而政治權力具有強制性。
在直接對抗的情況下，政治行動者會占上風。
我們可能會說軍事權力也具有強制性，但是軍事行動者并不具有統治合法性（馬上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
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公共物，而提供公共物的能力（績效）則構成了政治的重要合法性基礎。
有人會說軍事行動者也可以提供公共物，但如果軍事行動者能常規地為所控制的地方提供治安、法律和防禦等公共物，他就成了政治行動者了。
因此，政治權力在曆史進程中有着很強的主導和吸納軍事權力的傾向，以至于在韋伯的理論中，軍事權力就被簡約成了政治權力的一部分。
政治權力所占的優勢對曆史進程有多重的結構化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作為人類社會中最為重要的政治行動者，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巨大，且在全世界範圍内有着不斷走強的趨勢。
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國家力量不斷走強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其提供公共物的功效。
如果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國家唯一的合法
雌雄靈長類在這方面的差别會使得雌性靈長類個體對“小政治”，或者說對在能影響自己和子代安全的小環境中取得主導權更關心，而雄性靈長類則會對更大的政治，或者說在自己所生存的整個群體中獲取主宰地位更感興趣。
人類雖然與靈長類動物有許多不同，但在性别行為特征方面仍保持着靈長類動物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也會在多個方面影響人類社會。
但是，在人類所有的結構性行為特征中，經濟性、地域/軍事性、意識形态性和政治性這四個特征及其所産生的機制性的社會力量對曆史發展具有最為重要的形塑作用。
">對人類來說，政治資源、地域資源、經濟/物質資源和意識形态資源的稀缺是常态，<注："比如，人總是有窮有富，有打工的、當小老闆的和當大老闆的；一片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據，其他人在這片地域上的活動就可能會受到各種限制；有的人能成為大“教主”，成為舉世聞名的思想家，而其他人則隻能當小“教主”、小教授甚至完全默默無聞；有人當大官，有人就隻能當小吏乃至平頭百姓。
">因此人類也會在這四個面向上展開競争。
<注："需要說明，雖然合作也是人類的一個重要行為特性，但是人類合作的目的要麼是為了與其他群體展開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的競争；要麼是某一群體為了保護自己在先前競争中所獲得的特權而采取的一種策略；要麼是為了樹立競争的規則和減低競争的破壞程度；要麼是為了在利益沖突較小的非競争性群體或者個體之間建立共存的可能；要麼是一種交換；要麼合作各方所面對的是一些不存在稀缺性的非零和資源。
因此，雖然合作對于人類來說非常重要，但就對曆史形态的影響來說，競争才是人類行為的一個更為重要的本質。
">但是政治、軍事/地域、經濟和意識形态方面的競争以及這四個面向的權力的不同性質會産生出不同的機制性因果關系，這些機制性因果關系會産生巨大的能影響人類行為、形塑曆史發展的結構化力量，因此也是我們理解曆史的時間性的關鍵所在。
在進一步展開之前，筆者需要強調以下論點都建立在對于理想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性質的分析基礎之上。
我在這裡以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為例來說明理想型分析的含義：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猶如兩個互相不了解對方身份的人在辯論。
如果辯論的一方試圖用拳頭（武力）把另一方壓服，或用金錢把對方收買，或者說辯論的一方知道對方的政治身份（比如因為知道對方是自己的上司而害怕），那麼這種辯論就不再是理想型意義上的意識形态競争了。
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理想型表達在真實生活中并不常見，因為真實生活中的人類活動（包括他們之間的競争活動），一般都同時在多個方面展開，因果關系由此變得十分複雜。
但我們必須從對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理想型性質出發，才能找到每一類權力背後所隐藏着的各種純邏輯，或者說清晰的機制性因果關系，而在這些機制的背後隐藏着的就是曆史的時間性或者說發展規律。
需要說明的是，以下分析僅局限于一些最能揭示曆史的結構性規律的機制性因果關系。
(2)經濟和軍事權力的時間性 理想型的經濟和軍事競争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打仗的輸赢，做生意的盈虧，對于競争的雙方來說都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當然，現實中也會出現輸的一方死不認輸的情況。
但是，真的不認輸就不會改變策略，因此會輸得更慘，乃至于仗打得全軍覆沒，生意做得徹底破産。
總之，經濟和軍事層面的競争有清晰的輸赢準則。
第二，要在經濟和軍事競争中取得優勢，競争的各方都要降低産品成本，提高産品的質量和數量，并且組織得要比對手好。
如果說以上兩點能成立，我們就能得出以下兩個對曆史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推論：(1)理想型的經濟和軍事競争有着清晰的輸赢準則，因此會促進工具理性（即一種以最有效達到目的為目标的思維方式）精神在社會中的發展，并且這兩類競争在某個社會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該社會就越具有主導性。
(2)曆史是積累發展(cumulativedevelopment)和有方向的，或者說當前西方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史觀是有誤的。
曆史的積累發展速度取決于經濟競争和軍事競争在社會上的重要性，以及競争的“疊代長度”。
“疊代長度”指的是競争各方在一輪輸赢分明後進入下一輪，并且一輪又一輪投入競争的能力。
疊代長度越長，曆史積累發展的速度越快，持續的時間越久。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在科技、軍事、經濟和組織能力上的高度發展(Zhao2015)，以及近代以來世界範圍内科技、軍事、生産能力和組織水平的飛速提高，都是經濟和軍事競争長期主導（或者說超長的疊代長度）而帶來的非預期性後果。
需要強調，經濟和軍事競争給了曆史一個看上去是線性的時間性，但這并不等同于進步史觀含義上的“進步”。
在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在近代歐洲的形成過程中，經濟和軍事競争在世界範圍長期處于主導地位(Howard1976；Mann1986；Tilly1990)，由此産生的突破性的積累發展極大改善了人類的生存條件，但是它同時也帶來了環境危機、人口危機、資源危機、全球不公正、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原子彈這種能毀滅人類數次的武器。
進步史觀一般都是由赢者創造的，并且也是赢者的自我論證。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絕大多數西方思想家都是進步史觀的鼓吹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人在世界上取得優勢之後自我感覺越來越良好。
但是就對曆史時間性的形塑方式而言，經濟競争和軍事競争有兩點不同。
首先，做生意赢利一般都是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個屬于私域範圍的小團體，因此經濟競争促進的是一種私域導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長。
戰争所聲稱的目的都是某種集體（如家族、村落、部落、國家）“利益”，因此軍事競争促進的是一種公域導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長（Zhao2015，第一章）。
私域導向的工具理性促進的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化的發展，而公域導向的工具理性促進的則是官僚制和集體主義文化的發展。
兩種權力的性質因此就産生了相反的結構化力量。
第二，經濟和軍事權力的相對重要性對某個社會中的權力的結構性分布也有截然相反的影響。
經濟力量不具有強制性（如果你用槍脅迫人家買你的東西，這就不再是理想型的經濟行為了），并且經濟權力是一種彌散在社會中的權力。
如果沒有非經濟性的社會力量（特别是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家或數家公司很難在一個國家中建立全面壟斷，同時消費者也有一定的力量。
因此，在經濟競争占據主導的地方，社會權力就會彌散到由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商人和消費者共同組成的社會當中。
相比之下，軍事權力是強制性的權力，并且軍事權力需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才能形成很大的力量。
因此，在一個軍事競争占主導的地方，權力就會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顯然，如果國家成了主導軍事競争的行動者，那麼國家統治者就會對社會權力形成越來越大的壟斷性。
因此，軍事競争往往會促進國家力量的增強以及國家在社會上形成主宰。
需要強調，雖然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能讓曆史獲得具有明确方向的積累性發展，但是曆史發展卻不是線性的。
因為除了經濟和軍事，意識形态和政治同樣也是人類的本源性質，這兩類社會權力和經濟和軍事權力相比，有許多不同的性質，因此會産生完全不同的對于曆史的結構化力量。
(3)意識形态權力的時間性 筆者在多個場合強調，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猶如兩個互相不明對方身份的人在辯論，這樣的辯論本身并不産生任何物質上或組織制度上的東西。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獲得兩個對曆史具有重大結構化意義的因果推論：第一，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不促進曆史的積累發展；第二，意識形态競争在某個社會越占據主導，或者說意識形态在一個社會中的位置越重要，該社會積累性發展速度就會越緩慢，乃至出現停滞不前和倒退。
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同時又像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在辯論。
如果你讓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道教徒辯論各自教義的優劣，各方肯定誰也說服不了誰，并且一場辯論過後，各方也許都自以為赢了。
由此能獲得如下的對曆史進程具有結構化作用的因果推論：理想型的意識形态競争沒有明确的輸赢準則，不會促進工具理性在一個社會中的增強。
意識形态權力還有兩個對曆史具有結構化意義的性質：一是意識形态是一種勸說性權力，本身不具有強制性；二是人們對某一意識形态的理解總是基于個人的特殊經曆和人生體驗，而人與人之間的經曆和體驗又很不相同。
意識形态的這兩個性質決定了以下的因果推論：意識形态具有本質上的高度多元性。
俗話“一娘養九子，連娘十條心”，背後隐含的就有這個層面的意思。
意識形态競争不促進積累性發展，沒有清晰的輸赢準則，并且意識形态權力高度彌散多元。
意識形态的這些機制性性質是人類曆史高度多樣性和多重時間性的重要來源，而另外一個曆史多樣性來源就是多樣的商機造就的多元市場。
從某種角度來說，當前西方世界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史觀的問題就在于，把主要由意識形态權力和經濟權力的性質而造就的曆史高度多樣性當成了全部事實。
但是在給定的時空中，群體中不同個體的觀點有時會非常接近，或者說某一意識形态會在給定的時空中能占據上風，甚至絕對上風。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大家可千萬不要認為這一占據着主導的意識形态更接近事實或真理，或者更能代表人類發展的方向，從而産生盲目自信，而應當從兩個方面來尋找非意識形态性的力量在背後發揮的作用：一是主動強制，即來自強制性力量（如國家）或者半強制性力量（如教會、學校、傳媒）的規訓和灌輸；二是被動強制，即重大災害或沖擊後形成的短暫共識，比如“二戰”後大國之間形成的和平共識、蘇聯解體後形成的自由民主共識，以及今天在受到第三次民主浪潮傷害的國家中形成的反西方民主共識。
以上分析看似簡單，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可能永遠也不會真正懂得并從中接受教訓。
我們有個通病：每當看到某個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響飛速增長或者在某地區獲得主宰時，我們就會誤以為該宗教的教義比其他宗教好（反之就會以為該宗教的教義不如其他宗教）；每當看到某一世俗意識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識形态）在世界上占據了上風時，我們就會誤以為該意識形态是颠撲不破的真理（反之則會認為該意識形态隻是個誤區）；每當一個國家剛獲取了一點成功，該國的精英和民衆都會對自己國家的體制和文化信心爆滿（反之則會把自己國家的體制和文化看得一無是處）。
遠的不說，第三次民主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之初，沒有人能指出其興起與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符合人性毫無關系，而主要原因是在蘇聯和東歐威權統治失敗後，東歐知識分子形成了短暫的民主共識（被動強制），以及美國作為蘇聯解體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到處輸出民主（主動強制）。
(4)政治權力的時間性，以及它與意識形态權力結合後的時間性 以上的分析顯示，意識形态權力所帶來的一些機制性性質是曆史高度多樣化的時間性一個重要源泉，而國家作為一個最為重要的政治權力的代表，則是造就各種意識形态在時間過程中消長的一種最為重要的強制性力量。
要更全面地了解曆史的時間性，我們就必須了解政治權力的性質，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對曆史具有重要的結構化作用的各種機制性因果關系。
理想型的政治競争在現實世界很難找到相近的例子，但是如果存在一種不能依靠任何組織和資源，以及不能訴諸意識形态的總統競選，那麼該競選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競争。
理想型的政治競争有比較清晰的輸赢準則（如果競選隻有一人能當總統，沒選上的人應該知道自己失敗了），因此能促進工具理性文化在社會層面的增長。
但理想型的政治競争不會促進社會的積累性發展，因為它與物質生産沒有關系。
一個進一步的關乎曆史的時間性的因果推論就是：如果理想型的政治競争在某個社會占據主導，該社會的積累性發展就會放緩。
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性質是，它與其他形式的社會力量相比會占據一定優勢。
這是因為經濟和意識形态權力不具有強制性，而政治權力具有強制性。
在直接對抗的情況下，政治行動者會占上風。
我們可能會說軍事權力也具有強制性，但是軍事行動者并不具有統治合法性（馬上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
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公共物，而提供公共物的能力（績效）則構成了政治的重要合法性基礎。
有人會說軍事行動者也可以提供公共物，但如果軍事行動者能常規地為所控制的地方提供治安、法律和防禦等公共物，他就成了政治行動者了。
因此，政治權力在曆史進程中有着很強的主導和吸納軍事權力的傾向，以至于在韋伯的理論中，軍事權力就被簡約成了政治權力的一部分。
政治權力所占的優勢對曆史進程有多重的結構化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作為人類社會中最為重要的政治行動者，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巨大，且在全世界範圍内有着不斷走強的趨勢。
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國家力量不斷走強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其提供公共物的功效。
如果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國家唯一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