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趙鼎新：權力、結構和時間性 —— 曆史社會學和宏觀曆史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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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礎，基于工具理性的交換關系就會主導國家和社會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民衆認為國家沒有能很好地提供某些公共物，他們馬上就會不滿，由此造成的政治不穩定就會嚴重削弱國家的政治力量（趙鼎新2016）。
國家權力能在曆史進程中走強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國家能利用意識形态為其提供軟實力，或者說一個更為穩固的合法性基礎。
要想把某一意識形态作為合法性基礎，國家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就會選擇與給定時空下的某些意識形态行動者結盟。
我在前文中已經說明，意識形态的影響力隻有與具有強制性和半強制性的力量結盟後，才能得到飛速擴張。
因此，作為意識形态行動者的教會、寺廟、學院，大多數都會很願意與政權結盟。
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來描述知識分子的屬性，應該說這是一個抓住了意識形态權力的性質和意識形态行動者的性質的洞見。
但在另一方面，不同意識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性質和國家—社會關系。
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當今世界的不同制度，它們之間最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國教”或者國家所推崇的世俗意識形态的不同。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軸心時代宗教對文明分岔具有韋伯所說的“扳道工”作用(Weber1970)，以及曼所說的“鋪軌”作用(Mann1986，341)。
(5)道家時間 人類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行為的内在的各種機制性邏輯會給曆史帶來不同的時間性，但是這些機制性邏輯大多數都具有很強的正反饋性（趙鼎新2021，43—45），或者說都具有内禀的不穩定。
這一不穩定性勢必會帶來“報複”，具體說就是會受到各種具有負反饋性質的社會力量的調節，這就形成了所謂的道家時間。
道家時間有兩個關鍵。
其一是轉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發展的“否定之否定”。
既然沒有螺旋式發展的“否定之否定”，曆史也就沒有什麼終極目标。
道家時間就像是一幅太極圖，它沒有終極目标和意義，但卻有規律可循，并且規律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會不斷轉化。
其二是多元動力，即導緻事物轉化與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并且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組合方式可以不斷改變。
道家時間的這一特色使它明顯區别于西方學者提出的各種對稱性循環理論，即認為是同樣的力量讓曆史獲得了正向運動和反向運動，也是同樣的力量造就了曆史一次又一次的循環。
持道家史觀的學者會認為，雖然曆史發展呈波狀，但造成單一循環的正反兩個方向，以及每次曆史循環波動的原因都不見得相同。
老子把這個意思總結為“道可道，非常道”，即所謂可道的道，比如，奧爾森的利益集團勢力消長周期，特欽的凝聚力周期及人口和政治周期，雖然很有洞見，但都不是“常道”。
這是因為可道的道仍然屬于社會機制範疇，它們的重要性和在社會中的作用方式必然會随着曆史情境而變（趙鼎新2021，第二章）。
那麼，什麼是“常道”呢？按筆者的理解，在老子的哲學思想下，所謂的常道其實是一個可以做如下表述的強弱轉換法則（也可以說是反向運動原則）：任何性質的社會組織、思想和制度，随着它們的力量變得強大，削弱它們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機制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軍事和經濟競争能促進人類社會的積累性發展，而積累性發展一旦被赢者定義為“進步”，就會給人一種曆史具有目的性方向的錯覺。
我這裡要強調的是，軍事和經濟權力的自身邏輯除了能給曆史以方向性的積累性發展，也會引發各種反向力量。
比如，軍事沖突的雙方都會試圖在資源、技術、組織、信息、戰略和戰術等方面超過對手。
軍事差距達到一定程度後，占優勢的一方就可能做出包括過度擴張、藐視對手、忽視自己的弱點和潛在危機等錯誤決策。
對于處于劣勢的一方來說，對方越強大，他們向對手學習和圖強的欲望就會越大，于是就會啟動強弱力量轉化的軍事道家時間。
經濟行為所能引發的道家時間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分别來理解。
在微觀層面，任何一個公司在成功的同時，勢必會提高公司職員的讨價還價能力，從而提高商業成本；公司的成功也會使得成功階段的組織和經營模式固化，從而給以後的制度創新造成困難；成功還會刺激其他公司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
這些和其他類似性質的社會機制都會把某些公司從成功帶入困境，把另一些公司從弱小引向壯大。
在宏觀層面，市場競争越不受到控制和調節，貧富差距和環境危機等問題就會越嚴重，由此造成的各種壓力勢必會在社會上引發反市場經濟的大潮；而大潮一旦來臨一般都勢不可當，由此造成的對市場的過度壓制，勢必會引發普遍的貧窮和稀缺，從而增強各種反向邏輯的力量。
政治行為所能引發的道家時間邏輯就更多了。
比如，在農業社會中，國家的持續強盛會加快人口增加。
這時，人多地少現象就會越發嚴重，國家的稅收能力和對社會的控制力就會不斷減弱。
還比如，國家力量的持續走強必然會給統治者帶來過度自信，固化和強化利益集團政治，讓官僚科層邏輯取代政治邏輯，導緻社會凝聚力下降，類似的原因都會壯大那些削弱政治勢力的力量，形成各種與政治邏輯相關的道家時間。
理想型的意識形态權力不會促進積累性發展，并且高度彌散多元。
這些性質就使得理想型意識形态在社會上的存在就如同工程學中所講的“白噪聲”一般，它不提供任何實質性的信息，最多就是給社會增加了一個穩定器，且不引發任何形式的“發展”，也不會啟動循環時間邏輯。
但是意識形态能論證社會存在和社會行動的合理性，因此很受其他類型的社會行動者青睐，這是因為有意識形态支持的社會力量不但更為牢固，而且還能釋放出原本不可能獲得的社會能量。
但是在與其他形式的社會力量結合後，意識形态權力就不再以理想型狀态出現。
具體說就是，與其他社會力量相結合後的意識形态就可能會走向強勢，其行動者就會獲取大量社會資源，并且啟動意識形态權力的組織化、教規化以及表述的“高級化”和精細化進程。
這就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了某些“高級”意識形态更具有說服力的錯覺。
可是，意識形态與其他社會力量組合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成倍地加強了各種反向運動的力量，加速了反向運動的進程。
舉例來說，沒有意識形态的支持，經濟自由主義不可能取得強勢，而支持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态越在一個社會中占主流，市場的負面性在該社會就越得不到有效控制，由市場的負面性所引發的反向運動也會來得越兇猛。
一旦有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态的支持，軍事侵略和奴役其他社會群體的行為就會被認定為理所當然，而所引發的各種反向運動自然也會來得越兇猛。
在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所能形成的各種兩兩組合中，沒有比意識形态和政治權力的結合對于曆史發展來說更為重要的了。
意識形态能為國家（政治行動者的最重要代表）提供更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但是一旦國家推崇某個能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态，該意識形态就會在高度多元的理想型意識形态場域中脫穎而出取得強勢地位。
這時，各種反向力量馬上就會萌生。
比如在當代社會，當作為立國之本的意識形态發展成為被廣泛接受的主流價值觀時，該價值觀就會成為民衆看問題的出發點和行為模式的依據。
民衆因此會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輿論堅信不疑，并追求與主流價值觀一緻的政治正确，包括對自己的行為主動設限、抨擊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為，甚至要求國家對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打壓（趙鼎新2016）。
當政治正确的壓力達到一定高度後，僞裝和虛僞就會變得普遍，道德高調就會與社會實際産生嚴重脫節，社會問題就會難以得到反映。
再加上對主流價值觀深信不疑的國家精英會堅持己見，知識精英會粉飾太平，國家權力的黑暗面和某意識形态的盲區在此時就會被成倍放大，反向力量因此會來得更為兇猛。
在分析社會科學範式交替變化的原因時，筆者曾指出：“社會科學範式的背後不僅僅是一些客觀事實，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識形态的人看問題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誤區和事實的混合，非常複雜。
因此，一旦一種觀念在社會上或者在學術圈盛行，它都會引發兩個導緻事物走向反面的機制。
(1)在社會上，一種觀念一旦取得優勢，無論是真誠信徒還是機會主義分子都會不遺餘力地把這一觀念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做大。
其結果就是不斷顯露和放大這一觀念的誤區，所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害性的）後果反倒“證明”了其他觀念的“正确”。
(2)在學術圈内，某一觀念一旦占領了學術市場，無論是它的真誠信徒還是跟風者也都會不遺餘力地把圍繞着這一觀念的研究做到極緻。
學術與經驗事實的關系越來越不切合，從而為其他觀念和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最為可悲但卻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境，就是主流社會觀念和主流學術觀念的合流，學術在這時會降為權力的附庸和幫兇。
在曆史上，這種合流帶來的總是災難——古今中外，無不如此。
但是，由于以上的兩個機制的約束，人類幾乎是不可能從中真正吸取教訓的。
”（趙鼎新2015b，16）筆者在此所分析的，正是政治和具有一定意識形态性的社會科學學術的結合所能引發的道家反向運動。
總結 本文指出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社會學的結構/機制叙事和曆史學的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理論層面上探讨結構/機制和時間/曆史之間的關系的學問。
曆史社會學不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曆史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
本文還提出曆史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意識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及其後果，或者說它的關懷在當代，而不是過去。
在本文的其餘部分，筆者試圖提出一個能貫通社會學的結構/機制分析和曆史學的事件/時間序列分析的曆史發展規律理論，其要點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除了地理、氣候等外部因素，宏觀曆史的發展規律主要是由經濟、軍事/地域、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四個從人類本性發展起來的社會權力來源所形塑。
第二，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都帶有相應的對曆史的時間性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性質，這些權力來源在不同時空下的相對重要性和組合方式的變化，會導緻不同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改變，從而改變了不同時空下社會行動者的權力結構、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第三，理想型的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政治權力的一些機制性性質所産生的因果關系，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引發反向力量的壯大。
這些機制性性質表達得越充分，反向力量也就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理想型意義下的經濟循環時間、軍事循環時間和政治循環時間。
第四，理想型的意識形态權力本身不會引發反向力量的增長，但是一旦某一意識形态被用來論證其他權力行動者（特别是政治行動者）行為的合法性，該意識形态就會在其他權力行動者的支持下獲得社會影響。
該意識形态在社會上越具有主宰性，它所引發的反向運動的力量也越大，形成了與意識形态有關的各種循環時間。
第五，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以及相應的社會行動者一個都不會缺席，情況因此更為複雜。
更何況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的相對重要性和交互方式在不同時空下高度可變，賦予了曆史從表面上看無窮的可能性。
第六，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在曆史過程中能産生無窮的組合，因此它們組合後造成曆史循環的原因，在理論上也具有高度多樣性。
雖然曆史發展呈循環狀，造成循環的原因其實很難雷同，因此構成了道家時間。
大多數曆史循環其實都是道家時間意義下的循環。
第七，在四個權力來源所能産生的兩兩組合中，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組合對曆史發展來說具有一定主導性(primacy)，但這主導性并不絕對。
因為當這兩個權力來源的具體組合（比如多黨民主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組合）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占據強勢地位的時候，也是占據着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态行動者行為張狂的時候。
這個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态行動者勢必會做出各種誤判和犯各種錯誤，從而加大讓曆史邁入反向進程的力量。
在這反向進程中，原有的看上去很牢固的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結合就會松動甚至被打破，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之間就會出現其他的結合方式，從而把曆史引向其他方向。
但是在新的方向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新的結合馬上就又會占據主導，人類也會繼續犯着形異實同的錯誤，造就了一次又一次外觀相似、内在原因卻很不一緻的道家循環。
第八，因為意識形态和政治這兩個軟硬權力的組合能産生特别大的社會力量，其引發的反向力量因此也更為兇猛。
可以這麼說，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組合所産生的道家時間圈中“陰”和“陽”的頂點和底點，往往定義了一個時代的風貌。
比如，以我個人的經曆，就目睹了三次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态力量的大重組（包括前兩次的頂點和底點）：“二戰”後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和中國的推動下洶湧澎湃；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化浪潮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推動下，波及世界各個角落；近十幾年來保守主義政治在全球的回歸。
這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不無遺憾地說，在筆者的理論下，人類就像是飲酒過量卻還自以為掌握着曆史鑰匙的醉漢，明明是在一張有四根琴弦（象征着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巨琴上用腳亂踩，卻還自诩是在畫着“最美最好的畫”，由此導緻的各種悲劇性和鬧劇性的後果隻會加快曆史以報複性的方式邁入相反進程。
盡管如此，曆史仍然有大量規律可循。
總之，筆者認為，隻有以四個權力來源的性質，以及它們和道家時間的交互為主軸來理解曆史，我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民衆認為國家沒有能很好地提供某些公共物，他們馬上就會不滿，由此造成的政治不穩定就會嚴重削弱國家的政治力量（趙鼎新2016）。
國家權力能在曆史進程中走強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國家能利用意識形态為其提供軟實力，或者說一個更為穩固的合法性基礎。
要想把某一意識形态作為合法性基礎，國家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就會選擇與給定時空下的某些意識形态行動者結盟。
我在前文中已經說明，意識形态的影響力隻有與具有強制性和半強制性的力量結盟後，才能得到飛速擴張。
因此，作為意識形态行動者的教會、寺廟、學院，大多數都會很願意與政權結盟。
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來描述知識分子的屬性，應該說這是一個抓住了意識形态權力的性質和意識形态行動者的性質的洞見。
但在另一方面，不同意識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性質和國家—社會關系。
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當今世界的不同制度，它們之間最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國教”或者國家所推崇的世俗意識形态的不同。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軸心時代宗教對文明分岔具有韋伯所說的“扳道工”作用(Weber1970)，以及曼所說的“鋪軌”作用(Mann1986，341)。
(5)道家時間 人類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行為的内在的各種機制性邏輯會給曆史帶來不同的時間性，但是這些機制性邏輯大多數都具有很強的正反饋性（趙鼎新2021，43—45），或者說都具有内禀的不穩定。
這一不穩定性勢必會帶來“報複”，具體說就是會受到各種具有負反饋性質的社會力量的調節，這就形成了所謂的道家時間。
道家時間有兩個關鍵。
其一是轉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發展的“否定之否定”。
既然沒有螺旋式發展的“否定之否定”，曆史也就沒有什麼終極目标。
道家時間就像是一幅太極圖，它沒有終極目标和意義，但卻有規律可循，并且規律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會不斷轉化。
其二是多元動力，即導緻事物轉化與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并且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組合方式可以不斷改變。
道家時間的這一特色使它明顯區别于西方學者提出的各種對稱性循環理論，即認為是同樣的力量讓曆史獲得了正向運動和反向運動，也是同樣的力量造就了曆史一次又一次的循環。
持道家史觀的學者會認為，雖然曆史發展呈波狀，但造成單一循環的正反兩個方向，以及每次曆史循環波動的原因都不見得相同。
老子把這個意思總結為“道可道，非常道”，即所謂可道的道，比如，奧爾森的利益集團勢力消長周期，特欽的凝聚力周期及人口和政治周期，雖然很有洞見，但都不是“常道”。
這是因為可道的道仍然屬于社會機制範疇，它們的重要性和在社會中的作用方式必然會随着曆史情境而變（趙鼎新2021，第二章）。
那麼，什麼是“常道”呢？按筆者的理解，在老子的哲學思想下，所謂的常道其實是一個可以做如下表述的強弱轉換法則（也可以說是反向運動原則）：任何性質的社會組織、思想和制度，随着它們的力量變得強大，削弱它們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機制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軍事和經濟競争能促進人類社會的積累性發展，而積累性發展一旦被赢者定義為“進步”，就會給人一種曆史具有目的性方向的錯覺。
我這裡要強調的是，軍事和經濟權力的自身邏輯除了能給曆史以方向性的積累性發展，也會引發各種反向力量。
比如，軍事沖突的雙方都會試圖在資源、技術、組織、信息、戰略和戰術等方面超過對手。
軍事差距達到一定程度後，占優勢的一方就可能做出包括過度擴張、藐視對手、忽視自己的弱點和潛在危機等錯誤決策。
對于處于劣勢的一方來說，對方越強大，他們向對手學習和圖強的欲望就會越大，于是就會啟動強弱力量轉化的軍事道家時間。
經濟行為所能引發的道家時間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分别來理解。
在微觀層面，任何一個公司在成功的同時，勢必會提高公司職員的讨價還價能力，從而提高商業成本；公司的成功也會使得成功階段的組織和經營模式固化，從而給以後的制度創新造成困難；成功還會刺激其他公司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
這些和其他類似性質的社會機制都會把某些公司從成功帶入困境，把另一些公司從弱小引向壯大。
在宏觀層面，市場競争越不受到控制和調節，貧富差距和環境危機等問題就會越嚴重，由此造成的各種壓力勢必會在社會上引發反市場經濟的大潮；而大潮一旦來臨一般都勢不可當，由此造成的對市場的過度壓制，勢必會引發普遍的貧窮和稀缺，從而增強各種反向邏輯的力量。
政治行為所能引發的道家時間邏輯就更多了。
比如，在農業社會中，國家的持續強盛會加快人口增加。
這時，人多地少現象就會越發嚴重，國家的稅收能力和對社會的控制力就會不斷減弱。
還比如，國家力量的持續走強必然會給統治者帶來過度自信，固化和強化利益集團政治，讓官僚科層邏輯取代政治邏輯，導緻社會凝聚力下降，類似的原因都會壯大那些削弱政治勢力的力量，形成各種與政治邏輯相關的道家時間。
理想型的意識形态權力不會促進積累性發展，并且高度彌散多元。
這些性質就使得理想型意識形态在社會上的存在就如同工程學中所講的“白噪聲”一般，它不提供任何實質性的信息，最多就是給社會增加了一個穩定器，且不引發任何形式的“發展”，也不會啟動循環時間邏輯。
但是意識形态能論證社會存在和社會行動的合理性，因此很受其他類型的社會行動者青睐，這是因為有意識形态支持的社會力量不但更為牢固，而且還能釋放出原本不可能獲得的社會能量。
但是在與其他形式的社會力量結合後，意識形态權力就不再以理想型狀态出現。
具體說就是，與其他社會力量相結合後的意識形态就可能會走向強勢，其行動者就會獲取大量社會資源，并且啟動意識形态權力的組織化、教規化以及表述的“高級化”和精細化進程。
這就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了某些“高級”意識形态更具有說服力的錯覺。
可是，意識形态與其他社會力量組合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成倍地加強了各種反向運動的力量，加速了反向運動的進程。
舉例來說，沒有意識形态的支持，經濟自由主義不可能取得強勢，而支持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态越在一個社會中占主流，市場的負面性在該社會就越得不到有效控制，由市場的負面性所引發的反向運動也會來得越兇猛。
一旦有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态的支持，軍事侵略和奴役其他社會群體的行為就會被認定為理所當然，而所引發的各種反向運動自然也會來得越兇猛。
在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所能形成的各種兩兩組合中，沒有比意識形态和政治權力的結合對于曆史發展來說更為重要的了。
意識形态能為國家（政治行動者的最重要代表）提供更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但是一旦國家推崇某個能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态，該意識形态就會在高度多元的理想型意識形态場域中脫穎而出取得強勢地位。
這時，各種反向力量馬上就會萌生。
比如在當代社會，當作為立國之本的意識形态發展成為被廣泛接受的主流價值觀時，該價值觀就會成為民衆看問題的出發點和行為模式的依據。
民衆因此會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輿論堅信不疑，并追求與主流價值觀一緻的政治正确，包括對自己的行為主動設限、抨擊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為，甚至要求國家對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打壓（趙鼎新2016）。
當政治正确的壓力達到一定高度後，僞裝和虛僞就會變得普遍，道德高調就會與社會實際産生嚴重脫節，社會問題就會難以得到反映。
再加上對主流價值觀深信不疑的國家精英會堅持己見，知識精英會粉飾太平，國家權力的黑暗面和某意識形态的盲區在此時就會被成倍放大，反向力量因此會來得更為兇猛。
在分析社會科學範式交替變化的原因時，筆者曾指出：“社會科學範式的背後不僅僅是一些客觀事實，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識形态的人看問題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誤區和事實的混合，非常複雜。
因此，一旦一種觀念在社會上或者在學術圈盛行，它都會引發兩個導緻事物走向反面的機制。
(1)在社會上，一種觀念一旦取得優勢，無論是真誠信徒還是機會主義分子都會不遺餘力地把這一觀念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做大。
其結果就是不斷顯露和放大這一觀念的誤區，所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害性的）後果反倒“證明”了其他觀念的“正确”。
(2)在學術圈内，某一觀念一旦占領了學術市場，無論是它的真誠信徒還是跟風者也都會不遺餘力地把圍繞着這一觀念的研究做到極緻。
學術與經驗事實的關系越來越不切合，從而為其他觀念和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最為可悲但卻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境，就是主流社會觀念和主流學術觀念的合流，學術在這時會降為權力的附庸和幫兇。
在曆史上，這種合流帶來的總是災難——古今中外，無不如此。
但是，由于以上的兩個機制的約束，人類幾乎是不可能從中真正吸取教訓的。
”（趙鼎新2015b，16）筆者在此所分析的，正是政治和具有一定意識形态性的社會科學學術的結合所能引發的道家反向運動。
總結 本文指出曆史社會學是一門結合社會學的結構/機制叙事和曆史學的事件/時間序列叙事，并且在經驗和理論層面上探讨結構/機制和時間/曆史之間的關系的學問。
曆史社會學不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曆史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
本文還提出曆史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意識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産生、發展及其後果，或者說它的關懷在當代，而不是過去。
在本文的其餘部分，筆者試圖提出一個能貫通社會學的結構/機制分析和曆史學的事件/時間序列分析的曆史發展規律理論，其要點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除了地理、氣候等外部因素，宏觀曆史的發展規律主要是由經濟、軍事/地域、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四個從人類本性發展起來的社會權力來源所形塑。
第二，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都帶有相應的對曆史的時間性具有結構化作用的機制性性質，這些權力來源在不同時空下的相對重要性和組合方式的變化，會導緻不同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改變，從而改變了不同時空下社會行動者的權力結構、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第三，理想型的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政治權力的一些機制性性質所産生的因果關系，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引發反向力量的壯大。
這些機制性性質表達得越充分，反向力量也就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理想型意義下的經濟循環時間、軍事循環時間和政治循環時間。
第四，理想型的意識形态權力本身不會引發反向力量的增長，但是一旦某一意識形态被用來論證其他權力行動者（特别是政治行動者）行為的合法性，該意識形态就會在其他權力行動者的支持下獲得社會影響。
該意識形态在社會上越具有主宰性，它所引發的反向運動的力量也越大，形成了與意識形态有關的各種循環時間。
第五，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以及相應的社會行動者一個都不會缺席，情況因此更為複雜。
更何況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的相對重要性和交互方式在不同時空下高度可變，賦予了曆史從表面上看無窮的可能性。
第六，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在曆史過程中能産生無窮的組合，因此它們組合後造成曆史循環的原因，在理論上也具有高度多樣性。
雖然曆史發展呈循環狀，造成循環的原因其實很難雷同，因此構成了道家時間。
大多數曆史循環其實都是道家時間意義下的循環。
第七，在四個權力來源所能産生的兩兩組合中，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組合對曆史發展來說具有一定主導性(primacy)，但這主導性并不絕對。
因為當這兩個權力來源的具體組合（比如多黨民主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組合）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占據強勢地位的時候，也是占據着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态行動者行為張狂的時候。
這個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态行動者勢必會做出各種誤判和犯各種錯誤，從而加大讓曆史邁入反向進程的力量。
在這反向進程中，原有的看上去很牢固的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結合就會松動甚至被打破，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之間就會出現其他的結合方式，從而把曆史引向其他方向。
但是在新的方向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新的結合馬上就又會占據主導，人類也會繼續犯着形異實同的錯誤，造就了一次又一次外觀相似、内在原因卻很不一緻的道家循環。
第八，因為意識形态和政治這兩個軟硬權力的組合能産生特别大的社會力量，其引發的反向力量因此也更為兇猛。
可以這麼說，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組合所産生的道家時間圈中“陰”和“陽”的頂點和底點，往往定義了一個時代的風貌。
比如，以我個人的經曆，就目睹了三次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态力量的大重組（包括前兩次的頂點和底點）：“二戰”後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和中國的推動下洶湧澎湃；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化浪潮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推動下，波及世界各個角落；近十幾年來保守主義政治在全球的回歸。
這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不無遺憾地說，在筆者的理論下，人類就像是飲酒過量卻還自以為掌握着曆史鑰匙的醉漢，明明是在一張有四根琴弦（象征着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态權力）的巨琴上用腳亂踩，卻還自诩是在畫着“最美最好的畫”，由此導緻的各種悲劇性和鬧劇性的後果隻會加快曆史以報複性的方式邁入相反進程。
盡管如此，曆史仍然有大量規律可循。
總之，筆者認為，隻有以四個權力來源的性質，以及它們和道家時間的交互為主軸來理解曆史，我